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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字内涵深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人在造字时，也将人的精神境界与道德融入了字的构造之中。字小乾坤大，反映出古人的传统信仰、道德为重、人与上天及大自然协调合一的思想。一个方块字，仿佛是一方天地，汉字的形象呈现着乾坤世界的万象缤纷、蕴含着宇宙造化的钟灵毓秀。 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氏根据河图、洛书、法像天地创造了最早的文字符号。而黄帝的史官仓颉也曾仰观日月星辰之势，俯视山川脉络之像，又旁观鸟兽鱼虫之踪迹，草木器具之形，描摹绘写，整理出文字来。汉字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粹。 汉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形、音、义的相结合的表意文字，见形而知意，所以每个字的产生都有其背后的丰富文化内涵。走近汉字，探索其文化奥秘，是一场有趣又充满启迪性的文化之旅。下面就来看看一些汉字的源意和引申吧。 1.“意” 意，是“音”和“心”的结合，从心底发出的声音，就是心音。本意解释为“志”。也就是心之所识所念所趋。比如意念、心意。又比如当想表述内心、胸怀时，我们会使用“意”字，例如《汉书》中有“宽仁爱人，意豁如也”（宽容仁慈，爱护他人，心胸开阔豁达）。再比如表述意趣、意理的词语，像成语“春意盎然”（春天生机勃勃），再有猜测、料想的意思，如“出其不意”（令人意料不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声与思想，也是人们常说的意念、念头。佛家认为人的一切善恶果报都是由意念所促成的，意念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甚至来世的祸福。每一个所起的心念都是未来果报的因，有人因一念的诚善，便得到上天的赐福，而有人因一念的邪恶，就会遭到天谴，因为举念有神知。有时现时现世就有祸福的结果感应，有时是老百姓常言道的那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所以为人常常注意自己的意念，动善念、摒除邪念，是造福自己和他人的重要功课。 2.“慎” 慎字是由“心”和“真”组成的，是小心细心去做事情的意思，也跟心有关，并有真诚不欺骗的含义，诚心认真地去做事，有成语“谨言慎行”（小心慎重自己的言语和行为）。慎是“心真”，也就是说，唯有用真心，才能真正做到谨慎，才能体察自己存心是否真诚、行事是否审慎。谨慎的行持，是保障人安身立命、成功为人处世的基石。 人的谨慎，首先是从真心不自欺欺人开始的。善于自省，从思想意识到言谈行为，各方面都去审视自己是否符合道义原则，是一种理性的智慧，能够真正对自己认知与主宰。不自欺的人，也更容易真诚对待他人。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也表达了“慎”之重要，正因为诸葛亮有这样谨慎又懂自省的高尚风骨，才会被委以重任。 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十分强调“慎独”，“慎独”是指人在独处时也要严格要求自己，是对个人内心射出比较隐蔽的思想意识进行自律的一种修养方式，哪怕没人知道，也要抑制不好的意念和私欲，这对自觉地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求更高，彰显出表里如一、襟怀坦荡的人生态度和境界。  

随着孩子学习压力的不断增大，有报告曾指出，目前晚睡年龄层正在逐年减小。很多时候，一些陪读家庭的正常状态就是孩子熬夜做作业，家长熬夜陪读…… 晚睡除了可能造成孩子躁动爱哭闹，个性怯懦，缺乏行动力，意志力薄弱，影响神经系统发育，影响智力发展之外；还会伤害孩子的心脏，埋下将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种子；也会让孩子长不高，甚至性早熟。 （123RF） 具体说来，晚睡对孩子主要有哪些不良影响呢，父母又该怎样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呢？ 晚睡影响孩子的身高 这个是儿科医生普遍认同的研究结论。睡眠中生长激素分泌明显增多，高峰时的分泌量超过白天分泌量的5至7倍，而在非睡眠状态，生长激素分泌较少。 生长激素是腺垂体细胞分泌的蛋白质，能促进骨骼及软骨的生长，从而使躯体增高。一般以22时至凌晨1时为分泌的高峰期。 孩子如果睡得太晚，身高就会受到影响。因此，专家建议，10岁以内的儿童要想发育好、长得高，家长要督促其在晚上8点前睡觉最为适宜。 睡眠不足影响孩子的反应速度 孩子比起成人的精力是要旺盛许多。曾经有机构对比睡眠不足大学生和小学生的不同，每天少睡两个小时以后，大学生自我感觉很难受，但是小学生每天给他少睡两个小时，自我感受度不是很强。 可是，成人尽管特别困，但他有很强的代偿能力，基本上没有影响他的反应时间。孩子主观嗜睡程度不是很明显，但在完成简单任务的时候，这些孩子出现了明显的反应时间延长，反应速度慢，记忆力也有减退的现象。 睡眠时间长短影响孩子成绩好坏 去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3名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 孩子睡眠不规律，或者睡眠时长不够的话，不仅会引发肥胖、糖尿病等，还会导致记忆力衰退、注意力分散的问题，进而影响学习、生活。 讲到这里，相信所有家长心里明白，保持充足睡眠的重要性了。可是，看到其他孩子都在拼命学习冲刺，学到很晚，自己也跟着紧张起来，所以不得不减少孩子的睡眠时间。 研究表明，孩子的学习成绩和睡眠时间长短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睡眠时间低于8小时的，61%的成绩较差，其中考试能及格的仅占39%；而每晚睡眠时间8-10小时的学生中，76%成绩中等，11%成绩优异。 为什么睡眠会影响成绩呢？ 因为睡眠不规律或者睡得晚，直接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导致孩子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阅读、反应能力也跟着迅速下降，从而影响孩子的听课效率，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也降低，长期上课梦游，成绩下降那是必然的。 ...

父母跟子女的有效沟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本栏目将刊登《亲子之间》系列文章，一位父亲记录了在不同场景中跟孩子的沟通，以循循善诱的方式，启迪孩子正面思考，不仅达到健康教育的目的，还增进彼此的感情，希望对各位家长有所启发。 （图：清玉/看中国） 一把小伞的启示 昨天是雨天，我开车送刚读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去上学，由于雨势不小，所以我直接撑把伞陪他走进学校，结果忘了留一把小伞给他。等他下午放学后，在空地等安亲班交通车来接时，还是在下着雨，结果他就只能穿着有帽子的外套挡雨。 今天一早，我看天气还是阴阴的，我就让他带把小伞出门。车子开到校门口前，我陪他下车要走进校门时，我请他带着小伞到教室，结果他一看当时一起准备进校门的同学，已经大多数都没带伞了，就跟我说不用了，说大家都没带，他也不用带伞。我当时看看灰灰的天空，想说下雨的机会还是很大，所以就念了他一顿，说为啥这么偷懒，别人没带是别人的事，也说他是不是忘记昨天忘记带伞淋雨的事了，最后，他还是把伞带进去了。 送完小孩后，我接着开车上班，一路开上高速公路往南，不到5分钟的车程，我就看到天边放晴了，出现蓝色天空，然后越往南开，天气越晴朗，最后还出了大太阳，晒起来还会热呢。 当时，我头脑中就一震，我知道我早上的行为不恰当了。小孩虽小，他有他的社会判断能力，他可以从大多数同学的行为中，马上判断出今天下雨的机会不高，所以虽然出门上车带着伞，到校门时他已经知道可以不用带了，结果我没有尊重他的判断，却一味地用我大人权威式的命令来让他接受我的意见，还因此责备他不听话之类，顿时让我感到非常懊恼。 是的，也许天有不测风云，这样的天气，带着伞总是多一分保障。也许今天只是刚好放晴，所以不带伞也没问题。或是大多数人出门前有看气象报导，知道了今天已经不会下雨了。 但是，我懊恼的是我自己为人父母的态度，我没有尊重小孩的判断能力，更谈不上欣赏小孩懂得临场反应的机智。然后，只是摆出一副我说了就算，我是父母我最大的态度，直接抹杀小孩独立思考的机会。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我深刻反省着我这样的态度，我知道我这样的态度一定已经由来已久，只是平常自己毫不自知，才会在今天直接就表露出来。 也刚好有今天这样的反差，才能让我看出自我的不当之处。 晚上接他回家时，我在车上就告诉他我错了，他早上的意见是对的，我向他道歉说对不起，以后我会好好听他的意见，了解他的想法，也会更尊重他自己的判断。他听了很开心地笑了，我也感到很开心。 多些时间 慢慢来 有很长一段期间，我发现我跟家中七岁小孩的对话，总是充斥着“快一点”、“没时间了”、“赶快去……”，似乎小孩做的每件事都不能让我满意，起床慢、洗澡慢、刷牙慢、吃饭慢、收拾书包慢等等。有时一急，小孩也会被我催促到哭起来，我就会情绪更不好，整个情况往往就更糟糕了。 后来，有一次早上要叫小孩起床时，我改变了一个方法，就是把原本平常要叫他起床的时间提前了15分钟，然后我就想试试再说，如果给他多一点时间，是不是就不用这样催促。 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天早上，我完全没有需要用到“快一点”或“没时间”的字眼，我发现他自己可以把刷牙、洗脸、穿衣服的事情都做得很好，虽然动作还是不太纯熟，但总是自己完成了，而且整个早上的气氛也很轻松，不像以往一样，最后总是要在被骂的气氛中出门。事后我跟小孩讨论时，他也很喜欢这样的改变，所以后来我们就保持了这样的习惯。 我回想当初整个改变的关键，其实也就是多给他一些时间，仅此而已。这多出来的几分钟，不但让小孩有充裕的时间完成该做的事，我也可以在旁边轻松地等待，让自己跟小孩都有个好心情。然而，平常会把事情催促得这么紧，除了大人习惯在紧凑的生活节奏下做事外，往往也是因为我们习惯把事情积累到最后一分钟才进行，当然就让自己没有缓冲空间，也让小孩跟着没有缓冲空间。 ...

“ 六四 ” 31周年，人们如常会想起一些人物。现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还是一个值得关注者。这位当年的王教授，在 “ 六四 ” 时期曾避居法国3个月。王沪宁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同事还曾爆料，王在一份反对学生抗议的文件上签名。这些举动为王沪宁后来入仕打下基础，他号称 “ 三代国师 ”，但直至遇上习近平，王沪宁才算飞黄腾达。据说，习视王为密友，但王为习出炉的理论，最近却被中央党校教授批为垃圾般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 1989年 “ 六四 ”，整场运动集中在大学、共青团和媒体机构，当时还是 “ 一介书生 ” ...

6月1日，民众在白宫附近清除涂鸦。（图片来源：BRENDAN SMIALOWSKI/AFP via Getty Images） 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后，各地的抗议暴动事件虽然继续发生，但在警方与民众的矛盾之间，仍有不少人性中温情暖心的画面。 例如在弗洛伊德老家，当地有白人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主动在黑人邻居面前下跪道歉，大家手握手一起祈祷，气氛令人动容。 这起暖心的事件，发生在德州休斯顿的康尼之家（Cuney Homes）社区，数以百计的群众冒着倾盆大雨，来到了弗洛伊德生前打篮球的球场。 社区成员分成了两方，黑人市民站在右侧，白人市民则集体跪在左侧。这个活动的发起人是白人海林（Bobby'Trey 9'Herring），他说：“ 我们希望得到宽恕，所以要从这一刻开始做些不同的事。” 因为多年持续不断的种族歧视，因此以海林为首的市民们在这次活动中单膝下跪，为众多黑人受到的不公道歉，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原谅。 一名黑人女子在听到对方的道歉后，不禁潸然落泪，一旁的一名黑人男子见状也忍不住哭了出来。 随后，这些黑人也单膝跪地，和他们的白人邻居手握手一起祈祷，祈求未来不会再有类似的不幸发生。 当地一名新闻主播也在现场，拍下这令人动容的一幕，随后发表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数万人的点赞，并已有超过10万人转发。 这起活动的另外一名发起人简崔牧师（Johnny Gentry）表示，他们把这起活动称为 ...

中国足球名将郝海东6月4日这一天加入郭文贵发起的 “ 爆料革命 ”，宣读了长篇 “ 新中国联邦宣言 ”，并号召消灭中共。郝海东当年的队友为此感到 “ 震惊 ” ，但有人赞许他勇气可嘉。 今年6月4日 “ 六四 ” 31周年之际，郝海东在Youtube上发布的一条视频中表态称：“ 消灭中共，是正义的需要。中共是共产国际资助的，颠覆了中国合法政府的恐怖组织。其在中国的极权统治已发展为彻底的反人类暴行：无视人权、摧毁人性、践踏民主、违背法制、撕毁合约、血洗香港、杀害藏民、输出腐败、危害全球。” 郝海东和妻子接受媒体采访。（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

今天是六四31周年，香港市民无惧禁令，坚持到维园烛光悼念六四。（图片来源：Adrian/看中国） 1989年6月4日，北京政权在天安门屠杀学生与民众，令港人永志难忘，遂开始在每年这一夜燃点烛光，悼念死难者和追究屠城责任，转瞬31载。如今，政权对学生的打压已直接在香港上演；“ 港版国安法 ” 通过后，当局更头一次禁止了维园的悼念晚会。但今年六四这一夜，数以万计港人跨越封锁的铁马，自发集会，令维园烛光承传31年不灭；悼念活动更在全港各区遍地开花。 今日是六四事件31周年，在冠状病毒 (COVID-19病毒) 疫情下，港警以 “ 限聚令 ” 为由，三十年来首次对支联会主办的维园六四烛光悼念晚会发出反对通知书。为阻止市民前往，港府部门利用铁马将维园足球场重重围封，更用铁链、胶索带等绑紧。 支联会坚持赴维园：全世界在关注香港六四悼念 支联会谴责当局趁疫打压，但预告其成员将会如常到维园举办烛光晚会，又呼吁港人及其它团体在各区遍地开花地纪念八九民运及六四事件。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指，全世界都在关注香港今晚的六四悼念，希望港府考虑清楚，是否要自毁一国两制，将丑态展示给全世界看。 综合港媒报导，下午5时许，维园一带警力明显增加，又在铜锣湾一带以大喇叭播放录音，警告市民参与维园集会将触犯非法集结罪。不过傍晚6时许，支联会的李卓人、何俊仁、蔡耀昌，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街工立法会议员梁耀忠等人，来到维园喷水池出入口，燃点起烛光，并高喊 “ 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 ” ...

日前，市值近千亿的“康泰生物”发布公告，其董事长杜伟民因解除婚姻关系进行财产分割，拟将直接持有的235亿元公司股份分割过户到前妻袁莉萍名下，天价分手费让市场咋舌。有很多人猜测，离婚或是为了方便减持套现。此外，其发家之路也引发了人们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员们的渎职、贪腐现象的关注。  据陆媒5月29日报导，中国乙型肝炎疫苗龙头企业“康泰生物”的董事长杜伟民离婚，并将1.61亿股公司股份，即占公司总股本23.99%的股份分割予前妻袁莉萍。按最新收市价计算，价值达235.54亿元人民币，创下A股史上最贵“分手费”。  杜伟民 报导指，现年57岁的杜伟民经过此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从51.26%减少至27.27%；而49岁、拥加拿大国籍的袁莉萍从零持股变成持股23.99%。  杜伟民先后就职于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2008年，杜伟民通过产权交易所购买了深圳“康泰生物”的大部分股份，成为“康泰生物”实际控制人。当年9月，深圳“康泰生物”与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现战略性重组。此后一番资本运作之后，“康泰生物”开始上市。  然而杜伟民的发家路上也充满了质疑，如2009年，他曾工作过的“江苏延申”​​生产的狂犬疫苗被揭药效不足，涉嫌造假，遭监管机构勒令其停产整顿；2017年，在北京高院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尹红章做出的二审裁定中，显示出杜伟民曾向尹红章行贿。  2017年3月，尹红章以受贿罪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同时获刑的还有其妻子、儿子。法院指，2002至2014年间，尹红章一家三口共收取生物制药企业给予的财物达356万余元。其中“康泰生物”向尹红章行贿47万未追责。而尹红章等官员背后的贪腐、渎职行为也因此次“天价分手费”事件再次被牵出。 除尹红章之外，他的上司、中国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前副局长吴浈，也曾多次一并遭人实名举报。 2014年8月，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村医马文芳和河南省人大代表、河南“依生药业”董事长张译联合实名举报尹红章和吴浈贪腐问题。2006年至2010年，尹红章利用手中权力主导药品的审评工作，使“依生药业”本应进入临床试验的创新药品两次没能通过审评。张译指称，时任国家药监总局副局长吴浈对下属尹红章的行为故意包庇不予调查。  2016年，《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杜涛欣实名举报吴浈，指称吴浈分管疫苗期间，山西疫苗案、江苏延申、河北福尔狂犬疫苗案、2013年乙肝疫苗案、2016年山东疫苗案等大案频发，吴浈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渎职。此外，吴浈在明知江苏延申大面积造假，劣迹斑斑的情况下，继续为其站台，亲自过问给予其总价值过亿元的甲流疫苗订单。  2018年8月，中纪委宣布，中国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前副局长吴浈被调查。2019年11月，吴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6年，他被控受贿2107万余元人民币。   

在武汉肺炎疫情冲击下，大陆失业人数巨大，民众无处谋生。在此压力下，中央文明办日前称，不再将占道经营等要求列入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据官媒5月28日消息，中央文明办发文称，在今年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等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对此，资深评论人士王剑认为，这个声明就是说，小商贩可以在街边摆摊卖货了。这些年以来，城管们一直非常凶恶地对待那些在街边摆摊的小商贩，但今年党媒突然变调，说明一个问题：大陆的失业情况非常严重，官方已经搞不定了，没办法只能靠老百姓自己做点小买卖谋生。 海外评论人士文小刚对此表示，冠状病毒在大陆肆虐给经济造成重创，即使中央强令企业在3月份复工，但因为市场需求疲弱，没有订单，即使开工，企业也不敢生产。很多工厂不得已给工人放假，甚至富士康这样的加工大厂也给工人放了长假；另外，北京在此次瘟疫中没有给大陆的中小企业任何救助，中小企业在市场迟迟无法恢复情况下倒闭在所难免，这又会造成大量人员失业，尤其是农民工。反过来，民众大量失业，没有收入又会促成大陆内需继续疲软，而李克强明确表示，目前大陆有6亿人月收入在1000人民币，要靠内需拉动经济反弹不会有效果。 大陆中泰证券（Zhongtai Securities）4月底曾估计，大陆真正的失业率应为20.5%左右，即失业人口超过7000万人，远高于官方发布出来的统计数字。 深圳望正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刘陈杰4月初在《财新》杂志撰文表示，瘟疫可能导致中国2.05亿工人失业。这在中国7.75亿劳动人口中，失业率超过25%。 除了失业人数众多，害怕社会动荡也是官方不得已允许民众在街边摆摊的原因之一。 据自由亚洲电台转述北京维权人士胡佳的分析说：“（中共）现在不得不给公民这条生路。不让他到街头摆摊养家糊口，把他逼急了，以后怎么办？报复社会？还是上街游行？” 中国自2005年开始文明城市测评后，地方当局为了政绩加强打压流动商贩，城管暴力执法，屡屡发生流血事件。而在现如今经济下行和社会动荡的压力下，政府不得不改变政策，打开这个口子。  

1.@KUI__YANG：我曾经在我们那个四线小城市，也算得上一个知名的奶粉零售商。那些年按照行情，在新西兰Countdown超市里零售价折合人民币80多元的Karicare奶粉，到了中国的终端零售店至少卖328。我们零售商当然有利可图，但中间这240元差价，绝对不是我们拿了大头。海关和税务局拿了大部分，剩下的才给代理商零售商。 2.@LQ0068：如今有一种人，豪宅占着，宾馆住着，名车坐着，保镖护着，钞票捞着，黑钱移着，品牌穿着，名表带着，老婆闲着，二奶包着，鱼翅吃着，改革喊着，谎话说着，演技耍着，牛逼哄着，胡子吹着，眼睛瞪着，心里黑着，百姓欺着，汉奸当着，却告诉别人他代表着人民 …… 3.@xiaxiaoqiang：陕西男子将自己79岁的瘫痪母亲扔进废弃墓坑活埋，这就是后浪的真实世界，贫困的农村老人没有收入，是负资产。某退休高干90岁，退休金每月一万五，公费医疗，全家都希望老爷子长命百岁，哪怕呼吸机吊着也得活下去，只要活着就是每月净收入一万五，这就是净资产。 4.@Vanessa 姗：香港完蛋了! 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现场：选票只发给了亲北京的立法委员，亲民主派立法委员被保安关在门外。最后，民主派候选人全部零票，民建联李慧琼以40票当选主席。 5.@baolongjun2015：两名辖区派出所警察上门告诫汇英豪商贸公司总经理郭坤鹏先生：你是怎么上的推特？那是违法的，有事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并对郭经理做了笔录。郭经理好害怕，说自己投诉、控告了那么长时间，都没人理，在推特上一公开，警察就找来了，这效率太高。却不是给解决问题。 6.@MgOqkzLBRPLCHyN：什么是“正能量”？就是拿底层人民的苦难激励底层人民，让你学会苦中作乐，以苦为乐，吃苦耐劳，含辛茹苦，然后把成果奉献给统治者。至于他们巧取豪夺，不劳而获，都是应该的，如果你有质疑，对不起，这是负能量，如果你还要继续提问，你会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予以逮捕！  

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爆发至今，由于中共隐瞒真相，造成疫情扩散至全世界，引发各国追责。在此次疫情中，大陆因应2003年“非典”疫情建立起来的“传染病网络直报应急系统”如同虚设，暴露出大陆官僚体制及“政治维稳”等弊端。 传染病直报系统遭聚焦 在今年的“两会”上，北京提出的“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是外界的关注点之一。 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等。两天后的24日，习近平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时也提到，要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疫情预警和应变能力。 疫情期间身穿隔离服的医护人员（Getty Images） 大陆财新网报导承认，此次疫情中暴露出，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不完善，存在如系统可操作性弱、运行“情绪化”、维护和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在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中共花费了7亿多元建立了一个“中国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官媒称，该系统是世界级的：快速、全面，横向覆盖全国，纵向到乡镇卫生院，覆盖甲、乙、丙三类共39种法定传染病。 但该系统在这次武汉肺炎的疫情中并没有起到预警作用，反而留下了官方隐瞒疫情的证据。其涉及的多个谜团，至今无解。 谜团一：武汉早期疫情上报为何存在大问题 疾控中心主任高福2019年6月在一个论坛上曾提到，对于任何可疑的传染病，包括新发和再发的，卫健委在6个小时之内会立刻知道，“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国全境的信息直报系统”。但在此次疫情爆发初期，这个系统并没起到应有的作用。 根据中国医学专家在海外发表的论文，首个感染武汉肺炎患者的发现症状的日期为2019年12月1日；至12月10日，另有3人发病；密切接触者之间的人际传播从12月中旬开始已经发生。 而根据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的说法，武汉通过“网络直报”方式上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始于1月3日，但大约在1月上旬后又停止了。 “（去年）12月底、（今年）1月初，国家卫健委介入调查之后，要求武汉把病例通过网络直报上来，有这个要求，他们确实报了，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停下来了。”冯子健对《中青报》说。 疾控中心前副主任杨功焕也证实了上述说法。她说，自己咨询过国家CDC（疾控中心）相关人员，得知去年12月没有接到“直报”。 “他们说1月3日到1月10日左右，接到过武汉直报过来的信息，但后面就忽然停了。”直到1月24日才恢复网络直报。 谜团二：谁删除了地方医院上报的数据 在武汉疫情爆发后，武汉四大医院之一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一度通过网络直报系统上报患者病例，但后来发现，此数据不知被谁删除了。 ...

法国公共健康局（Santé publique France）近日宣布，自法国5月11日以来，全国共出现109个Covid-19感染点，但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疫情反弹。 虽然自法国解封之后，医院重症室的Covid-19病人数量大幅度减少，但病毒仍在法国传播。5月29日，法国公共健康局公布自解封以来，在全国共确认疫情传染点109个，其中不包括养老院（Ehpad）和个体家庭。 据悉，在这109个传染点中，有104个位于法国本土，5个位于法国海外省区。其中布列塔尼（Bretagne）、卢瓦尔河地区（Pays de la Loire）和诺曼底（Normandie）等地出现14个传染点；法兰西岛（IDF）共有19个点，其中7个位于78省（Yvelines）。 在这些传染点中，有64%个点超过5个病例，主要涉及生活或身体状况欠佳的人士；19%出现在社会收容所；6%在贫困社区；22%在健康卫生机构；20%在公共或私有公司。 另外，传染点中已有五分之一被控制（7日内无新增病例），或完全抑制（14日内无新增病例）。 法国公共健康局表示，只要能通过隔离病人而控制住传染点的疫情发展，出现多次新增病例并不是坏事，而是已拥有更好追踪病毒能力的体现。公共健康局估计，从1月21日至5月28日，法国共确诊了149 071例Covid-19病例，这一数字来自对城市实验室和医院试验室更全面的测试传输数据。  

地理位置：法国西南部，塔恩省（Tarn），奥克西塔尼大区（Occitanie）； 特色美食：鹅肝酱、油浸肉、鸭胸肉、加亚克AOC级别葡萄酒； 特色工艺：香水、绘画； 小镇的镇中心（KaTeznik/维基百科：CC BY-SA 2.0） 各类活动：每周二上午有农贸市场；音乐节（7月底）、建筑与音乐节（7月底-8月初）、蜂蜜与当地特产展会及小镇节（8月15日）； 周边最美小镇：皮伊塞尔西（Puycelsi）13km、布吕尼凯勒（Bruniquel）22km和莫内斯蒂耶（Monestiés）32km。 优美的韦尔河（Vère）由东向西流淌，横穿过坐落在格雷西涅森林（Forêt domaniale de Grésigne）旁的卡斯泰尔诺-德蒙米拉勒小镇。这座中世纪小镇坐落在一块石灰岩的峰顶之上，俯瞰着韦尔河谷。 小镇的名字源于当地的奥克西塔尼方言，Castelnau意为château neuf，新堡；Mont有丘陵、高地之意；miral则译为镜子，引申为“观察站”的意思。  梅拉格斯城堡（MOSSOT/维基百科：CC BY-SA 3.0） 梅拉格斯城堡 ...

在国际国内问题激化，中共政权风雨飘摇之际，习近平近期有一系列内部管治架构的调整和清洗动作，除了应付人民对极权统治的抗争，最紧急的却是防范党内中高层反习政变。在已经掌控军队和武警之后，习在公安系统的连续布局，也明显有防政变的考虑。 近日港媒披露，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已易名为政治安全保卫局，从多个地方国保部门已改名的官方报导，可见此事属实。 国保改政保，政治打头，符合当前中共最高层凡事强调政治安全，也就是政权安全的思维。 习近平等中共高层参加今年的人大开幕会。（图片来源: 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 作为中共迫害人权冲在一线的公安，对异见人士和信仰团体成员等的秘密监控、抓人和施加酷刑的国保早已臭名昭著，当局将其改名强化政治因素，当然是为了应对天怒人怨的社会现状，同时将国内安全与境外威胁的防范连结，可以说是维稳力度进一步加强。 但是，当下中共面临的内忧外患前所未有，从贸易战到今年的大瘟疫，再到强推港版国安法，也让中共党内权斗激化。从习近平对公安这支刀把子的高层布局看，相信习近平真正不放心的是党内政敌的直接威胁。 中共高层中，最近连之前被认为是习的政治联盟者都陆续出现分岐的影子。中共高层互搏明显。 比如李克强在抗疫以来被边缘化，一直承担沉重任务的这位总理，在今年两会落幕之日，罕见爆称中国有6亿人月入仅千元，由此引发轩然大波，外界纷纷认为李克强是以大实话刺破了习近平的 “ 中国梦 ” 和 “ 全面小康社会 ” ...

6月2日，一群神职人员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乔治 • 弗洛伊德画像前祈祷。（图片来源：Stephen Maturen/Getty Images） 5月25日，美国非裔男子乔治 • 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 Minnesota）被警察逮捕之后离开人世，由此引发了示威游行，因有人使用暴力导致美国出现骚乱。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法医公布了完整的弗洛伊德的尸检报告，其中他曾被检测出武汉肺炎病毒（COVID-19）呈阳性反应。 据明尼苏达州最大的报纸《星论坛报》（The Star Tribune）报导，得到弗洛伊德家人同意的情况下，亨内平县医学检验官办公室（The Hennepin County Medical Examiner’s Office）于6月3日公布了一份长达20页完整的尸检报告。该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份报告 ...

要不是李克强亲口说，很多人不会相信有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他们看多了宫斗剧中的锦衣玉食、看多了城市里的灯红酒绿、看多了偶像剧中的挥金如土。他们没有看到城市高楼大厦后低矮拥挤的城中村、没有看到西北东北西南居住在大山褶皱里的人群、没有看到那些在贫瘠的土地上辛苦刨食的人群，这些人群被新闻媒体遗忘了。 我做过十年记者，我知道新闻媒体从来不会报道他们。我曾经很多次采访到他们的艰辛生活，但报社都认为没有新闻价值而不让刊登了。人们看到的是GDP连年增加了；看到的是满大街都是奔驰宝马了；看到的是每个旅游景点都人满为患了；看到的是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了。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那1%的人已经提前进入了各取所需的社会，媒体报道的是他们，电视出现的是他们，人们眼中看到的是他们。然后，就误以为所有中国人都是那1%。 那一年，西南大旱，我在广西、云南的乡村里采访了半个月。我坐在长途汽车上，车窗的两边，是连绵不绝的贫困村庄。村庄已经被时代抛弃了，一片死寂，好像一座座坟墓。曾经有过的炊烟袅袅、笛声悠扬；曾经有过的孩子们欢天喜地，母亲呼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我走进一座座村庄。我看到过孩子们的碗里，有的放着几根咸菜，有的放着两根辣椒，还有很多人只吃白米饭，连辣椒咸菜都没有。 有一年，我走进一座学校里，看到一群孩子围着吃饭，让我拍照。十几个孩子，一人一碗米饭，中间放着一碗炒黄瓜。盛菜的碗很小很小。孩子们吃好几口米饭，才小心翼翼地夹起一片薄薄的黄瓜。一位老师悄悄对我说：学校看到你来了，今天才给孩子们炒了一盘菜，平时没有菜的。这座学校，在宋祖英的家乡。 这些年，我寻找并采访了几百名抗战老兵，走进过从南方到北方的很多乡村。我看到过捡破烂的抗战老兵；看到过住在危房里的抗战老兵；看到过靠志愿者救济的抗战老兵；看到过无儿无女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抗战老兵。我费尽周折，来到一座村庄，想要采访一名抗战老兵，却得知他在半个月前，喝农药死了。因为生活极度贫困，他看不到活下去的希望。我找到一名抗战老兵，问他有什么心愿。他是入赘到这座村庄的。他说，他如果能够回到老家，在父母坟前烧一炷香，他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了。他的老家，距离这座村庄，只有四五百里，来回车票不足100元。而他拿不出来。他几十年没有回过老家。我泪流满面。 有一天晚上，我在武昌洪山广场的公交站台上，等车。走来了一个老人，满头白发，身材高瘦，但收拾得很干净。他要喝我手中的半瓶水。他说他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没有喝水了。我从旁边的商店里给他买了面包，买了水。他双手捧着面包，大口大口吞下去。他说，他以前是工人，后来失业了，这些年都是饥一顿饱一顿过来的。 就在半年前，我还在资助一个贫苦老人。那一年，一辆摩托飞驰而过，将他撞飞了。等到他醒来的时候，摩托车早就逃走了，他躺在冰冷的土地上，几根肋骨断了，手腕也断了。他住在城中村，就是消失在我们视线之外的那种村庄，就是电视上从来不会出现的那种村庄。他卖菜为生。卖菜的钱，仅仅够自己生存下去。 这才是真实的中国。中国有1%的人穷奢极欲，更有50%的人生活艰辛。中国的街道上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奔驰宝马，中国的农村更有一望无际的贫穷荒凉。中国的城市里有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但也有高楼大厦背后的城中村。中国大概有一千万的千万富翁，但也有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中国经济总量排世界第2位，但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排第71位。我们只有正视，才能改变。

法国在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是否允许医院给Covid-19患者开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药片处方闹得沸沸扬扬。5月27日，法国政府宣布，除临床测试外，不再允许医院给Covid-19患者开羟氯喹处方药。 随着本次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各国都在积极寻找治疗药物。其中是否使用氯喹一直在医学界引发争论。氯喹是一种抗疟疾的廉价药物，由氯喹衍生出的羟氯喹已有数十年临床应用历史，市场上最多以Nivaquine或Plaquenil药名销售。  法国卫生部长维朗（Olivier Véran）早先要求公共卫生高级委员会（Haut Conseil de la santé publique）就是否使用羟氯喹治疗Covid-19给出建议。该委员会于5月26日表示，除临床测试外，不建议在治疗Covid-19时，单独或与抗生素一起使用羟氯喹。在此之前，法国曾允许医院在治疗Covid-19严重病患时，由医生合议决定使用羟氯喹对抗这一疾病。 今年3月底，为了对羟氯喹治疗Covid-19的有效性下结论，昂热大学医院宣布进行大规模符合最高科学及方法学标准的研究，研究对象是1300名Covid-19患者。这项研究被命名为Hycovid，与法国各地的40余所医院联手合作。昂热大学医院表示，直到目前已有250人被纳入研究。 但在法国政府宣布禁止医院开羟氯喹处方药后，昂热大学医院（CHU d'Angers）也暂停了对羟氯喹有效性的研究。昂热大学医院表示，暂停该研究是为了遵循谨慎原则，但研究并没有取消，院方正在与法国卫生部门进行进一步讨论。 医学界权威刊物《柳叶刀》（The Lancet）在公共卫生高级委员会表态前，曾刊登了一篇认为使用氯喹治疗Covid-19无效的文章。不过这篇文章在科学界引起很大质疑。 5月22日，《柳叶刀》刊登了这篇有关羟氯喹临床试验的研究文章。该研究称氯喹及其衍生物羟氯喹对Covid-19的治疗无效，甚至会导致危险。该文章基于研究在去年12月到今年4月期间，住在671家医院接受治疗的96 000名病患使用与不使用羟氯喹的状况对比。但是这一研究结果引起了科学界的质疑，十余名科学家于5月27日联名发表公开信，表达了他们的质疑，并要求世卫组织（OMS）对这一结论进行独立分析。 这些科学家在公开信中表示，该篇文章引起的反响，致使世界上众多的科学家对其进行仔细核查。然而这些核查却引起对此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完整性的质疑。联名发表公开信的科学家们列出了长长的各项争论疑点列表，但拒绝在没有道德审查的情况下提供相关数据。这些科学家呼吁世卫组织或其它独立且权威的机构任命专门小组，以对该研究的结论进行独立分析。 法国使用氯喹医治Covid-19病患的主要提倡者，法国马赛的微生物学教授、感染学专家拉乌尔教授更是谴责这一研究文章数据来源不实。《柳叶刀》杂志发表的这项研究文章也受到许多并不捍卫在治疗Covid-19中使用氯喹的专家的批评。其中包括从哈佛到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临床医生、统计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士。  ...

法国总理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于5月28日宣布了第二阶段解封的具体安排，其中针对受这次疫情打击最严重的餐饮业。 菲利普表示，法国所有的咖啡馆和餐馆从6月2日起，可以重新开门营业。但对病毒传染风险仍然较高的橙色区域，包括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以及海外的马约特省和圭亚那省，只允许在露天的座位（Terrasse）接待客人。 另外针对大型的购物中心，虽然菲利普在公开讲话中没有明确提及，但相关单位表示，7万平方米以下的购物中心也可以重新开放。 餐馆每桌不超过10人 5月中旬，政府就已经放出风声，处在疫情绿区的餐馆将可以从第二阶段，也就是6月2日重新开门营业。而对首都巴黎和其它仍被划为疫情红区的从业者来说，对菲利普5月28日的讲话，则充满了期待。 菲利普宣布全法的餐馆、咖啡厅可从6月2日起重新营业，法兰西岛（Île-de-France）、马约特大区（Mayotte）、法属圭亚那（Guyane）等疫情较严重地区，只允许在室外露天的座位接待客人。 餐馆需要遵守一系列的卫生安全要求，例如每张餐桌最多坐10人，每张餐桌间至少保持1米的距离等。 可合理占用人行道、停车位 在寸土寸金的巴黎，虽然可以重新营业，但对不少没有露台，或者露天座位有限的餐厅来说，显然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关键问题。在这个特殊时期，为了帮助餐饮业尽快恢复元气，巴黎市政府表示，将允许餐厅占用部分人行道，甚至是部分停车位，以便接待更多的客人。 在为餐馆尽量提供方便的同时，巴黎市政府也表示会对这种临时占道行为制定严格的规则和进行监管。根据具体情况，既要保证延伸出的露台不会影响行人的正常走动，或者车辆进出停车场，也不会叨扰到附近居民的安宁。 巴黎购物中心开放 在大型购物中心方面，5月11日第一阶段解封后，政府规定，出于防疫的需要，4万平方米以上的购物中心仍然不允许开放。 而这次，5月28日总理菲利普关于第二阶段解封的讲话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但相关部门表示，在疫情绿区，不再限制购物中心的开放，即便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的超大型购物中心也可以重新开放。 在法兰西岛地区，7万平方米以下的大型购物中心也可以重新营业，例如巴黎13区的Italie 2商业中心。在保证安全距离的前提下，政府建议无论是商家，还是顾客都要佩戴口罩。 而对7万平方米以上的超大购物中心，每个商场的情况则各有不同，例如巴黎的春天商场和拉法耶特百货，分别在5月28日和5月30日重新开张。而位于巴黎正中心的巴黎大厅购物中心（Les Halles）何时可以重新营业，还在等待巴黎警察局的决定。 ...

随着法国社会的逐步解封，经济活动也在大幅地恢复，然而根据法国国家统计研究所（INSEE）的估算，这次疫情最后带给法国经济的冲击要远远大于政府一开始预计的衰退8%。 法国的家具零售企业也受到了重创，已传出有企业申请破产，多个企业资金链紧张的消息。 法国家具零售品牌Conforama（123RF） 有经济学家认为，除了疫情带来的直接影响之外，过度的去工业化以及法国工会文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才是造成现在法国诸多困局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研究所的观察，研究人员表示：“在经历了两个月的近乎窒息的经济停滞之后，法国经济正在试图恢复活力。但是整个世界，已经和这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之前大不相同。” 数据显示法国第一季度，经济下降了5.8%，而第二季度的下降幅度更可能达到20%。即使，统计研究所预计，法国下半年的经济情况将出现大幅好转，但是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想要把这部份追回来，达到政府一开始预计的全年8%的降幅，可能性很低。 这两年来，法国频繁的社会运动，从黄背心，到抗议退休改革，时不时的非正常停业，让不少商家已经出现了经营困难。而两个月的疫情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让这些企业第一批亮起了红灯。 5月16日，法国一家老牌家具装饰企业Alinéa的总经理穆里耶（Alexis Mulliez）对外宣布：“我们宣布停止一切付款，并在马赛法院申请了破产保护，因为实在是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这家诞生在法国南部阿维尼翁（Avignon）的法国家具和装饰企业, 有着31年的历史。并在2017年开始实施战略转型，希望让“法国制造达到销售商品的一半以上”。然而，事与愿违。 总经理穆里耶遗憾地表示：“Alinéa正进行一项需要付出努力和投资的转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已经收获了成果。然而从2018年底开始的黄背心运动，再到2019年底的反对退休改革运动，让我们接连蒙受打击。现在，疫情更是让我们停止运营了2个月。” 最终，这次病毒给这家企业造成了将近1亿欧元的损失，公司亏损达到6200万欧元，已经无力再给自己的1974名员工发放工资。 另一个传出资金紧张，甚至可能申请破产的企业，则是规模更大的法国家具零售巨头之一——Conforama。这家企业在法国拥有310个店面、8600名员工，2019年的销售额达到31亿欧元。 实际上，在疫情之前，Conforama就已经出现了经营困难，并在去年做出了关闭42家门店，裁员1900人的决定。在做出这一节流举措之后，公司的情况一度开始好转，然而接着而来的疫情，可以说又给了重重的当头一棒，也让企业的现金流亮起了红灯。Conforama也已向多家银行提出了贷款申请，希望获得总额达到3.22亿欧元的国家担保贷款。 同样，受疫情影响，在法国耳熟能详的大企业，如Fnac-Darty、 Europcar、还有法航-荷航集团（Air France-KLM）等，都已经向银行申请了国家担保贷款，让不少银行的银根吃紧。 ...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再著书《炸醒我的六四》，分七个部分讲述当年六四内幕。(图片来源 : /看中国) 六四周年来临，31年来香港人从来都不敢回忆未曾忘记。疫情下港府借由限聚令拒批支联会申请的六四纪念活动。出席港大关于六四民调新闻会，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忆述31年前在天安门广场采访情境。 他接受《看中国》记者采访时说：三十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和北京饭店之见，他亲眼目睹在无民众攻击下中共军队开枪。他说，枪林弹雨中他看见人性，丑恶的人性和良善的人性，上下级之间的人性。他多谢当年救命恩人。并分享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与梅艳芳、赵紫阳见面，及友好问候情景。 他表示，8964那晚凌晨1时半前他就在天安门广场采访，“ 亲眼看到枪林弹雨，行刑式杀人。突然耳朵发热，子弹在我耳边呼啸而过，那一刻我突然多谢我阿妈，生我生的矮。” 他说，30年来一直不停挖掘真相。今年六四，他再著书《炸醒我的六四》，分七个部分讲述当年六四内幕，当中包括行家之间怎么样互相保护，当时老百姓怎么样保护记者，他说至今脑海里仍然记得老百姓讲的话 “ 怎样都要保护香港记者！一定要保护你们，然之后才可以有真相保留。日后才有机会真相大白。 ” 他说，当时北京百姓冒死都要送记者上飞机。 他说三十年来不停挖掘真相，还有好多真相未被挖掘，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新闻工作者继续寻找和挖掘六四真相，不要让历史掩埋。 刘锐绍：香港时事评论员，人称 “ 夫子 ”，曾任《文汇报》驻北京记者，1989年，“ 六四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