人物专访

【记者林莲怡采访报导】布希圣乔治市（Bussy-Saint-Georges，下文简称“布希市”）是大巴黎地区东部的塞纳-马恩省（Seine-et-Marne）的一个市镇。这里拥有大片绿地，环境优美；有RER直达巴黎，交通方便。布希市是一座拥有40%左右亚裔居民的城市，12月5日本报采访了希望改变布希市现状的UMP市长竞选人、前国会议员布鲁尼尔（Chantal Brunel）女士，和布希市的华人参政代表刘志伟先生。 2014年布希市市长竞选人布鲁尼尔女士（左）和布希市华人参政代表刘志伟先生(右)合影。（摄影：林莲怡/看中国） 作为塞纳-马恩省2002年至2012年的国会议员，布鲁尼尔女士对布希市非常了解。她表示如果自己当选，将实施的三大政策是：降低税收、停止建造和杜绝浪费，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和改善治安状况。 记者：为什么您要竞选2014年布希市市长一职？布鲁尼尔：因为布希市的现况很糟，不论是经济，还是居民的生活水平上都出现问题。我参选的出发点就是要为布希的居民着想，通过减税、停止建楼、杜绝浪费等措施，恢复布希市的社会联系，让布希的居民重新体会到在布希的幸福感受。 记者：布希在法国负债最重的城市中排名第四，您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布鲁尼尔：必须节省开支。市政府本身没有资金，资金均来自布希市民，所以我要杜绝无用的开支，并让市政府每一欧元的开销都用在布希市民身上，实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政策。我们要重新提高生活质量；增加夜间照明设施（布希市民每年为照明缴纳100万欧元，但布希的某些街区夜间却没有灯光）；和开设免费绿色电话号码，使每次布希市出现问题时，市政府都在48小时内给予解决；另外我们还要修缮学校的设施，整治城市卫生。今天布希市民选择离开这座城市，因为这里税务繁重，且缺乏服务。 我们的三大承诺是：1、在减低税收方面，我们将在2015年开始把居住税降低15%，并在随后任职期间降低30%；在我没能完成降低税收15%之前，布希市的市长和民选官员的收入将减半。 2、停止建造。在布希市的经济情势没有重新稳定之前冻结一切建楼计划。 3、杜绝现行的开支浪费，提高生活质量和注重治安。增强警力、卫生、美化、照明等有效的城镇服务措施；创新的环保设施；提供有力的工作、交通及教育项目。 记者：关于治安，您有哪些具体措施？布鲁尼尔：现在违法现象有所上升，我认为应该重新将市政警察的服务更好的转向布希市和布希的市民。监控摄像头必须派上用场，而且必须被职权警察监管；国家警察需和布希市政警察合作，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要请来专业警察，因为现在有很多保安，但缺乏专业警察；需要一位民选官员专门负责学校及校舍周边的治安。 记者：您怎样看待商家周日营业一事？布鲁尼尔：在尊重员工希望工作的动机和对周日上班的员工增加薪水的情况下，我支持周日开门。现在很多年轻人和大学生，还有女性都希望周日工作。比如一位已婚女性，她的先生在周一至周五工作，她如果选择在一周内的周六和周日上两天班，就可以给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我在出任议员期间，我曾对促使Montévrain 市的商务中心周日营业做出很大工作。另外我赞成巴黎商店周日营业。伦敦和德国商店都有周日营业，那么多的游客来巴黎旅游，但他们都选择在周日的时候去伦敦购物！另外周日营业还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 记者：2013年11月25日联合国确立的“国际消除针对妇女暴力日”，就这一问题您可否表达一下您的看法？布鲁尼尔：我对这个话题感触很深，我们为受暴力侵害的女性做过很多工作。我也曾出版一本名为《为了消除对女性的暴力行为》（Pour en finir avec les violences faites aux femmes）的相关书籍。我们是一个讲人权的国家，但女性却没有受到完全公平的对待，这种情况在每一个领域都会出现，受暴力伤害的女性事件在布希也有发生。我们对此问题做过很多努力，比如针对保护受暴力伤害女性的法律投票等。我们也在男女同酬和性被尊重等方面做出过工作，现在法律规定惩罚不遵守男女同酬的公司，但遗憾的是在经济危机的困扰下却很难执行。 布鲁尼尔女士表示参加2014年市政选举希望真正为布希市和布希市民服务，她说：“我曾担任了十年的国会议员，曾是公司经理，在部委办公厅工作了十年，我不需要通过参选给自己增加光环，而是真心希望把这座城市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布希市华人参政代表刘志伟刘志伟先生42岁，华裔老挝人，三个孩子的父亲。刘先生1975年来到法国，并获得了电子工程BAC+5 DEA的学位。他曾在巴黎13区和龙城（Lognes）居住，现居住在布希市。刘先生是这里众多华人居民中的一位参政代表。 刘先生对本报表示，布希市的人口年轻且充满活力，这些活跃在公司、手工业和商业等各领域的市民都曾因布希市便利的生活条件和怡人的居住环境而定居于此。然而2002年开始布希市的税收不断加重，基础设施开始落后，房地产投资因房地产的下滑而不见收益，布希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学校和公共交通的饱和。 刘先生认为布希市需要降低税收、减缓建楼和吸引更多的公司。同时对于布希这样的容纳各族移民的城市来讲，团结每一个族群，增进平等十分重要。他说：“比如中国传统节日的庆典，就应该是一个分享幸福和交流各国文化的活动。” 为了改变自己居住城市的现状，刘先生说：“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投身到城市的管理和发展中。我邀请所有布希市民和布鲁尼尔女士一起为‘谱写一个全新的布希市’而努力。” 法国新一届市政选举日期是2014年的3月23日和30日。届时将选举产生新一任地方长官和市镇议员。这些民选官员的当选涉及其管辖地区地方税、城市规划、商业、治安、教育、卫生、住房、交通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各项领域。地方政府中，是否有人可为华人代言，让法国社会更多的听到华人的声音突显重要。希望有资格投票的华人积极参与，没有注册选民卡的华人可在12月31日前到居住地市政府申请办理。 

【看中国记者晨光法国采访报道】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欧洲各国都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曾有十几万中国劳工默默无闻地参与一次大战的后勤工作，更有数千名华工客死他乡。 为了不让这段历史被遗忘，看中国记者于2009年11月采访了张瑞哈先生(Gerard Tchang)。张先生的先父张长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十几万中国劳工一起来到法国，参与法国军队的后勤工作，并被送往前线。战后他和法国姑娘路易斯结婚，并在法国安家立业。 年轻时代的张长松和法国女孩路易斯  张瑞哈先生(Gerard Tchang)和妻子 每天收入2.5法郎张先生说，他的父亲是江苏清江人。1917年被法国招募为劳工来到法国，合同期是5年。他在巴黎西北郊的Conflans Saint Honorine河港码头工作，参加为法国东部皮卡第(Picardie)前线部队提供给养的任务。和当时英国集中军事管理华工的做法不同，法国雇佣的中国劳工被分派在全法各地需要军事后勤工作的地方，所以和当地人有比较多的接触。当时他的父亲学会了法语的听说，但不会读写。合同规定华工每天的薪水是5法郎，但扣去食宿费、服装费、工伤保险费后，拿到手的就只剩2.5法郎。 根据张先生获得的一封信件，1918年法国军队的司令要求派遣1000名中国劳工到东部前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被派遣到东部前线拉马恩省(la Marne)的Suippes镇工作，帮助法国部队挖掘战壕、搬运和掩埋尸体、排除地雷、运送炮弹等。在前线每天拿到手的实际收入被提高到3.5法郎，这是部队里的最低标准。 和法国姑娘路易斯的跨国婚姻 战后的1920年，张长松来到法国中部涅安夫(Nièvre)省的一家修理军事设施的军工厂工作。在这个时候，他邂逅了法国女孩路易斯，他们双双坠入爱河并结婚。是爱情的力量使张长松想留在法国，由于他有军工厂的工作，获得了继续在法国居留的权利。1923年，他申请到拉马士(La machine)的煤矿工作，当时在那里工作的还有30多位中国劳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47岁的张长松和儿子罗杰一起奔赴阿尔萨斯前线参加抗德游击队。张长松先生由于参加了两次大战，获得法国国防部颁发的两块法国纪念奖章(Médaille commémorative française)。 张长松和路易斯生育了13个孩子，目前有10名在世子女，分别居住在法国、美国和加拿大。根据张瑞哈先生的回忆，他的父亲非常勤劳，从煤矿退休后由于还有三个孩子要抚养，又参加公路维护工作。 虽然常居法国，张长松先生对中国一直很怀念，时常想回国看看，但一直没能成行。他晚年在法国拉马士，当时该市的其他中国劳工，要么回国，要么过世，周围已经没有中国人了。家里人也都说法语，没有人可以说中国话，但他在睡午觉梦呓时，家人听到他说的还是中文。 来到欧洲西部战线的中国劳工  华工成为第一批大规模移居法国的华人 并不是所有中国劳工都像张长松先生那样幸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共有14万华工来到英法两国，从事军队后勤工作，有的工作条件很艰苦。一部分华工被送上了战场，直接在德军的炮火和轰炸下从事挖战壕、搬尸体等工作。几年中，大约有6000名中国劳工死于疾病、敌人的攻击或者恶劣的医疗条件。 在法国北部Nolette和Noyelles的英军公墓里，各有800多座华人墓碑。 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北洋政府为了提高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积极协助协约国中的英、法、美、俄在中国招募劳工，参与军队后勤工作。在劳工行列中虽然混有学生、失业的普通公务员和有低文凭的人出现，但被英国人和法国人运送到法国的中国劳工大部分都来自贫穷的农民家庭，特别是来自山东农村的贫困家庭。5年的长期合同和每天稳定的收入对他们来说很有吸引力。到达西线战场的中国劳工，有9.5万人被分配到英国军队，3.5万人分在法国军队，1万人为刚刚参战的美军服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战地后勤，比如维修道路、营房，挖掘战壕，装卸弹药，救护伤员，掩埋尸体，也包括进入英法工厂服务。当时中国劳工仅仅被视为廉价劳动力，他们是被人歧视的苦力，甚至不允许随便离开营地。 1917年8月中国政府正式对德宣战后，这些华工被大批送往前线，部分华工加入法军，直接参加战斗。 当时法国社会党人马里尤斯•穆泰（Marius Moutet）说："在这段历史中值得被牢记的就是中国政府明确想要积极参战的良好意愿，而这场战争是关系到法国自身存亡与否的。这种参与是非常珍贵的。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工厂中工作，使得我们可以在军队中雇佣同样数量的法国工人。" 1919年战后，华工被陆续遣返回国，但实际上回到中国的只有11万人，很多人回到中国后和以前一样贫困。另有3000多华工因找到其它工作或和法国人结婚而在法国定居，成为第一批大规模移居法国的华人。 1998年，法国政府在巴黎13区中国城内竖立了一座"中国劳工纪念碑"，碑文用中、法两国文字镌刻着："公元1916年到1918年，14万华工在法国参加盟军抗战工作，有近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抗战胜利后，其中3000人从此定居法国，在巴黎、里昂车站附近形成第一个华人社团。" 1919年参加凡尔赛和会的中国代表，根据中国劳工在战争中对协约国方所作出的贡献，希望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代表提出了收回被德军强占的山东半岛、取消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等要求，但遭到拒绝。凡尔赛和会的结果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抗议，从而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　帮助华工后代赴法扫墓 去年张瑞哈先生到中国威海参加国际中国劳工论坛会，遇到很多在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的后代，其中有些人很想来法国祖先的坟上扫墓。 回到法国后，张先生写了封信给法国政府要员，希望能让中国劳工后代在2008年一战停战日之际，到法国来为祖先扫墓。两周后，法国外交部和张先生取得联系。在法国外交部的帮助下，这些后代很快获得了签证，并于去年停战日之际来到法国，找到了位于法国北部的祖先墓地。 然而并不是所有捐躯法国的华工的后代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能够来到法国找到祖先墓碑，而且很多墓碑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号码。 目前，张瑞哈先生已经退休，他开始逐渐地整理有关他父亲和一战华工的历史资料，为的是不让子孙忘记这段历史。 (欧洲《看中国时报》首发，转载须经授权)

【看中国记者彭晓莹/陈成专访】在国内医疗事故屡见不鲜，近期在浙江省青田县人民医院又发生了一起医疗事故。9月5日，一名1岁小男孩因身体发烧被爷爷奶奶送到青田人民医院就诊。小男孩在医院打了6瓶点滴后，身体状况正常，随后服用了护士拿来的药水，又给打了一针，结果小男孩儿马上出现强烈反应，在数分钟内死亡。事发后，从意大利赶到医院的孩子父亲和爷爷奶奶到医院讨个说法，被医院保安暴力殴打后晕倒，随即被送往医院急诊室。青田华侨郑先生到青田县人民医院询问儿子死亡真相，讨个说法时，被医院保安暴打，当时晕倒在地，之后他被送往医院急诊室。 (照片由受害家属亲友提供)9月12日，本报记者电话采访到了小男孩父亲郑先生及几位亲友。他们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事情经过。男童身体微恙  命丧医院家乡在浙江省青田县贵岙村的1岁小男孩郑懿轩，出生在意大利的Rimini城市，他的父母都在意大利打工。9月4日早上7点，照看他的爷爷奶奶发现他身上出现了像是出痱子的症状和伴有低烧，于是老两口决定带孙子去青田县人民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没有大碍，只需输液2瓶，11时左右爷爷奶奶带小懿轩回到家中。第二天（5日）早上5点，爷爷奶奶发现小懿轩再次发烧，于是带着他重返青田县人民医院。6点钟医生给孩子验血和拍片，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8点整开始打点滴，直到下午3时许，小懿轩一共打了6瓶点滴。输液结束后小懿轩的身体状况正常，这时一位护士拿来药水，要求他服下，并且还给他打了一针。小懿轩马上出现强烈反应，突然口吐白沫，开始翻白眼，被吓坏了的爷爷奶奶赶紧叫医生，可是医生迟迟没有来，只来了另一名护士，说孩子不行了。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小懿轩就没有了生命迹象。半个小时后，五六个医生对小孩进行抢救，最终都无济于事。当孩子逝世后，小懿轩服用过的药品，以及验血单，挂号卡和病历等证据都被院方收走了，当亲属们向院方索要病历等相关证据时，却遭到院方拒绝。孩子病例是第二天才交给家属的，家属怀疑病例已被改过了。一位亲属表示，院方在事出当晚不愿交出孩子病例，第二天才拿出来，“不做亏心事，为什么不当天给我们？”亲朋去讨说法  被打被抓　　事发当天，小懿轩的亲属接到通知后陆续赶到医院，同时也报了警。对于突如其来的噩耗，家里人一时无法接受。当天在意大利打工的小孩父母郑先生夫妇听到这一消息后悲痛欲绝。6日，孩子的父亲郑先生在第一时间赶回国，当他看到儿子遗体时失声痛哭。郑先生在亲朋好友的陪同下找到院方负责人，要求对孩子的不正常死亡做出解释。院方负责人表示“孩子是喝奶粉呛死的，与医院无关”，但小懿轩的爷爷奶奶证实，当天没有给孙子喝奶。9月9日，由于没有得到孩子死亡的真相，郑先生与孩子爷爷奶奶再次来到医院住院部讨说法，他们在一楼大厅举着小懿轩的照片，再次要求院方告知孩子的死亡真相。没过多久医院保安以扰乱秩序为由出面制止，随后过来五六个身强体壮的青年男子，对三人暴力殴打，将他们打倒在地。郑先生一家人的身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爷爷的的耳朵后面被打红肿，郑先生的脸、肚子均被打了数拳，当时被打晕过去，三人随即被送往急诊室。11日，村里人知道了郑先生一家的遭遇后自发来到医院，要为他们讨个公道。与此同时医院大厅已经清场，待村民来到医院，门口的警察立即把前来的11位村民按倒，并将他们带到了派出所。直到本报截稿时，11人中已有6人被放出来，4人将被拘留8至10天不等，警方表示还有一人将被判刑。意大利华侨父母  痛不欲生孩子的父母都是老实人，郑先生原名郑双儿，由于家境贫寒，2007年借款10多万元人民币独自到意大利谋生，在RIMINI一家意大利餐馆当厨师。郑先生于2010年把太太接到身边，并为其谋得在中餐馆服务员一职。他们都有意大利合法居留。2012年9月6日小懿轩在意大利降生。由于家里负债累累，夫妻俩为了能够全身心地挣钱还债，郑先生于2012年12月把孩子带到中国，托付给了在青田老家的父母，原本打算今年10月份再把孩子接回意大利。岂料到在小懿轩只差1天满１周岁之时，发生如此变故。一位亲友向本报记者透露，小懿轩的死亡对郑先生一家来说犹如晴天霹雳，郑先生于6日赶回国内。因当时郑太太得知噩耗后承受不了这一打击，其同住在意大利的姐姐照顾了她三天三夜，郑太太9日晚才抵达青田老家。旅居国外的辛苦，负债累累的压力，痛失爱子的悲伤，再加上孩子的爷爷奶奶和本人被打伤，现在郑先生受到很大的刺激，精神状况很不稳定。小懿轩的母亲悲伤过度，几天不吃饭．目前小懿轩的遗体被安置在青田殡仪馆内。在本报采访中，郑先生多次向记者表示，他一定要知道1岁儿子死亡的真相。但直到截稿之时，院方仍然没有提供任何真实的信息。郑先生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有亲友或同乡。在此本报呼吁浙江地区同乡会、特别是青田地区同乡会关注此事，伸出你们同乡情谊的援助之手，向国内当地政府官员、向中国驻外领事机构反映华人同乡心声，帮助郑先生了解儿子死亡的真相，讨回公道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

【看中国记者林莲怡采访报导】3月23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台湾导演如今（Yiomama H.LOUGINE），她新创作的电影《返来（BE HOME）》入围于4月1日至10日举行的第14届法国图尔亚洲国际电影节（14e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e Cinéma Asiatique de Tour），并将于4月4日在电影节上放映。如今导演向我们讲述了电影拍摄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如今导演在拍摄中。如今导演长年从事电影剧本创作和电影拍摄工作，往返于台湾和法国两地之间。她执导的短片《洼水》获第二十届金穗奖优良短片奖及同年波兰CRACOW国际短片影展金奖，并入围比利时独立制片电影节。如今导演经常与法国知名导演合作，由她担任副导演的法国短篇《面对面（Face to Face）》曾入围1993年嘎纳影展。初次见到如今导演，感到她全身透出清淡素雅的气质，但举手投足间又散发出坚韧的个性。“我一路走的比较颠簸，是因为我比较有自己的想法，我想做自己想做的，那我想做的主题不见得迎合外界的口味。”如今导演介绍说《返来》是她导演的第一部长片，拍摄的过程中经历诸多波折，多次绝处逢生，均遇贵人相助，才得以完成制作。每个人都有家，都有自己挚爱的父母、亲人。很多人为工作远离家庭，背井离乡，《返来》长片中的女主角就是一位从台湾宜兰去都市生活工作的年轻太太。当这位年轻的女性在都市里面一直受伤想要回家时，却发现家人相继撒手人寰，而整个故事就是围绕着她面对这段心路历程所展开的。《返来（BE HOME）》电影剧照一部有关生命的故事——《返来》如今导演向记者透露，“拍片时由于处于生活的低谷，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又带着一个孩子，没有办法，所以就把所有的情绪都注入到片子里面，然后我拍完片之后就出事了。”2009年长片《返来》在拍摄结束之后，如今就因患血崩被送到医院急救。由于拍摄《返来》耗费了大量资金，在刚恢复没多久，如今即与一位法国导演周游欧洲各国工作了四个月赚取费用。然而拖着病体拼命赚取的资金还是不够完成《返来》的后期制作。此时的如今已耗尽体力，而且因失血过多，已触及到头脑。“西医也找不到大量出血的原因。虽然第一次我是被急救回来了，但是后来在台湾又发生了一次。”当医生把如今的身体状况解释了之后，对如今说她已疲劳过度，身体严重透支。谈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如今笑着说：“我之前想过死亡，就把我自己所有的情绪放在片子里面，但就是没死成。后来有件事情真的对我很震撼，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拍片子时一直想找一个场景，就是要那个很长很长的走廊，我一直要找一个医院里那种很长的走廊。我们看了好多家医院都没有找到，一直找到一家很偏远但是很大的一个医院，才找到那个长长的走廊，我觉得很棒！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在我拍完片之后却真实的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在法国的医院被推往手术室的时候，历经此景，我第一次感到害怕，我真的感受到死亡的恐惧，我真的要死了，但是我不想死。所以我后来就一直跟我身边朋友说身体真的很重要。”多次贵人相助谈起电影，人们往往联想到的是飙升的票房记录，以及演员红毯上的风光。然而拍摄一部电影，无论在场面上、经费上、人员上都可能时刻面临着各种不同而棘手的困难。《返来》也是这样。“当时开拍之前，我们经费上还差一点，那时多亏巴黎中华旅行社的丁先生有做了很大一个动作，他给我们支援了一些钱进来……”“真的很不容易，尤其在影片后半段的时候我是真的一点钱都没有，像一般的导演他们没钱是因为他的预算不够，但是我真的是连我私人的部分都全部投下去了，所以中间有好几天弄到我不知道到哪里找饭吃。然后拍到最后大概7天到10天的时候，工作人员都没有便当吃，但是我想让工作人员都安安心心的拍片，所以我不敢讲，我都是趁着我们休息的时候偷偷跑到厕所旁边啊，或者很远的地方偷偷打电话。真是边拍片边找钱还要找便当。“幸亏最后台湾的一个最大的便当连锁店‘悟饕’给予鼎力支持，片场的便当问题才得以解决。“我们的餐，从早餐开始大概有三四十个人要吃便当，光便当钱就很恐怖，然后再加上机器的钱，所以拍电影的时候和烧钱一样！我运气真的很不错，后来还有一些贵人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把这个片子完成。后来到法国，我的后制，我的混音，这些后面的器材，本来是要好几百万才能结束，如果没有朋友介绍的这家法国公司的话可能也收不了尾。我就是刚好在一些比较重要关卡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些人，大概贵人还不少，就像丁先生在最后出来帮我，其实丁先生前前后后帮了很多的忙，这部片子能拍起来我觉得他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优妈妈——警惕自己母亲的责任面对如此之多的困难，究竟是什么让如今能够支撑到现在呢？“我的儿子，所以后来我就告诉我自己不管怎么样，自己还是一个母亲嘛。我的第一个职业是母亲，所以后来我的名字前面就挂一个‘优妈妈’，我是要警惕自己，就是说要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不容易，虽然我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没有错，但不管怎么样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无论如何我还是一个妈妈，我不能随随便便的对待自己的性命，所以我觉得《返来》是一部有关生命的故事，我希望观众能上电影院去看完片子，体悟它的内涵。”“每一个导演他都有一个野心，他希望做一部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片子。那我也有我的野心，可是，在介于工作跟家庭尤其是有一个孩子之间，这让我第一次看到作为母亲的的难处。”“我觉得不容易，现在能够在职场上好好发挥她的才能，然后又能够兼顾家里的女性越来越多，我自己亲历觉得不容易，所以把那个‘优妈妈’冠在前面。这个称呼让我感到喜气，勇敢和包容。”第一次作导演兼制作人——与电影一起成长如今在拍摄《返来》一片中，不仅担任导演，还同时充当制作人的职位。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如今说自己原本就是做创作，发行对她来说完全是另一门学问。这次真是跟着这部片子一步步学习下来。“我觉得就像是怀一个孩子一样，就是你十个月战战兢兢，一直到生下来那天你才松了一口气。”随着《返来》影片的拍摄和制作直至收尾，如今对生活的态度也有了不同的看法。她从一开始的无助，仿佛被整个世界抛弃的孤单，以及对自己的失望和对孩子的愧疚中走了出来。当电影中的剧情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才发现身边还被很多爱的光环包围保护着。“片子最后发展成这样的样貌，和当初开拍时的剧情有不小的差距，可以说是这部片陪着我一起成长和发展。 ”成功入围影展在片子即将做完时，如今和公司把片子做成DVD寄给法国图尔亚洲国际电影节参展，之后即获得消息告知影片成功入围。得知此消息后，公司即全力赶制《返来》长片，不久后再次传来佳音，《返来》成功进入法国图尔亚洲国际电影节决赛，据悉总共有八部影片进入该电影节决赛。演员介绍吴昊恩饰Barman，曾参加2005全国表演艺术博览会、世界地球日、亚细亚部落民谣节、原浪潮音乐节、硬地音乐节、贡寮国际海洋音乐祭、日本琉球文化艺术祭、香港艺术节、新加坡艺术节、MIDEM坎城唱片展等。2006年以《蜥蜴》获“台湾原创音乐大奖”原住民组首奖，2007年首张专辑《Blue in Love》以“最佳演唱组合奖”获奖。潘奕如饰阿娇：作品有华视《舞动奇迹》《爱情来了》、中视《极速传说》、东森《爱恋两千米》、三立《爱情经纪约》、《爱情魔发师》、公视《与男友的前女友密谈》、大爱《黄金线》《真情伴星月》等。尹昭德饰阿铭：作品有中视《旅人的故事》、《白色巨塔》、电影《飞侠阿达》和《恶月》等。另外，台湾著名歌手Matzka马兹卡在参与《返来》影片时还不被人熟知，然而在影片制作当中已一跃成为台湾明星级的歌手。

（接上期）记者：台湾媒体对台湾的民主自由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否很重要？吕庆龙：这个要从蒋介石总统到台湾以后开始戒严，一直到1987年才解严谈起。其实戒严期间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受太大影响，也不会看到到处的军队、枪枝，没有，也没有宵禁——就是晚上不能出门，在台湾的话你照样出来。台湾当时所谓的戒严法（Martial Law）引起国际上很大的误解，但不管怎么样台湾的戒严法是存在的。当时为了国家的安全稳定发展，所以媒体方面是受管制的。我们举简单的例子，广播电台、电视台家数有限，电视台只有三家：台视，中视，华视（教育电台不算）。从解严之后就没有报禁、党禁。解严前成立政党是受限的，后来广播全部都自由化了。解严前，广播电台要申请新的频道很困难的。报纸只有六页，我们叫三大张，三页乘二，一共六个版三大张，解严之后自由化就可以申请。在每个国家都一样，有些人就想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或者取得更大的影响力。自由化的结果，你只要符合成立电视台、广播、报社的条件，你就有权利去申请，这就是民主和自由的一环。台北自由广场（摄影/吕庆龙）我们看现在台湾一百多个电视台，包括宗教、文化、艺术、地方风味，还有包括十三、四个新闻台，包括购物台在内，这些都是自由竞争。现在你看到某一个节目受到重视，做民调的时候收视率超过1.5%的话，大家都很高兴。如果回到解严之前，三家电视台民调都是百分之二十几。很简单，自由化的结果就是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选择，所以民调的比例会降低是很正常的。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那么多电视台你看得完么？我常常开玩笑，到台湾去最好的运动就是手指运动，选择电视台按得都手酸。因为它的市场是这样的，你不能经营的就倒闭嘛，或者别人买走。像最近的黎大老板脱手《苹果日报》，台湾就有人去买，不管怎么样台湾的媒体生态跟台湾的民主深化是息息相关的。以前威权时代，不利于公共政策，不利于政府形象的，都登不出来。现在不会了，没有人敢打电话叫你不要登，而且你这样讲也没有用，现在的媒体可以监督政府，可以监督公务员，可以监督政策，甚至可以影响政策。媒体的报道还有一点，这一点是自由世界里都有的正常现象，叫“爆料专线”。电视台他有爆料专线，媒体也有爆料专线，你觉得哪里不公平的不对的——“不公不正不义”的，你都可以去爆料。投书也好，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在台湾的网络，那种自由的程度是全世界的人都看不到的，因为他百无禁忌嘛，不像中国大陆一样还有管制。所以你的部落格也好，你的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自由的表达，这是民主的一个表象。所以电视台那么多就让观众来选择，当你有选择了，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就当家作主了。我可以选择要看，也可以选择不看，也有人不看电视啊。台湾也有NGO（非政府组织），鼓励大家不要看电视，走出郊外，去保护环境，去捡地上的垃圾，或者大家联合起来全城骑脚踏车，鼓励大家少开车。这是个很可爱的现象。所以媒体对一个国家来讲，当他可以自由的去发展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民主国家，真正的民主国家，否则那种受到控制的民主就是假象的民主。民主绝对是一个普世价值，不应该说在台湾的华人才可以享受民主，没有那回事。大陆的观光客去年到台湾超过200万人次，他们到香港、到台湾的时候就可享受民主，这个价值绝对是普世的，不是说只有台湾才可以有。人们不能选择国家去出生，自由民主是全世界都能接受的，当然就是普世价值了。所以媒体对台湾的发展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绝对是民主化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摄影/吕庆龙）记者：您对壹传媒并购案有什么看法？吕庆龙：你说苹果集团并购案是吧？台湾的新闻自由包括经济自由、社会自由，社会的经济活动是将本求利。当年苹果集团进来的时候我们在台北，那时候的外交部长是简又新。主管开会时，他就说各位主管大家要小心，苹果集团——《苹果日报》就要进来了，各位以后的生活要检点一点，多注意一点，否则被这些狗仔队拍到的话你会很难堪。没错那是一个警告，可是相对的因为这样，让社会有更多的监督。很多记者都跑到《苹果日报》去，大家对它负面的批评是“太Sensational（煽情化）”、“图片太夸张”。可是他们图片要求都要是真的，不能作假的，他们要求很严的。另外就是要求真实的故事，即使真实的故事可能会是丑陋的。今天台湾社会允许这种媒体存在的话，那就表示他有一定的自由，他也接受市场的机制。因为有第二个市场的机制，所以当他不能经营的时候，亏本的时候，为什么会亏本？第一个当然是广告量，第二个是销售量。当他的成本支出大于他的收入的时候，就会有亏本的现象出现，因为他的记者薪资都很好，比其它所有的报纸都好，成本高嘛。如果成本高，现在因为网络发达，所以苹果日报纸本的销售自然就会受到冲击，跟全世界都一样。这种情形之下也包括一件事，这些电视或你提供的讯息，那是一个商业行为，民众、观众觉得没有什么必要，或者说不愿意再去多买的时候，你就会有逆差、赔钱的现象出现。你赔钱就要看你的老板黎先生要不要继续投资，这是他的决定。所以对我来讲，不管哪一个集团，哪一个报业，第一个要看的是你有没有生存的空间，最重要的是生存的品质，这个品质就是自由的程度。在台湾绝对是OK的，很好的。至于说市场的竞争本来就是市场的机制，不行就淘汰。这就是为什么在台湾我们最了不起的就是政党轮替，民主自由。你不行下台换别人当，这不是很好么，这不是符合全世界大家所讲的真正的民主自由？台湾最骄傲的地方之一，除了科技以外，除了HTC宏达电、宏基和华硕以外，厉害的地方也在这里。这一点对媒体这样子，因为有这个生态再加上经济自由制度，公平开放，谁有能力竞争谁就起来，很好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机制，接下来谁来经营，会不会经营得更好那就让老百姓来选择了。你能赚钱就做下去，不能赚钱就转手，也没有不好，这是民主深化的必然结果。记者：您认为怎样才能做好外交工作？吕庆龙：作为国家的外交人员所希望的当然是国家更好，哪一个阵营来执政对我们来讲都一样。我们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不是我们制定的，我们只是执行者。但当你看到你的国家是正常的、健全的、民主的，你也觉得很安慰，你会觉得很骄傲。要是今天我的国家不民主、不自由、独裁、见不得人的事情一堆，人家对你印象坏透了，我们也不见得今天敢请你们来，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观察。所以台湾这方面的表现老实讲是可圈可点的，我觉得是非常骄傲的事情。今天我可以大胆地说，只要你了解台湾保证你会爱台湾，应该尊敬在台湾的这些人，这样的环境，能够走到这里的真的太不容易了。这个就是国际沟通了，对我来讲哪一个国家都一样，你都要懂得怎样去行销怎样去沟通。那我今天沟通的国家是一个可爱的国家，它也有很多的缺点，跟大家一样。可是倒过来讲，国际社会看台湾，有时候台湾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我们也很懊恼的。可是那没有办法，这就是国际的现实。所以我在办外交工作三十几年，都要退休了，我一直想跟同事分享办外交的三大要件：第一个要有国家实力。你没有国家实力，你的HTC、Asus、Acer、MSI就卖不出去。因为今天台湾有实力，才可以一直在那个地方，继续存在、发展。第二个是你不能一厢情愿。国际社会里面你是成员没有错，可是因为牵扯国际社会各个成员的现实问题或者实际利益的问题，你不能一厢情愿。我举一个例子，台湾争取成为世界卫生大会——每年五月第三个礼拜一开始的国际卫生会议，为了争取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年会（WHA）的观察员，台湾努力了13年才进去。这个案子台湾驻日内瓦办事处是我去设的，我去支援还包括在那边工作，我一共去了九次，去的次数是外交部最多的。台湾想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理论上应该是任何国家地区都可以参加，为什么？就纯粹谈健康嘛，细菌没有国界。当年非典型肺炎（SARS）的时候，疫苗不必申请签证，它不是只到台湾，任何地方都可能去。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体系之外，你不觉得这很不正常么？可是因为政治因素台湾一直努力要进去，就是进不去。如果你一厢情愿的认为理所当然的要进去，可是你看到了现实面，有人不让你进去，不愿意看到台湾出现，你就不能一厢情愿。但是你不努力就更没希望，所以我就要讲第三点，要沉得住气。沉得住气的前提就是要去努力。努力包括什么：一方面改善台湾的卫生。今天台湾人民的平均寿命，男士76岁，跟法国男士是一样的；女士82岁，法国女士84岁，台湾也不错。台湾的医疗卫生做得这么好，每年医疗支出占GDP百分之六以上，又有能力援外，但是却被排除在世界卫生体系之外这不是很不公平的么？所以你就要努力去沟通，你继续对国际社会做贡献，你不能一厢情愿，还要沉得住气。归结起来，三大要件：国家实力，不能一厢情愿，还要沉得住气。这就是我能留给同事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都很实际的。你处境困难是一回事，要是不去努力的话更不会有今天。开玩笑有人说今天台湾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是个不正常的国家，这个不对。台湾唯一不正常的就是从去年开始没有外债，没有一毛钱的外债，你可以说他不正常。因为全世界财经都有问题，可是台湾不仅外汇存底已超过四千亿美金，而且它没有一点外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台北卖甘蔗的摊位（摄影/吕庆龙）记者：台湾的健保系统也没有负债吗？吕庆龙：台湾的健保系统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十七年前开始推动到现在，当然你看到它有亏损，如果你拿它跟全世界各国健保制度来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几个特殊现象。哪里有说十七年到现在，物价不知道涨了多少，台湾很多的国会议员，他们所谓的保护国民的权利不准涨价。薪水都会涨，物价都会涨，为什么健保不可以涨？我们这个社会就出现了这一种为老百姓利益来看守、监督国家政策的，这种现象是可以检讨的，可以讨论的。你要让他良好运作，每隔几年要反映成本。大家开车要买汽油，汽油进口成本高你就调高，低你就降低，这是合理的。我们现在开始“二代健保”，调整保费让有钱的人多交一点钱。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值得去思考的。在这种情形下现在的健保是亏空的，不调整的话会亏得越多，但是拿它跟法国来比，我们用数据来说，英国经济学人集团期刊评比全球27国健保制度，台湾名列第二位。今天的台湾健保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财务结构的问题，他一直都没有调涨，没有调涨就会降低成本，这个就牵扯到医疗服务、医疗水准、医疗设备还有药品。这些都尽量想办法去节省。另外一个就是民众，因为民众是医疗关系，因为是免费或者很便宜的，就会有浪费的现象出现。怎么让这些浪费现象减少，很多地方讲出来可能都不会相信，有很多国民一天到晚去看病，拿到药品之后拿到中国大陆给他们的亲戚用，这我们也管不着，为什么？因为他有权利去看病，看完病就去开药，药他不一定会用，会存下来，去大陆观光的时候交给他的亲戚。这不能说是谁的错，这是一个制度上的瑕疵，这个瑕疵似乎也没有办法去阻止它。所以你看到台湾的医疗制度从1995年开始实施到现在，我们开玩笑，如果能够存在，也已经有“二代健保”，那就表示有两个讯息：第一，这个制度是好的，满意度一直都超过75%，不容易，国家政策获民众满意度一直超过这个百分比的确不容易。第二个大家也会比较务实一点，要调整健保费台湾这几年来是吵翻天了，吵得要死。钱赚得多要缴多点，例如从今年开始一年的存款超过20万新台币的话，要多交5%的税金给政府做健保用。民主国家嘛，民主社会嘛，可以探讨啊，立法院通过就去做。刚刚讲这是一个有趣的议题，有趣就在这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健保像台湾这样十七年不调保费的，当然这个保费就是政府跟民间，受雇人跟企业主彼此有一定程度的分担，这是跟全世界一样。跟全世界最不一样的就是竟然十七年才调整保费，这个是很奇怪的。我跟法国朋友讲，他们说怎么可能做到呢？第二个是你们怎么会这样做？这个就是台湾可爱，也是伤脑筋的地方。记者：可否谈谈台湾的医疗健保？吕庆龙：在台湾谈到医疗的话太骄傲了，二十四小时都可以要到预约，在法国生病要看医生有没有空。台湾的医疗水准在全世界前十名之内，就是因为有这些条件台湾人民都被惯坏了。记者：台湾健保是全包吗？包括看牙医？吕庆龙：是啊，当然是全保。医疗，所有医疗行为都包括在内。这个就是台湾让世界惊讶的地方，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评比不是台湾自己公布的，是国际社会公认的资料。记者：在法国看牙医不是百分之百能给报销的。吕庆龙：在台湾拔牙跟医生预约，缴的只是挂号费而已。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是在台湾落实的。老百姓不用再为自己的健康担心，这就是很大的福报了。台北电器城（摄影/吕庆龙）记者：您认为大陆新领导人上台后，今后两岸关系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吕庆龙：我们应该这样看，中国大陆新一代的领导人他们的思维会不会有不同，会，应该会，时代不同，经验不同。但是谈到台湾问题，习近平以前在福建的时候，台湾到深圳去投资，包括富士康，台湾最大的投资，那时候有很好的互动，所以他对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们刚刚讲办外交不能一厢情愿，刚才我讲外交的三大要件，不能一厢情愿，你不能这样断定他对台湾更好或更不好。老实讲今天台湾人民有自由、有民主，什么都有，当然也有反对的，也有不愿意跟中国大陆交往的，可是我们会看到大家因为两岸的互动、彼此的了解是增进的，它的发展是正面的，但是你也要看到台湾人民对未来的不安感在哪里。哪一天被中国大陆拿走的话，我的制度跟你一样的话，那我不要，这是台湾人民不安的地方。相对的，你会看到台湾人民对自己的信心，我只要继续发展我的经济，保持我的竞争力，我要的是我好的制度。最后的结论就是我常常讲的，让时间来解决，去找最好的方式，让制度来竞争，因为现在制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到最后，大家不要打仗，以平和的方式解决。台湾当然希望稳定发展，两岸已经上了一条好的路，方向也对了，哪一边要担负把关系弄不好的责任？这个要看，一方面要看台湾这样发展的结果，两岸互动的结果，会不会有政党不愿意这种方式。台湾大多数民调的结果是希望维持安定，两岸维持良好的互动，在和平当中，统一、独立就让时间来解决。大陆为了收回台湾，到现在什么方式都试过了，但是台湾人民不想死啊，也不投降，那就调整方向吧。不要忘了逼也没用，逼得台湾人民更讨厌你的话，就离你的目标越远的。所以中国大陆千万要注意一点，不能嘴巴说要统一，但做的却是把台湾人民推得远远的，这个就不是聪明了。相对的，就台湾人民来讲，他们很务实，要的也不多，能过上一个正常的生活，有尊严的日子，人民外出旅行时可以获得应有的待遇。讲笑话，去年十一月一日开始台湾得到美国免签证待遇，现在台湾得到世界129个国家和地区免签证，包括美国。美国这么大的国家，台湾是美国第37个免签证的国家，是唯一没有邦交的国家，大陆就有网民讲，“奇怪，台湾不是大陆的一省吗，为什么台湾人民到美国不用办签证而我们要呢？我们应该想办法取得台湾的护照。”这个说明了什么？第一个因为国际社会看待台湾人民的表现，会觉得很放心。这个放心我举个例子，今天法国的监狱里面，找不到半个台湾人，没有半个不就一个都没有了，台湾人民今天表现不错。相对的国际社会看台湾，你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老百姓表现也不错，你的人民到我这里来观光旅游我是放心的，我不会担心你贩毒、洗钱、赖着不走，都不会。这就值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好去思考了，怎么样能让全世界对我放心。两岸关系我们看得出来，应该有更多的理由去相信，现在的关系是平稳的、平顺的、良性发展的。是不是要维持它，继续给两岸带来更多的交流、更好的互动，这也是中国大陆的挑战。对台湾来讲也是希望这样子的。很多因素不是单方面的，刚刚我也讲不能一厢情愿。大陆对我不好了，台湾人民也会反弹的。今天大陆是个市场，台湾当然也是一个市场。相对的就看到人的基本价值——尊严，你要台湾人民跟你统一，你又觉得这些人很讨厌，我根本不喜欢你，那就是一种说谎。以台湾人民来讲能够生活正常、有尊严就够了，也不要求什么。会有独立思想不愿意跟中国大陆在一起，是因为你逼我走这条路，还没有成为中国的一省就糟蹋我、羞辱我，要真的成为一省了之后，那岂不是搞不好连投票的资格都没有了。这些方面中国大陆要懂得沟通，但是在实务上不要老是打压台湾，没有意义，把台湾人民打得恨得你痒痒的，这有什么好处呢？两岸关系没有搞好对中国大陆也是减分。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全世界都在乎存在的一个国家，中国一定要把它消灭。一方面要消灭也很费神，另一方面你善待它，让两岸关系能够正常，全世界也都会看到，这是中国的利益。我还很佩服马英九总统，他想出搁置争议，让时间来解决，让制度来见证。台湾也有人不赞成“九二共识”的。那就要看中国大陆想的是在既有的关系上继续改善，或者是在既有的基础上继续展现出自我的独断，独断就是只想到自己。我会认为中国大陆在未来会变得比较务实，起码要去分析国际社会，或者给国际社会良好形象，这是个重要的因素。现在的团队跟以前不一样，成长的过程跟以前不一样，接触的对象不一样，接下来特别是面对国内年轻的一代，海归派也好，别的派也好，国内社会当然比以前开放很多了。开放的结果就像我以前讲的，民主自由就像爱情的滋味，对于年轻人而言，当他们品尝到了以后，就没有人挡得住了。记者：在您的外交官生涯中最难忘的是什么事情？吕庆龙：有啊，很多时候你会气得要死。譬如说台湾2009年加入世界卫生大会之后，UNESCO（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在巴黎很有名对不对，台湾的文化活动表现很不错嘛，跟国际互动也很不错，大概你不知道台湾人民拿台湾护照连UNESCO都进不去，好像UNESCO是中国大陆开的，因为中国大陆规定里面的人不准让台湾人民进去，他们特别还讲台湾参于世界卫生大会是特例，联合国官员不得与台湾有任何官方的接触，台湾人民只要拿护照都不能进去。由于这些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公务员如果让台湾人民进去的话，中国大陆外交官员就会一天到晚找他们麻烦。另一个不好笑的笑话，UNESCO我曾进去过三次，都是开国际会议，我没有拿我的护照，拿我的居留证和邀请卡，人家没有注意看就让我进去了。好像我是坏人不受欢迎混进去一样，这个让我觉得很没有尊严，难道我作为台湾人民有什么错吗？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在国际领域里面没有理智，不理性打压台湾的后续效应。中国的外交官知不知道？知道。北京知不知道？说不定知道，说不定不知道。可是如果你的国家政策是让两岸关系继续改善的话，这种动作，文雅点讲就是很不能接受。还有一个最不好听的笑话。我是扶轮社的会员，有一年国际扶轮社的总社社长要到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的总部访问，本来是跟我同一社的社友接待他，结果那一天他临时有事，请我代替他去。我就开着车带总社社长到世界卫生大会的总部，我到了楼下，因为我的脸孔人家知道，我开玩笑说我是黑名单，黑名单就黑名单吧。我陪总社社长见执行长办公室的主任，一个英国人。我们上去等了将近二十分钟，他从办公室里出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开骂，还好我听得懂英语，他说吕先生，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来了，他吓了我一跳，坐都没有坐下，站着讲。总社长问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能不能坐下来谈。坐下来之后总社长跟他讲，“吕先生是扶轮社的社员，我来日内瓦的访问一部分的行程是他来陪我。”这样讲对方才知道是这样子，他以为我借着扶轮社的机会闯到里面要干嘛。拜托，扶轮社有一个一亿七千万的“消除小儿麻痹”的计划，台湾的扶轮社捐了三千万美金，台湾扶轮社每一年的捐款算起来每年都是前五名的国家。台湾扶轮社捐了三千万美金，扶轮社总社捐给WHO的钱有一部分是来自台湾，更何况我是扶轮社员，我是总社长请来的，那你为什么要解读我来这里是为了做什么政治活动？千错万错就是台湾不知道怎么去投降，不愿意接受投降，也不死心，想办法去做国际参与。有一阵子大陆都说台湾是问题制造者，《时代杂志》（《Time》）登过漫画，好比一条狼要吃一只兔子，你不是叫狼不要吃兔子，而是要兔子乖乖的被狼吃掉，问题就没有了。倒过来讲，那次扶轮社活动给我的经验，总社长都说这个不对啊，台湾表现得这么好，今天你来他对你的这种态度这么不好，他应该说对不起。另一个笑话就比较好笑。《光明日报》派驻日内瓦的特派员有机会就跟我聊天，我是有什么话就说什么。他说吕博士，你要去海地，我们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团让我转告一句话，他们很高兴，一位讨厌的台湾人走了！我说“哦，这样子，你回报说不要高兴得太早，来接我的比我更讨厌！”台北夜市（摄影/吕庆龙）记者：在全球化经济的影响下，台湾很多工厂都搬到大陆去了，失业率飙高，也可能造成台湾高科技产业逐渐流失，如何面对这些社会问题？吕庆龙：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有竞争，有竞争就牵扯到两个：去大陆的是不是都赚钱？留在台湾，你不走永远没希望，走了话还有希望。把技术人才带到大陆去，我们不能否认台湾对大陆的发展没有贡献，台湾的贡献绝对全世界都知道，包括两千亿美元以上的资金。有人讲不止两千亿，我说没关系，就算两千亿也很多了。100万的精英在大陆生活，影响大陆，提升大陆的基本价值、社会价值、人文价值，这就是贡献，更何况创造了2,300万的就业机会。接下来中国大陆发展的结果，现在中国大陆提供的优惠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中国大陆起来了，有污染的工业也不要了，很多产业不希望你继续再做了。现在台湾有很多产业往台湾回流，因为台湾是自由市场经济，就像我讲的台湾是个不可能停止进步的国家，跟所有人面对的挑战都一样，这个国家可爱的地方是他的老百姓特别有韧性，最简单的解读当他不想死的时候就不会死，他会去努力，他会去用功。对台湾经济发展这个是一个现象没有错，也因为这样造成台湾失业率的一环。台湾失业率现在4.3%，跟法国超过10%比较好过太多了，但这样就将近50万失业者，对台湾是个很大的冲击。所以台湾怎样在全球竞争力当中找到自己的生路，强化自己的竞争力就很重要。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台湾的科技研发（R&D）占GDP的3%。我们比法国投资还多，他们是2.2%，因为他们是大国，所以金额多。我们比法国厉害的是台湾72%是来自民间投资，法国是50%，法国为什么愿在科技上跟台湾合作，因为台湾有她的优势。他们也看得出来这么小的国家可以有这么靓丽的表现，双赢。所以台湾这个国家只会越来越好。记者：台湾民主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样？吕庆龙：台湾的民主发展，第一个会越来越深化，越来越成熟；台湾人民的素养会越来越高。现在你还能看到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当中，还有地方好像谁讲大声谁比较赢，但是这个情况会改善，台湾的老百姓在成长当中。比如《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签之前，不是吵翻天了么，签了之后大家一看，原来不是有些人讲的那样子——工人会失业，农民没法活——没有，两岸关系的改善对大家都好。对民主来讲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刚才讲的台湾是一个不可能停止进步的国家，所以台湾的民主会越来越成熟，过程当中可能会很热闹，但是台湾的安定是存在的，因为大家的素养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台湾的民主发展不必担心，大家等着看热闹，而且是愉快地看热闹。记者：前中华民国外交部长钱复曾说您是最不像外交官的外交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如何创造亲和魅力呢？吕庆龙：他讲这个是有很深入的观察，因为我在他的办公室做过，我结婚的时候就是请他证婚的。我在行政院新闻局的时候他当新闻局局长，陪外宾去见他我没有一次迟到的，他要求陪同人员不准迟到，迟到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下面一个约会的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要怎么样准时是你的事情。这是训练，这是要求，这也是个礼貌。他后来当部长找我到部长室帮忙，我当然乐意从命。对我来讲有机会能够跟这么一个好的长官学习，特别我第二次回来时，法国这边需要一个业务组组长。曾有其他长官认为不可能放人，钱部长说没关系，在台北要找一个替代我的人（当时我兼任总统府及行政院的法语传译，还有管电报）很容易，在巴黎找一个法语没问题，去就能马上工作的不容易，所以你就去吧。我们这位敬爱的长官真是了不起！至于说我是最不像大使的大使，这样讲我也很感谢啦，对我来讲大使只是一个工作，只是一个头衔。重点不在于你是不是大使，重点在于你能不能发挥你的专业，能不能为了你的国家利益你放下身段到处跟人家交朋友，让你的国家获得利益，让人家了解台湾这才重要嘛。就像我们看甘蔗长大的乡下人，就是要务实。部长的礼赞就是说这个人在工作方面是很务实的，这样讲很对，我要不告诉你我是谁的话，你大概不知道我是谁，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不一定要你知道我是谁啊。重点是当你跟我们互动，当你跟我们结善缘的时候会觉得很舒服，觉得台湾不错，就够了。以前我们在海地大使馆的时候请来一位秘书，工作了八年了，老是打错字。有一次一封信又打错了，她拿来给我一看，我没讲话，面带微笑抬头看她，她说“不是我的错”。我说“哦，不是你的错，那就是打字机的错了，打字机打错了”。她还很自在“不是不是……”。“那不是喽就是写信人的错，他不写信给我们，我们就不必回，所以就是他的错。”她说“也不是”。“如果都不是的话那就是我的错，因为我看出你的错来，所以很抱歉，一切都是我的错，哈哈！”后记：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对吕庆龙先生的采访，他用浅显易懂、风趣幽默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了他的外交生涯，为我们解答了有关台湾民主制度以及法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这位被称为“最不像外交官的外交官”，以其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为他即将离职感到惋惜。在此感谢吕庆龙先生在百忙之中接受《看中国》的采访，祝愿他在退休生活中身体健康、快乐常伴。 

前言：驻巴黎台北代表处吕庆龙代表出生于1947年10月23日，台湾省嘉义县人。淡江语文学院西语系法文组毕业，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博士。他历任“行政院新闻局”联络室专员“外交部”荐任科员、科长、专门委员、部长室秘书，驻法国代表处秘书、业务组长、顾问，驻荷兰代表处秘书，驻海地共和国“大使馆”公使、临时代办，驻日内瓦办事处首任处长，驻海地共和国“大使”，兼任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副主委，兼任国会联络组召集人，淡江大学兼任副教授，中山大学、南华大学兼任副教授。2004年任“外交部”新闻文化司司长兼发言人。2007年起任中华民国驻法国台北代表处代表至今。凡是见过吕庆龙先生的人都会对其平易近人、勤奋工作、谈笑风生的作风留下深刻印象，他能在说笑之间把各种很复杂的国际关系、政治体制等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前中华民国外交部长钱复就曾说他是“最不像外交官的外交官”。   吕庆龙先生经常利用公开发言机会行销HTC、宏基、华硕等台湾品牌的资讯精品。 【看中国记者晨光、林莲怡采访报导】驻巴黎台北代表处的吕庆龙代表与法国有着不解之缘，他曾在法国留学，三次在法国任职，同时见证了台法关系的发展过程。近日，本报记者在他即将退休之际，就其外交生涯、台湾民主制度、法国社会等问题进行了采访。 记者：您好，吕先生。请问您在法国任职了多长时间？ 吕庆龙：这一次是第三次，来了近六年，我是2007年2月1日到的。第一次是1980年，四年整，然后调到荷兰去，两年半。第二次是1991年来，三年十个月后又调去海地，海地跟中华民国台湾是有邦交的，位于海地岛的西半部，东半部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她面积占岛的三分之一，2万4千平方公里，台湾有36,000平方公里。所以对一个专业的外交人员来讲，调动是正常的啦。而且对我来讲，我也满六十五岁了，从此以后可以称为资深公民。跟法国不太一样，我们是六十五岁退休，所以可以退休我很高兴。 记者：您这次在法任职期间有何感想？ 吕庆龙：这次来我觉得很高兴也很满意，因为台湾跟法国的关系我是可以见证的。80年代到现在，你看双边关系的改善绝对会让关心的人——包括我的法国朋友，都很满意的。因为在没有邦交的情形之下，两国政府用务实的方式，来想办法改善彼此之间的互动，从既有的成果来看的话，你会觉得，哇，真是一个独特的例子。你也找不到像台湾这样的一个国家，本身缺乏天然资源，当然还没有国家可以出口山脉的，不然倒是可以出口一些。我在荷兰也呆过，那里最高的地区就是靠近比利时那边，最高标海拔50公尺，我们开玩笑说冬天的时候可以出口一些太阳，平常出口一点山脉给你们。纯属轻松话题! 这样的天然环境也造就了台湾人民对大环境，有面对的勇气，这是有关的。台湾的先民，我们叫“唐山过台湾”，“唐山”就是指大陆了。三分之一过来的是成功的；三分之一被海吞掉了，台湾有黑潮，那时候航海技术也不是很好；还有三分之一对未来不确定，所以没成行。到台湾的只有三分之一成功了。那时候台湾的环境也不是很好，如果你今天要去解读为什么台湾这个国家，他现在面对那么多的困难，仍然能够站起来，而且他能够分享普世价值，他也有能力去帮助人家，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人性的价值。你看到台湾今天跟中国大陆关系的改善，我们自然的就会想到，台湾是怎样去影响中国大陆的改变。相对的，台湾今天可以分享国际普世价值、国际工作、人道援助这些，对整个世界来讲，就可以见证一个国家“你只要努力就有希望”。你靠别人来帮忙，当然很重要，台湾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即使说台湾的处境独一无二，全世界找不到外交处境像台湾一样的，没有一个国家像这样的，也因为在台湾你可以看到传统、优质的中华文化。 记者：除了法国，您还曾在海地、荷兰、日内瓦等地担任大使或代表，您觉得在法国任职跟其它地方有什么不同？法国和台湾的交流主要体现在哪些领域？ 吕庆龙：没有一个国家是会一样的，所以在不同的任所里累积的经验都不一样，这是这个行业可爱的地方，也是难得的地方。法国是大国，在这里讲究尊重普世价值的原则。因为台湾表现不错，所以法国愿意在科技上跟台湾签署58个合作计划，最近两个是绿色能源和机器人的研究。在高等教育这方面签了299个计划，这些计划不是为了报给教育部，看我做了多少事，不是的，这些计划都在执行当中。老师的交换计划，研讨会一起开，还有学生的计划，林林总总。就是因为有这些机制，所以法台互相交换的留学生年年增加。 记者：现在从台湾到到申根国不用签证？ 吕庆龙：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台湾人民可以免签证到法国来，法国人民也可以免签证到台湾去，互惠嘛，这个就是双赢。我们看到法国对台湾文化科技、学生交流、学术合作是非常支持的。他支持是因为他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些合作就是双赢，所以我认为他会继续去努力，这个努力也需要台湾来配合，合作如果一方的条件不够好的话，也就合不下去。我们也看到法国尊重普世价值、民主人权，台湾是契合的，就好比在广播里我们跟他是同调的，频率是一样的。所以看到台湾即使地位这么困难，国际组织这么抠门儿，还能走出一条路，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以外还可以回馈国际社会。回馈国际社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是普世价值的一环。西方社会尊重强者，但也不是不同情弱者，它也是同情的，否则也不会捐很多款。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要求先进国家提供0.7％的GDP做为国际援助之用，全世界只有北欧四个国家和荷兰做到了，法国是0.5%，台湾是0.01%也不错，中国是多少我没有研究，应该更多了，那么有钱了，世界外汇存底排名第一的应该多捐一点。为什么台湾仍然有明天仍然有未来，那是因为这个国家争气，非但没有灭亡还能继续存在，他是尊重强者的。更何况台湾可以贡献，台湾最近一次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最了不起的是日本大地震，发生海啸，一大堆的灾害，台湾捐款全世界排名第一，台湾捐款总额比全世界加起来总额还要多——两亿美金。 ...

【看中国记者古玥采访报导】中法育英协会2010年8月成立于法国Bobigny，是Bobigny地区首个华人协会。协会致力于弘扬中国文化，促进中法文化交流。成立两年以来，针对在法成长的华裔青少年开设了武术、剑术及中文等课程，深受当地居民的欢迎。协会散打搏击班又称尚武社，是于2011年成立的年轻社团。社团目前有两位教练，主教练施正国是温州人，毕业于河南塔沟武校散打专业队。曾经代表甘肃省散打队参加全国青少年散打锦标赛，而后被推荐进入上海市体育学院散打队。退役以后来到法国加入外籍兵团，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助教兼社长赵磊教练，籍贯湖南，自10岁开始习武，曾获第三届湖南省散打比赛70公斤级亚军，在湖南省衡阳市武术散手跆拳道比赛中荣获男子68公斤冠军。曾带领飞龙武术俱乐部参加湖南省双马建设杯传统武术比赛，湖南省第十届运动会。2009年任教于荷兰少林拳法联盟。赵教练介绍说，散打是两人按照一定的规则，运用武术中的踢、打、摔和防守等方法，进行徒手对抗的现代体育竞技项目，是中华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武术精华溶入简单易行的运动形式，不仅能防身自卫还能强身健体，深受人们喜爱。散打从初步试验到现在不过三十来年，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呢？赵教练说这源于散打的实战性。中华武术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套路演练形式，一种是格斗对抗形式。散打就是格斗对抗形式的一种。散打与人们想象的武术徒手搏击形式截然不同。民间流行的武术搏击，一般都认为是一招致敌，或者象电影、电视、武打小说中描述的那样出神入化，风雨不透。这是武术在许多形式上给人以神化夸张的错觉而造成的误解。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我们不能让武术在狭窄的拼杀中去生存，于是我们研究出了散打，从传统武术徒手搏击术中取舍动作，使散手成为体育。散手的技法是以增强体质、交流技艺、防身自卫、提高技术水平为出发点，即寓技击术于体育之中，所以散打才具有广泛的生命力，才能真正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尚武社的课程开设也主要是这个目的，让生活在法国的华裔青少年于课余时间学习中华武术，健体防身的同时弘扬民族文化。尚武社的教练们不仅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还有独到的教学方法。赵教练介绍，他们不会让学生一开始就进行实践，而是让他们在旁边观察，看得多了，自然慢慢地进入状态。尚武社遵循一种循序渐进的训练方式，不会强制学生去做他们难以达到的动作，而是根据各自的水平逐级增加强度。赵教练说如果逼着孩子们做高难度动作，可能训练的目的达到了，但会影响他们的正常生长发育。每次上课，教练要求学生做很长时间的热身运动，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他们之后能承受很大的训练强度而不至于受伤。赵教练还提到训练中的一些小细节，比如学生跑完步，处于非常渴的状态，教练要求他们不能喝水，因为这个时候喝水对身体机能损伤很大。由此可见，尚武社的训练方式是非常科学，富有人性化的。赵教练告诉看中国记者，参加他们的课程，大概三、四个月就能掌握基本技法，因为散打是以实战为主，套路为辅。他们的课程强度其实很大，刚开始训练肯定会全身酸痛，但只要坚持下来，不断练习，就能让训练的动作变成本能反应。赵教练举例他们一个十六岁的学生，没参加课程之前曾被阿拉伯人欺负过，参加训练之后，当遇到同样情形时，他使出课堂上学到的本领进行自我保护，那些人果真就不敢再欺负他了。除了教授武术课程，尚武社还举办各种活动。每年春节的舞龙舞狮是他们的传统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了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社团是沟通当地外国人和中国人的桥梁。现在很多外国人也来尚武社学习中国武术。最后，赵教练向本报记者透露说，他们目前正在准备开设女子武术课程，想为热爱武术的女孩子量身订做适合她们的武术套路。武术是一直在发展变化的，赵教练说，我们在传统武术的基础上进行改良，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创造出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实用的武术技巧。“以真功立足，以实战为本”，这就是尚武社的宗旨。中法育英-尚武社联系电话:  01 48 31 56 71  /  07 87 36 07 06协会地址: 16 Avenue Paul Eluard 93000 Bobigny ...

【看中国记者古玥、林莲怡采访报导】6月1日下午，巴黎第十选区（即巴黎13和14区）国会议员亚裔竞选人吴振华（Chenva TIEU）在巴黎华人居住地十三区与商家见面，为议员选举造势。法国前总理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也来给他助阵加油。本报记者特在活动之后来到他位于十三区的办公室对吴先生进行专访。吴振华在他的竞选议员办公室门前。(林莲怡/看中国)吴振华2010年任当时预算部长瓦莱里•佩克莱斯(Valérie Pécresse)的发言人。随后人民运动联盟(UMP)总书记让-弗朗索瓦•高备（Jean-François Copé）任命他为UMP负责亚洲事务的全国秘书。采访中记者问到参加国会议员选举的重要性时，吴振华解释道：华人在法国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已经落户传宗，所以华裔们已经到了第一阶段也就是“安顿的过程”的尾声，随后在法的华裔群体需要做的是争取到社会的尊敬，而尊敬就是政治的开始，在法华人需要有代表进入到国民议会。而我参加国会议员竞选就是为了把华人的声音带进议会。吴振华表示自己经营一家公司，深知经营者的难处。“大家知道当选的议员是可以保留以前的工作的，也就是身兼双职。我注意到国民议会中几乎没有或很少有公司经营者，所以我希望把企业老板的视角带进国民议会。”他进一步解释道。当被问及如果当选将有何打算时，吴振华说：“如果我当选，首先议员的责任是对法律投票和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同时议员更要贴近市民。我将提议增加我负责范围内的警力来保证市民的安全。另外，我感到第十选区有太多的政府补助房，这里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大补助房区，所以我希望限制这种变化。对于他的竞选口号“敢于面对未来（Osons l'avenir）”，他解释说法国是一个伟大又古老的国家。但是通常古老的国家都会担心周围的竞争，担心自己影响力的减弱。所以我号召大家不要害怕，未来的钥匙在我们手中，那就是意志，工作和文明。另外吴振华先生还想特别对在法国生活的华人说，华人是法国社会群体的一部分，所以仅努力工作赚钱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法国的体制及它的运转方式，并参与到政治中来争取到更多的尊重。

【看中国记者晨光采访报导】位于巴黎近郊Bobigny的柯迪餐馆用品公司（Kedy Pack）是法国最大的华人餐馆用品批发商之一。该公司从2005年成立至今，抱着质量第一、服务至上、不断创新的宗旨，快速成长。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柯迪公司老板柯先生，请他谈谈柯迪公司成功的经验。柯老板从2005年开始从事餐馆用品批发生意，一开始在Bagnolet营业。那时正值法国提倡环保，开始停止使用塑料包装袋，他们就抓住这个机遇，开发纸袋产品。经过不断的尝试，他们推出了价廉物美、质量可靠的纸包装产品，受到市场的欢迎。去年2月柯迪公司搬到Bobigny的新址，经营范围扩大为餐饮包装盒、外卖盒、打包外送袋、日餐料理食品、厨具、餐具、桌椅、装饰品等各种餐馆用品。最注重质量和服务柯老板对本报记者说，企业成功需要靠一点运气，但他们最注重的还是质量和服务。柯迪公司会定期抽查产品的质量，如果客户反映质量问题，他们会尽快解决，保证售后服务。柯迪公司处处为客户着想，目前他们是华人商家中独家提供代理存饭票服务的公司，同时也设有饭票局开户咨询。目的是方便用户，让餐饮业顾客在采购的同时，直接可以办理存饭票等操作，减少了顾客的麻烦和周折。餐饮业一条龙购物中心中国古人用兵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柯迪公司在抓住机遇的同时，也占据了地理优势。公司所在地Bobigny商业活动区，紧邻陈氏超市和Metro超市，这些商家形成互补关系，互相为邻居带来生意，顾客来到这里可以购买到餐馆需要的各种产品，如酒水、食品原料、餐具、包装、厨房设备等，形成了一条龙的购物中心。柯迪也提供电话订货服务，方便有急需但没时间来采购的客户。餐馆业主在用品短缺时，最需要的就是及时的送货，柯迪公司由专人负责送货，可以及时地将货物送到客户手中。柯老板对看中国记者说，柯迪公司的另一个宗旨就是不断创新，他们不断尝试新产品，竭诚为华人餐饮业提供崭新的产品包装，打造过硬的品牌形象。购物享受特别优惠柯迪公司的VIP酬宾卡可以让来到商场购物的客户享受特别优惠。第一次来购物办理VIP卡的顾客，还可以享受特别优惠，减价的金额直接打入VIP卡内，下次购物时即可使用。同时，VIP酬宾卡也为客户带来许多方便。柯先生透露说，他们现在正在开发网上购物，最大程度地方便客户，让用户足不出户，就可以选购自己需要的产品。目前还在测试阶段，不久将投入正式运行，网址是http://www.kedypack.fr。柯迪公司在此感谢新老客户对他们的信赖和支持，他们定将再接再厉，竭诚以优质的产品、全方位的服务，为广大华人的餐饮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柯迪公司地址：2-24 avenue Henri barbusse 93000 Bobigny电话：01 48 70 98 87网站：http://www.kedypack.fr

【看中国记者晨光采访报导】2月11日，本报记者对驻法国台北代表处吕庆龙代表进行了采访，吕代表就今年台湾总统大选和大选后两岸关系发展等民众关心的问题做出了解答。吕庆龙代表正在接受记者采访。(摄影/李牧)看中国记者：此次的台湾大选对台湾今后的局势和两岸关系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吕庆龙：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大选后两岸的关系将持续地经营，两岸彼此之间的了解老实说是不够的，因此通过不同领域的交流是绝对必要的。台湾的老百姓也很清楚，中国大陆最后的目标是收回台湾。但现在由于两岸制度的不同，台湾人民不愿意接受。那没关系，既然存在着差异，那么就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你做你的改善，你努力你该做的，那台湾也一样，以更宽广的胸怀和中国大陆对话。对话的过程当中，有一点是双方都应该注意的：让时间来解决，让制度来见证。这次台湾大选，马总统得票51.6%，蔡英文相对差了5个百分点，我们看得出来，支持蔡英文的理念的也有6百多万人，两个候选人的差距不到80万，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真正成熟的民主，大家有意见可以公开地探讨。这次选举意义重大的地方有几个。第一个：台湾这次总统大选没有任何暴力事件、意外事件发生，见证了民主制度是可以在华人社会落实的。第二个，选举当中，大家为自己的未来、为整个国家的未来做最公平、开放的选择，那么选后每个人就要去面对，民主的精神就是尊重和包容。政府当然有责任把国家带得更好，领导人也有责任把国家带得更加繁荣、更安定、更有竞争力。所以马总统在选后说，“高兴一天就好。”这是一种很务实的思维，其实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怎样确保未来的四年在已有的基础上去追求更稳定的两岸关系、更繁荣的经济、更好的生活条件，包括教育方面，包括文化活动、生活品质方面，这都是挑战。第三个，我们看到法国《世界报》对台湾大选的关注，法国《世界报》是个非常严谨的争论性的报纸。80年代法国《世界报》对台湾的报道，没有一篇是正面的，我们叫做“积极性的批评”，就说台湾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没有一样是行的。但是到90年代，台湾的经济慢慢起来了，就会看到一些比较正面的报道，但是在民主自由领域都是批判性的或者是建设性的批判。一直要等到台湾87年解严以后，台湾民主化真正开始。这里有几个重大因素，一方面是有国外的精英从美国、从欧洲、从日本、从加拿大回到台湾，另外一方面台湾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家在温饱之余想到要怎样维护自己更多的基本权利。这个基本权利包括自由意志的表达，也就是所谓的民主的思维。再加上国际社会给台湾的民主化的压力，当时美国国会亚太小组的召集人索拉兹议员一天到晚批评台湾，要求台湾解除报禁、解除戒严法。台湾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做到了这些民主化的诉求，今天大家看到台湾多元、开放、自由，跟国际社会的互动是那么的密切，当年国际社会对台湾民主化的压力是有相当程度的贡献的。这次法国《世界报》对台湾的民主选举前后有8篇报道，其中选后的第4天1月18日发表的社论“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和平、沉着冷静和商务”（Paix, sérénité et business entre Chine et Taïwan），和平摆在第一位，我们看得出来国际社会希望两岸的和平。两岸关系以前是处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之下，过去的四年来已经做了很多的改善，这些改善体现了双边领导人的高度智慧，两边的政府都能够采取务实的精神，采取沉着的态度，因为一件小事情可能就对两岸造成不可挽救的伤害。所以法国《世界报》用沉着冷静来作为标题，我非常的佩服，他们的观察非常的深入，用沉着冷静的方式追求和平，就会有进展。标题中第三个议题是双边的商务，今天中国大陆经贸的发展可以看到台湾贡献的痕迹，这就令我们想到马总统提出的双赢。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中，接纳了台湾的资金、台湾的管理人才，包括一百万的精英在大陆，管理9万1千家台湾公司，雇用2千3百万员工，台湾在大陆至少有两千亿的资金。两岸随着各个领域的交流，大家可以有进一步的理解，追求双赢，使两岸差距缩小，大家都不想打仗，大家都不希望有紧张关系，大家就朝着双赢的方向去努力。以前蒋中正总统在位时要“反攻大陆”，到蒋经国先生的时候，他就很务实地去建设台湾、推动十大建设、重视教育、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我现在见到法国朋友常常会讲，“台湾是优质的合作伙伴。”为什么？从医疗卫生来讲，推动台湾成为世界医疗卫生大会观察员，有足够的条件。第一，因为环境卫生的改善、生活水准的提高，国民男士平均寿命和法国76岁不相上下，妇女少两岁，但也达到82岁。另外一方面，台湾可以贡献，台湾0.1%的GDP作为国际援助之用，可以用实际行动回馈国际社会。回到两岸关系，如果马总统有心继续往前推，台湾的民众也希望跟中国大陆在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下大家各自努力，中国大陆看台湾也不必老是觉得台湾是毒蛇猛兽。在国际参与方面，中国大陆可以冷静的去思考。中国大陆在策略上都是希望赢得台湾人民的好感，就是冀望于台湾人民，可是在很多领域，包括在法国，台湾选手参加面包大赛，参加巧克力大赛，参加马戏团比赛，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大陆施加的压力和打压，让台湾人民气呼呼的。很可惜中国大陆在处理这一方面问题时智慧还没有发挥。如果你希望台湾人民更认同中国大陆，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华文化的维护者，可以创造双赢的话，你就不必在这些地方去羞辱台湾人民。以前的台湾外交部长钱复先生说，“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说的是希望把台湾人民拉过来，可所做的都是把台湾人民推得远远的。”这个观察值得中国大陆去思考，如果你的目标是收回台湾，大家生活在一起，那么你的努力是不是要让台湾人民觉得“你对我蛮温柔的”。而今天不是这个情况，台湾人民参加非政府组织，你这样去羞辱他，你让他觉得，“我还没有成为你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就这样对我，那我成为你一部分以后，你会对我怎样？”另外一方面，“让制度来见证”，今天在台湾，百无禁忌，我们可以真的当家作主。什么叫“当家作主”？很简单，比如我到餐厅去，我可以选择餐厅，我可以选择台湾料理、日本料理、上海料理、广东馆、甚至于蒙古烤肉。如果老百姓能做到这样，能享受到这种制度的生活的话，那么他可以选总统，他可以选立法委员。我们看到台湾立法委员选举，好几个大家不希望当选的没有选上，大快人心，可是也有几个我们希望他选上的没有选上，这就是民主。民主一方面是包容，另一方面最重要的也是尊重。中国大陆那么大，现在发展也很好，各个领域的进步都很了不起。可是我们看到一个不平衡的现象，中国大陆对国际社会是一个政策，对台湾又是一个失衡的政策。我觉得这不是建设性的，如果两岸的交流能够越来越正面，对待台湾人民也能够用和平理性、互相尊重的方式，让台湾人民能够在国际社会能够和中国大陆的朋友一起为华人来努力，那不是很好吗？今天，台湾的人民去世界各国旅游，有126个国家和地区免签证或提供落地签证，包括欧盟的申根签证和美国去年宣布的旅游免签证候选国。这是不是值得让全球的华人去思考一个事实：当你的国家自由民主开放，当你的国民在国际社会给人家的印象是正面的时候，就有这个机会。如果台湾人民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中国大陆也不必太担心台湾人民会做出违反“大中华”利益的动作出来。台湾人民如果能够过得生活愉快，能够自己当家作主，两岸统一、两岸分隔或者是两岸维持现状，让时间来解决嘛。你一下子急不来的，老实讲急也没有用。现在中国大陆的竞争力，全世界都看得出来，台湾人民也觉得很好，中国大陆能成为一个在包括民主自由等各个领域内更正常的国家，中国大陆已经在努力，所以我个人对未来很乐观。选举是一个检视，是一个见证，所以我认为这次选举的结果意义重大。台湾选举结果出来两个钟头以后，美国国务院就公开表示肯定，这背后说明什么？表明台湾是国际社会优质的合作伙伴。台湾的民主发展绝对值得中国大陆去参考，有的法国朋友说，“你们台湾是中国发展民主的典范(Modèle)。”我说不是，我不愿意去这样讲，我认为是有用的参考（Référence valable）。为什么？因为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因为背景的不同，因为整体的历史给我们华人社会不同的现象，所以台湾经过发展教育、经过开放、 经过和国际社会接触，能够落实民主自由的体制，那中国大陆没有理由做不到。只是你用什么方式去做，需要时间，但只要你有决心，绝对可以比台湾做得好。2012年1月台湾街头热情洋溢的选民。  (AFP/Getty Images)看中国记者：今年台湾大选和上次相比，马英九的得票率下降了，民进党的得票率上升了，国民党会不会有危机感？吕庆龙：你如果了解上次选举和这次选举背景的不同，你就找到答案了。2008年，因为前总统涉嫌贪污案，所以民心思变，大家都觉得“不好，应该要换，一定要换。”所以造成当时民进党得票率比较低，马总统得票率是56%以上。这说明两件事情：第一个，台湾人民希望过的是一个正常的生活，不是生活在一个贪污的政府之下。第二个，台湾人民要求的是更深化的民主，什么叫“更深化的民主”？不对，我可以改，可以换，就是所谓的当家作主。那时的选举由于大家对民进党的不满，对国民党的期望，所以马总统的得票率很高。那么这次不一样，这次由于两岸关系的改善，让大家认真去思考两岸关系是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环，包括经济、政治和台湾的未来。我认为台湾的未来是在现有的民主开放的角度去走，这个不会变的，因为不止台湾要，国际社会也这么希望。由于两岸关系的独特性，所以这次选举到最后，如果你去注意的话，最后几天大家谈的就是“九二共识”。能不能在选后维持跟中国大陆的和平稳定，成为最后决定性的关键。有人说，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在中国大陆，台湾总统选举的电视辩论，大陆的网民可以看到。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变，中国大陆在这个领域开放民众看电视辩论、上网去看选举，是一大进步，值得高度赞扬。台湾的民主已经成熟了，执政党在未来的四年有很多事情要做，马总统的目标很清楚，保持台湾的有序发展、竞争能力，处理欧债危机。因为台湾是受到欧债危机影响的，台湾9%的出口销到欧洲，大陆19%的出口产品销到欧洲，其中65%是台湾去投资的产品，那你就知道两岸之间对欧洲市场的依赖程度。欧债危机对台湾、对中国大陆都是有影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两岸彼此的关系能够稳定住，持续去发展，正面去发展，那就是“双赢”。如果两岸再吵架的话，对中国大陆没有好处，对台湾也一样是负面的。所以民进党一定会用心去经营，希望在未来的四年里把那五个百分点的差距能赢过来。相对的，国民党会有危机感，哇，赢那么少。其实，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给大家参考：当年我在台北的时候，马英九还担任国民党副秘书长，他推动政党外交的时候，接见瑞士的外宾，那时我是他的法语翻译。当时台湾选举完没多久，当然那时的得票率不会是百分之五十几。结果瑞士外宾说，“如果你们的选举的票率超过百分之七十的话，那不是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就是竞争很激烈，五十几上下，这是瑞士外宾的观察。所以今天你看到台湾民主的开放，只会越来越开放。台湾的公民社会已经出现了，公民社会的出现就是一方面对不同的议题，民间的团体、非政府组织去关注以外，也会要求整个社会来关心，透过媒体、透过国会议员、透过不同活动来关心这些民众关切的环境、医疗、卫生、教育等林林总总的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和政府的互动会越来越密切，监督政府、要求政府甚至参与或接受政府委托的工作，去为整个社区的生活条件改善去努力，这就是公民社会。简单地讲，公民社会就是社区里的所有成员，不分年龄、性别、财富、地位，大家共同为社区的生活品质的提高来努力，这就是公民社会。所以今天在台湾，政府固然在意国会议员的监督，一方面固然在意媒体的监督，另一方面也在一非政府组织即公民社会的监督，一方面更在意下一次的选举。想选赢下一次，最好大家好好做，同时有民主机制，有民进党的监督，当然民进党有自己的盘算，怎么去做，怎么去赢得选举，这是各路英雄好汉应该去思考的。我作为国家的外交人员来看台湾的民主制度，这个国家不可能停止进步，只会继续往前走。民主的深化，经济的繁荣，民众素质的提高，这些都是可以预期的。相对的我们也乐意看到中国大陆更民主、更开放、更自由。中国大陆怎么走、怎么做，我没有评论，我是希望做得更好，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台湾的议题存在，用什么样的思维去发展你的国家，用台湾的这些经验来参考的话，你绝对可以做得更好。

【看中国记者晨光采访报道】3月9日，记者有幸采访了巴黎副市长阿姆•布阿卡兹（Hamou BOUAKKAZ）先生，他是巴黎市负责当地民主和协会活动的副市长（Adjoint au maire de Paris, chargé de la démocratie locale et de la vie associative）。布阿卡兹先生认为华人群体是巴黎市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光是在13区，在20区、19区、11区、10区也有很多华人展现他们的创造力，他非常高兴有这些华人群体在巴黎各区里。他说，华人在商业和工业领域展现了很大的创造力，他们非常勤奋地工作。现在华人对民主和公民生活开始感兴趣，他们希望在法国法律提供的保障下建立各种协会。他介绍说，巴黎市府可以向华人协会提供各种帮助，在巴黎20个区每个区都有一个协会之家（Maison des associations），为协会提供便利服务。另外还有一个巴黎协会中心（Carrefo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