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被美国家庭收养的2名中国女孩如今已经长大了。姐姐Creighton(右)和妹妹Reilly(左)。(网络图片)
以下是这位美国妇女的自述：
我叫Bonnie Ward，是意大利和苏格兰-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在美国东北的新罕布什尔州工作。而我这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却来自中国：我的女儿Creighton和Reilly。只是当我领养她们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她们之间那惊人而神奇的关联。
1997年时我40岁，仍然单身。我不想再继续等待下去，开始考虑领养一个孩子，而且深信自己一定会是一个好妈妈。
那个年代，中国政府是非常支持国际领养的。而像我这种40岁出头、受过良好教育、经济条件不错的单身母亲，是完全符合他们的标准。因此在我发出领养申请的9个月后，1998年6月2日收到了中介机构的电话确认。
他们告诉我说已经帮我配对成功，我未来的孩子是一个即将年满1岁的湖南常德女孩，名叫常爱洁。福利院的人说她的名字在汉语里意味着纯洁的爱。
1998年8月30日这晚，在期待中的我一直惶恐、焦虑不安，在长沙的酒店大堂内不停地徘徊，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做个合格的母亲。
10点15分，一个我永生不会忘记的时刻，我在长沙的酒店大堂见到了她。当见到她的那一刹那，一切都变得如此的平静、祥和、柔情密意，我的心告诉我：她就是我的女儿，我就是她的妈妈。
爱洁头顶上有个瘤，这或许就是她出生后不久被遗弃的原因。好在福利院已经帮她做了切除手术。后来我在美国又联系了几次手术，现在连疤痕都没了。
我用我姐姐的名字为爱洁取名为Creighton。我和姐姐从小一起长大，亲密无间。姐姐在1994年因癌症离开了我，所以我希望她能像当初保护我一样来保护Creighton。
因为同样的原因，两年后，我再次申请领养第二个孩子。这回等了16个月，2001年8月的时候，中介才跟我确认我的第二个女儿同样来自常德福利院。老实说，这时候我已经足够惊喜，要知道，领养谁不是我能做主的，而完全是由中国政府和中介评定的。
一个月后的911事件几乎搅黄了一切，我和Creighton直到10月才去到常德。第二个宝宝叫常晓芳，也是弃婴，福利院给她们姐妹的姓氏都代表常德市的常。我给晓芳的英文名是Reilly。
那时候Reilly刚满11个月，她在第一眼见到我时，一点都不会害怕，还竟然对着我妈妈叫“奶奶”。
她和Creighton相差三岁，但姐妹俩却似乎一早就认识。Creighton见到Reilly，即从床上爬起来，指着妹妹说：“这是我的宝宝吗？”。她还将自己最心爱的绿色泰迪熊放在妹妹的床头。
为了照顾好这两个孩子，我妈妈搬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社区人员也定期前来检查领养情况，每天晚上我会给Creighton和Reilly读小熊的童话故事。我曾以为那就是我此生最美好的时光，但事实上，我错了，这远不是最美好的日子。
每当我带着姐妹俩外出时，经常会有人问这是亲姐妹吗？我每次都得解释，她们是分别领养的，并无血缘关系。就连我妈妈也说这俩孩子越长越像。比较她们在同一年龄的照片，也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
接下来的故事就更加神奇了。2002年7月，我遇到了个家伙，他预测说Creighton和Reilly之间有超乎寻常的关系。我马上就猜想难道她们俩真的是亲生姐妹？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或许真有奇迹？我立马带着Creighton和Reilly做了DNA亲子鉴定。
鉴定结果在一个阴天傍晚寄到，开头是一连串的法律免责声明——我的心从那一刻已经停止跳动，我将目光扫到邮件最后，上面写着：确认Reilly和Creighton血缘上的亲生关系。
我兴奋地尖叫，尖叫不止，然后开始颤抖，之后还是尖叫。
几个同事冲了进来，神色紧张地将我按在椅子上，我还是不能言语，泪水从眼中倾盆而出：99.7%的基因相似率啊！
我赶回家，将Creighton叫了过来，我其实没准备好该如何对她说。我将她抱坐在我面前问到：“你记得之前做的那个测试吗？妈妈用一根橡胶棒在你嘴里取了一些东西？”
“记得，妈妈。”
“今天，我们拿到测试结果了。记不记得上次你问过我，你和Reilly是不是有同一个ChanCi（生母），你们是不是在同一个妈妈的肚子里长大的？”
“记得，妈妈，你当时说‘不是’。”
“但是，测试结果显示，你和Reilly确实是在同一个中国妈妈的肚子里长大的，你们是同一个妈妈生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妈妈，意味着你错了。”
我笑坏了，继续问：“你知道你们俩是同一个妈妈生的，意味着什么吗？”
“我们俩是双胞胎！”
“不，这不叫双胞胎，但你们确实是姐妹。”
Creighton晃着脑袋，用小手捧着我的脸，看着我说：“妈妈，我和Reilly本来就是姐妹呀。”
我抱着她笑着说：“是的是的，你们是姐妹。这个结果说明，你们有更亲的姐妹关系。”
事实上，因为我们长相完全不同，所以我从她们懂事开始就把她们的来历坦诚相告。
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会被遗弃，我也从未试图去编造任何理由。我只是告诉我的女儿，尽管她们的亲生父母不能照料她们，但他们在遗弃时都尽可能确保了她们的安全。
此后的几年中，我们多次前往中国，试图寻找孩子的亲生父母。
寻亲之初，Creighton很犹豫，她一度担心如果找到了亲生父母，是不是就要离开我；Reilly更投入一些，她在临行前问我是否能够见到Chanci（生母）了，Creighton把她紧紧抱住说：“不，我们不需要见她。”
我问Reilly为什么想要寻找生母。她的回答令我终生难忘。
Reilly说自己并不想给他们带去任何麻烦，并不想质问什么，只是想知道亲生父母是否健在。她问我能否只要远远地看他们一眼，或者只是递上一张小纸条，告诉他们自己和姐姐在一起。
后来，Creighton和Reilly通过中国媒体的帮助，写了一封致亲生父母的公开信，信中写到：
尊敬的爸爸妈妈：你们好！
如果我们的到来让你们一家感到突然和意外，并由此给你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我们向你们表示最诚恳的道歉。多年前的某一天，你们将一个刚从母亲身体上呱呱坠地的生命遗弃在某个地方。我们想，那个时候的你们是多么的心痛和无奈。而自那以后，你们也一定在惦记着我们，一定想见到自己的孩子。
我们姐妹很幸运，先后被同一个好心的美国家庭收养。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快乐。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很想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们来自哪里？亲生父母是谁？我们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爸爸妈妈，我们很想你们，你们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我们的梦中。我们不怪你们，感谢你们给予我们生命！
通过这些年来的努力，我们的确有些收获。比如我确信她们姐妹其实并非出生在常德，而是来自四川黔江一带；也确信，姐妹俩应该还有一个姐姐和生父母生活在一起。
但最终，我们没能找到他们。我的两个女儿知道寻亲花费巨大，她们也不再奢望。
今年已经18岁的Creighton上了大学，她完全就像个大姐姐，学习刻苦、聪明伶俐，是我认识的最善良的人之一。妹妹Reilly今年15 岁，刚上高一，她更活泼一些，而且是很棒的小提琴手。
在她们还小的时候，我就努力地培养她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带她们穿旗袍、学中文、参加新年活动，甚至请中国保姆来照料她们。
Creighton和Reilly对她们自己的中国元素都很自豪，只是当她们长大后，对自己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得更多一些。
1999年6月，我在网上建立了“常德孩子”小组。最开始的目的，就是将那些从常德被领养的孩子和家庭联系起来，为大家提供一个家的氛围。这个群组一直持续到现在，已经有来自美国、比利时、加拿大、丹麦等国超过500个家庭。
我们还专门设立了基金，用来改善常德福利院的生活条件。定期捐助玩具、衣服、奶粉甚至尿布等物资，还在福利院建立了一个小操场。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到福利院时的情景，非常感动。那是我的孩子们一度居住的地方，虽然条件并不很好，但里面的阿姨却非常细心，而且充满了关爱。
而对我、Creighton和Reilly来说，现在的期望就是将来能有DNA数据库。等到那个时候，她们或许通过DNA找到自己的亲姐妹，而我们所有人都像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相互珍惜、恩爱。这就是我现在最大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