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

图/ 123RF（接上期）文/园丁 天灾人祸与北京之灾 唐天宝年间，唐玄宗宠惯杨贵妃，荒淫无度，招致安禄山造反，天下不太平。公元780年幽州等地大雨成灾，滹沱河水泛滥，自上而下转石折树，水高丈余，苗稼荡尽。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夏幽州又遇大水灾。  金代北京为中都，金世宗完颜雍当政时史书称其为“小尧舜”，他崇儒学，颁行《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新唐书》等，他始置太学，设考场策试女真进士。他还体察民情，曾对宰臣说：“凡有徭役，均科强户，不得抑配贫民”。他注重兴修水利，罢免灾民租税，禁止随意屠杀马牛。他在位期间中都也曾发生地震、蝗灾、水灾，究其原因，是下面的官员不善。如他曾责备海陵横役无度。又如在大定十九年，括地官张九思奉命到各地括田，不问百姓有无凭证，只依据地名拘括，把皇后庄、太子务、燕乐城皆定为官田收回，而权势之家冒占官地反而幸免。涿州大批官田被赵王完颜永中等四个王府冒占。  1208年蒙古成吉思汗决心伐金。1210年中都大地震有声如雷，七、八、九月连续地震，蒙古兵开始攻金。历史记载：“是岁，中都大悲阁东渠内火自出，逾旬乃灾。”1211年，2月“大风袭击中都，毁屋折木，通玄门，东华门重关折”，3月“大悲阁火灾，烧毁居民百余家”。 元大都时期，1215年成吉思汗在燕京求访辽朝旧族，得金左右司员外郎耶律楚材等人。由于成吉思汗及忽必烈能尊儒，重用汉臣，采用汉法，因此如虎添翼，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得以巩固。自1215年至1271年北京基本无自然灾害。  1272年元世祖至元九年改中都为大都，又大兴土木改建京城。这年六月京师大雨，墙倒屋塌，死者众多。  1276年宋帝向元投降。1279年南宋灭亡，这年大都城基本建成，这年四月大都遇蝗祸，十月文天祥被押至大都。1282年忽必烈欲诱降文天祥，以宰相高位许愿，文天祥宁死不屈，次日被杀于城北柴市。  1284年五月以侍卫军万人修大都城，九月京师又地震。第二年二月浑河（永定河）决堤，大都城建竣工。1286年九月下大暴雨毁太庙，大都发生饥荒。1289年大都发洪水。 元朝后期，干旱、水灾、瘟疫时发，黄河流域水患严重，而朝廷苛捐杂税，加上滥发货币，使物价上涨，使百姓生活艰难。民间反抗情绪剧增。 明清至民国，北京水患，洪涝也是接连不断。明朝水灾平均三年发生一次，到清朝，是平均两年发生一次，明朝最长的水患是连续8年，到清朝时最长的水患连续10年。至于旱灾，在元朝至元十四年至二十三年10年间，平均3年发生一次。明朝时旱灾最严重，不到两年就发生一次。从以上统计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规律，就是越到后来朝代，灾害发生的频率越高，时间间隔越短，危害期越长。北京水灾、旱灾有个特点就是往往在同一年出现春旱、秋涝。至于地震，从古代到现在，已经发生过数百次。仅19世纪末，北京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就18次。最严重的一次是康熙十八年，三河、平谷一带发生8级地震，史书记载：“飞沙扬尘，黑气障空，不见天日。人如坐波浪中”。光绪二十年七月那场大雷雨，烈风不仅将大树连根拔起，而且将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等的门闩一齐刮断。  北京的自然灾害还不止这些，还有蝗灾、瘟疫、水土流失、泥石流、地面沉降、土地沙漠化、阴霾、沙尘暴等等。其中阴霾既是天灾也是人祸，人祸在先，方有天灾。  为什么北京会有这么多天灾？我前面的《天灾人祸》藏头诗已经解谜了，天灾是神对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的惩罚。  善恶有报，古人知道这个道理。在这儿我举个例子：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1679年9月2日）京津地区发生强烈地震，震级八，烈度八至九，震毁城堞、衙署、民房无数，人员死伤甚众，北海白塔颓毁。康熙皇帝立即着发“内币银十万两”赈五城流民银米，并号召官绅富民捐资赈恤灾民。当天他亲自带领朝中大小臣工认真检讨反思，“务期尽除积弊”“各宜洗涤肺肠，公忠自矢，痛改前非，有心爱民为目”。两天以后，他又召集满汉学士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官员，口传谕旨，宣布他思考的施政存在的六项弊端，大意是：1、搜刮民财，贪污腐化，“民生困苦已极”；2、大臣朋比徇私枉法者众多；3、用兵时，纵其烧杀抢掠；4、地方官贪赃枉法；刑狱不公，集案不办；5、王公大臣家人奴仆侵占百姓利益，“干预词讼，肆行非法”。人们常说康熙是个伟大的开明国君，此言不差。我再补充一句，就是他知天命，奉天承运，此为一例。  据统计，在康乾盛世期间，除了前面讲的康熙十八年那场地震外，基本没有大的灾难，清朝几次大的洪、旱、蝗、震灾害，都是在1840年以后。  还有一例，明朝天启六年五月初六（1626年5月30日）上午9时，北京王恭厂火药局附近遭灾，发生大爆炸。据历史记载，爆炸声传百里，天昏如夜，死伤两万之众，范围半径750米，面积2.25平方公里。令人奇怪的是所有尸体和伤者衣物全无，全身赤裸，一丝不挂，“无焚烧之迹”。皇室地动殿摇，皇太子被吓死。德胜门外落下人臂，人腿，衣物飘落到西山。东自顺承门（宣武门），北至刑部街，毁民宅一万九百三十间，石驸马街石狮飞出顺承门外。朝天宫灾，十三殿齐焚。造成这么大灾难的原因，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其爆炸威力，与苏联通古斯大爆炸类似。事发后，许多大臣认为这是上天的警告，纷纷上书，要求皇帝“匡正时弊，重振朝纲”，皇帝不得已，下“罪己诏”，表示要痛加省醒，告诫大小臣工“务要竭虑，洗心办事，痛加反省”。并下旨，拨府库万两黄金赈灾。  值得注意的是此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此前明朝已近末路，国家政治腐败，宦官专权，魏忠贤操纵熹宗皇帝，使其善恶不分，民声怨道。因此政权内外交困，风雨飘摇。此事发生后的六月，发生京师地震，接着又是大雨水坏房舍，溺人无数。王恭爆炸后，天启皇帝惊吓患病，惶恐不可终日，于第二年八月去世了。继位者就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  提到宦官专权，这也是北京的人祸。魏忠贤原名魏四，进宫后曾改名李进忠，后又改名魏忠贤。天启年间朝廷腐败，阉党擅政。熹宗皇帝朱由检年轻贪玩怠政，近臣江彬上书劝止，熹宗不听。魏忠贤擅长阿谀奉承，迎合皇帝，陪皇帝在皇室大练内操、骑马、泛舟。引导皇帝与歌伎舞女厮混，玩斗鸡、走狗、骑马、打猎。他打击异己，制造冤案，迫害东林党等干尽坏事。  在明武宗时，太监刘瑾也是祸明擅权乱政最严重的一个典型。他从正德元年到正德五年操纵明朝，被人称为“立地皇帝”。刘瑾初入宫时伺服太子朱厚照，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病故，朱厚照继位是为武宗皇帝。厚照年幼，违背先皇遗嘱，未重用内阁大学士刘健辅政，而宠信宦官刘瑾。刘瑾为人凶狠狡诈，欺骗国君陷害忠臣，将反对他的刘健、谢廷等五十多人列为奸党，或杀，或贬，制造冤案。刘瑾引导武宗皇帝吃喝玩乐，使其不理朝政，有正直的官员劝诫皇帝，反遭刘瑾诬陷。在刘瑾的肆虐下许多大臣被迫辞退朝廷回归故里，使刘瑾更横行不法。有的人惧祸自杀。直到被明臣杨一清和太监张永捉拿，从他家中抄查出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玺、玉带等违法之物，最后皇帝在事实面前，才不得不将刘瑾以凌迟处死。  清朝末年，朝廷政治腐败，英国商人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害国人。林则徐奉道光皇帝旨禁烟，触犯英国商人利益，英商怂恿英国政府出兵侵略中国，朝中投降派反而诬陷林则徐，昏庸的皇帝反而把林则徐罢官充军发配到新疆伊犁。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1842年）失败后，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赔款2100万银元。  在1850～1860年进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咸丰皇帝在位时，英法联军从天津大沽口登陆，一直打到北京八里桥（位于今北京与通州交汇处），清军在八里桥之役失败。1860年9月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咸丰皇帝逃往承德。联军烧杀抢掠，不但洗劫焚毁了圆明园、静怡园，还进驻了北京城。清政府在战争失败后，与侵略者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割让香港、九龙，赔款8000万两白银。  后来慈禧太后企图利用义和团反对洋人，不料在1900年又招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这些外来侵略者一到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促逃命，一溜烟跑到了西安。八国联军打北京时，圆明园的残存建筑和财物，遭到驻守附近的溃军和匪民的抢掠，使其遭到彻底破坏。八国联军在北京城里呆了三天，不但侵扰了北京城平民百姓，就连紫禁城内的文物也未幸免，例如《四库全书》被毁数千册，翰林院的藏书被抢劫毁坏，古观象台天文仪器被英法军队抢去流落海外。清朝在被八国联军打败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也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未完待续) 

图/卓然堂国之瑰宝高古文物暨高古佛教文物精华荟萃独家点数海外大收藏家群落之家珍文/赵睿 中国的香文化渊远流长，而博山炉为其中最具特色的载体之一，盛行于两汉之时。相传汉武帝嗜薰香，又笃信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术，命人以道教方士传说的海外仙山的形式造出形制特殊的青铜香炉，名博山炉。用这种炉焚香之时恰似仙山云雾缭绕，飞禽走兽若隐若现，加之香气浓郁扑鼻，使人如入仙境，心旷神怡，正可谓“博山炉暖泛浓香，为寿百千长”（宋晏殊《望仙门》）。 上行下效，皇帝的钟爱，使各种造型新颖，装潢华丽的博山炉应运而生。王公贵族竞相制作，精品纷呈，争奇斗艳，使西汉成为青铜博山炉制作的鼎盛时期，故现在所见这一时期的出土传世精品也较多。其中最著名的当为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错金青铜博山炉以及陕西茂陵出土的鎏金银竹节青铜博山炉。今介绍一座西汉时期错金银青铜博山炉，形制颇似中山靖王错金炉，其工艺精湛，纹饰优美，美轮美奂，实为这一时期的经典之作。 这座博山炉高28.5cm，炉膛直径17.5cm，呈豆型，由博山形炉盖、炉膛及底座两部分分铸而成。炉底座为圆形，外沿垂直，错一圈银片。底座面分内外两区。外区饰一周错金银卷曲几何纹，内区起一台阶，然后坡形向上延伸为柱状炉柄。内区绕中柱排列八个尖端向内的心形错金银卷曲图。炉柄上下各铸有一道弦纹而无金银纹饰，其上接半球形炉膛。炉膛以凸起弦棱分为上下两部，均饰以错金银卷曲几何纹。 炉盖以失蜡法分铸，形为山峰峻峭的博山，并铸有出没其间的灵猴及猛兽。大小不同的孔隙如山谷和山洞巧妙的点缀其间，用以作烟雾外逸的出烟口。众多峰峦上大片状的错金银变形云纹恰似山间缭绕的云雾，而细密的金银线条则如同茂盛的草木。与之相呼应的山中各类野兽，身饰纤细的金银毛发，若隐若现，姿态各异，正是一派生趣盎然，意境高远的海外仙山的景象。 

图/卓然堂国之瑰宝高古文物暨高古佛教文物精华荟萃独家点数海外大收藏家群落之家珍 文/赵睿 身居纽约多年，每当路过五大道洛克菲勒中心旁的力士扛地球的大型铜雕塑，总是看到游人驻足欣赏，拍照留念。殊不知，这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造型，早在二千多年前已是中国青铜艺术作品的表达形式之一。今介绍一座西汉时期力士驭龙托球错金银青铜薰炉，艺术设计恣意大胆，想像力丰富浪漫，制作工艺登峰造极，与前述扛地球力士之雕塑有异曲同工之妙，特此分享。 整器由薰炉及炉盖、力士降龙炉座以及三熊足托盘三部分组成，高26.5cm，托盘直径18.8cm。炉膛及托盘内烟怠厚重，说明本器为实用器曾长期使用。炉盖铸为镂空浅浮雕双龙，以母口扣于炉腹子口之上，中置弦纹桥形盖纽，内穿铜环。炉盖以金银错满工装饰两条盘龙，两龙首相向，龙体之间多个不规则的孔隙供烟气逸出。盖下沿稍外撇，饰一周三角卷云纹。炉腹呈半球形，外壁从上至下分别饰以变形卷云纹、三角线卷云纹及桃形垂叶纹三个富有变化的纹带，下接半锥形托座。香薰炉的炉盖（图/卓然堂） 薰炉座以一降龙力士及盘龙组成，直接铸在炉腹托下。力士为蛮人，削发裸体，纹面纹身，肌肉发达，两腿跪踩在龙背上，头后仰，身体略后倾，左手执龙之右耳，右手上举托起球形薰炉。龙体下半身盘曲，四肢及龙尾支撑地面，伸颈昂首，张口吐舌，周身饰以鳞片。炉座置于一个浅托盘之上，并未焊接固定。托盘平底起平沿，上饰三角线卷云纹一周。盘下有三只错金银熊足。整器显得轻灵通透，浪漫中透有典雅之气。 青铜香薰炉早在西周时期已为王公贵胄所喜爱的室内添香器具，至战国西汉时期发展到高峰。随着生产力进步及审美情趣的升华，各式设计巧妙、制作精美的香薰炉应运而生。这座香薰炉造型奇特，错金银纹饰华丽无比，使人在享受浓郁的香气之时亦可赏心悦目。炉座中的驭龙力士，削发纹身，应为楚境南蛮族人形象，金银错纹饰亦为楚国器物常见的纹样，据此推测此器极有可能为楚地所作。其设计灵感的源泉虽已不可考，但西楚霸王项羽的拔山盖世的气概，借助龙的神力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中国文化中龙与皇权的关系最早始于黄帝。汉高祖刘邦编故事母亲梦中与龙结合生下了他，以龙子的身份来巩固他的地位，传说他醉酒后就会出现龙的形象。但此时龙的形象并非至高无上的，譬如到了三国时诸葛亮尚可称为“卧龙先生”。这座香薰中的力士既可降龙，自是神力无比，但并非冒犯皇权。此种题材的作品，西汉之时无可厚非，而到了宋元之后，恐怕就是犯上的死罪了。故战国至西汉时期艺术创作颇少羁绊束缚，国宝精品迭出，这件错金银力士驭龙三足香薰，即为明证。 

（接上期）图/123RF 文/园丁  天灾人祸与北京之灾 2004年12月，印度洋发生九级强烈地震引起的海啸，使多国受害，这场灾难中斯里兰卡伤亡人数也不少，但是在两处颓垣断壁的背景前各有尊端坐的佛像安然无恙。另外在泰国普吉岛，有一尊木雕站立的佛像，周围的建筑塌了，佛像依然站立在原地。  2008年中国四川川北大地震，在被摧毁的一片废墟中，一尊站立的菩萨塑像安然无恙。  2011年3月11日在日本大地震发生的大海啸中，宫城县名取市一尊站立的地藏菩萨像在一片废墟中丝毫无损。  2012年10月29日至30日飓风桑迪袭美东，纽约首当其冲。当时我写了首记叙诗，曰： 飓风桑迪袭美东登陆纽约断交通政府机构停办公学校放假街冷清阴雨绵绵风不停街上行人无踪影海水灌淹下东城纽约瘫痪两天整 这次飓风使纽约四分之三的居民断电。经济专家评估，整个美东地经济损失500亿美元。纽约皇后区以及曼哈顿中央公园的许多大树被连根拔起，在皇后区被摧毁的建筑废墟前，有一座圣母玛利亚雕像完好无损。这次我又写一首藏头诗也叫《天灾人祸》：  天灾只是神惩人 灾难过后有奇闻 人无德时灾降临 祸不殃及神塑身  说这些现在发生的事，是个引子。书归正转，说说北京的天灾人祸。  据史书记载，西汉时，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燕王刘丹多年谋反，事败自缢。昭帝改燕国为广阳郡。是岁，蓟城暴风雨为害，拔宫中七围大树十六棵，摧毁城楼，房倒屋塌，不计其数。这是北京有史以来第一次记载的天灾。  王莽篡权汉后改国号为新，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承皇天上帝威命”托古改制，横征暴敛，战祸连年，民不聊生。蓟城百姓在豪强权贵的压榨下，半数以上的农民高租金租种土地，忍受沉重剥削。新天凤四年（公元17年），天下蝗旱，饥荒遍野，谷价腾跃，饥民四起。于是绿林、赤眉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公元23年绿林军拥立西汉皇族刘玄为帝，即为汉更始皇帝。 魏晋南北朝时，晋永安元年（304年），晋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杀幽州刺史和演，自领幽州。王浚为政苛暴，民不堪命，多逃亡鲜卑。王浚杀和演前几年发生了258年的幽州大旱，294年上谷地震，历史记载“上谷郡之居庸地陷裂，广三十六丈，长八十四丈，水泉涌出，死百余人。大饥”。295年高粱河洪水暴发，冲毁戾（li)陵四分之三。301年幽州大旱。在王浚领幽州之后，310年幽州蝗灾。313年幽、蓟洪水暴发，冲毁农田，颗粒无收，百姓衣食无着。前秦（苻坚）建元时期，幽、燕、蓟地战乱不止，于是在383年，幽州发生蝗祸，受灾千里，至秋冬，蝗害如故。483年十一月幽州地震，484年四月幽州蝗灾。  北魏时佛教大兴，幽蓟成为北方佛教集中之地。据历史记载北魏太和十三年（489年）蓟城西北建造巨大石雕佛像。今北京法源寺存有东晋魏武定六年（548年）和北齐武平元年（570年）石雕佛像。  北魏时幽州社会动乱，于是在公元500年发生幽州风暴，死161人。517年幽州发生严重灾荒，据《魏书》记载，死3790人。到了北魏正光二年（521年）当裴延儁（jun）任幽州刺史时，灾情有了好转。在范阳有督亢渠（今河北涿县东），废毁多年未能修复。时值干旱，裴延儁亲自前往勘察地形，组织修复。可灌田百万余亩。他还修建学校，使蓟城教育得到恢复。                  唐朝开元盛世期间，史书记载“张悦任检校幽州都督，每年自幽州出发，均率领车队，满载本地区征调之粮食、缯布等物，运入潼关，首尾相连，委蛇不绝。”由此可见幽州已成大唐重要财源之一。确实如此，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幽州地区人口已达三十七万以上，土地普遍开垦，农业、手工业、商业均有显著发展，如煮盐、冶铁、采铜、铸钱，以及棉绫、丝绢手工纺织业均有生产经营。在当时的幽州市场上，有白米行、梗米行、大绢行、新绢行、彩帛行、丝帛行、布行、肉行、果子行、炭行、生铁行、磨行、染行、靴行、杂货行等。幽州已经成为江南、中原与东北地区联系的交通枢纽和贸易聚散地。  （未完待续） 

文/苏省   受到《三国演义》影响，曹操在后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个反面人物，戏剧中的一张大白脸，尤其深植人心。而经常被我们挂在嘴边的“说曹操，曹操就到”这句俗语，其典故正是出自《三国演义》，意思就是正在谈论某人，某人就到了。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曹操集多疑、权谋、机诈于一身，是大家眼中的非正派人物，可是魏国在三国中却是人才最多、疆土最广、文学成就最高的，为什么？ 其实这些人才绝不是没有识人的眼光，而是后人很容易被《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形象所影响，而忽略了曹操其它过人之处。就让我们来看看曹操有何能耐，能延揽三国时期最多人才为他所用。湖北省武汉市曹操的雕像(Dhugal Fletcher/维基百科) 称赞许褚 如护卫刘邦之樊哙 无论是敌是友，只要有才能、重忠义，就会得到曹操的赏识而被称赞一番；对于立功的手下，他也常常大加赞赏，喜爱有加。 曹操称赞自己的得力部属许褚说：“此吾樊哙也。”把许褚比作刘邦的贴身侍卫樊哙。樊哙在鸿门宴时，只身护卫刘邦，挡下假借舞剑意在杀害刘邦的项庄，让刘邦得以全身而退。而许褚也不负曹操所望，在曹操与马超对战兵败渡河，船夫中箭而死之际，许褚左手举马鞍为盾挡箭，右手驾船，终使曹操平安渡河脱险。果然不亚于樊哙护卫刘邦的壮举，好像古代版蓝波。 曹操对许褚的赞赏之语还未必特别，因为许褚单手就能倒拖一头牛走百步，天生神力，任何人都知道他勇猛无敌，没有什么稀奇的。那请看曹操和关羽初次见面的情形，你或许就能看到曹操与众不同的识人之术。 识人奇准 力挺关羽出战华雄 正当董卓进洛阳挟持汉献帝时，各地诸侯组成讨卓联军，共推袁绍为盟主。而关羽当时只是个小小的马弓手，还没有资格在大帐中和各路诸侯共议大事，这时董卓部下勇将华雄，已经连斩讨卓联军几员大将，在各镇诸侯大惊失色、一筹莫展之际，关羽奋勇请战…… 袁术一听是一位马弓手上前请战，就大怒道：“一个小小的马弓手，竟敢胡言乱语！与我打出！”可是曹操反应却大不相同，他力劝袁术息怒，力挺关羽出战并温酒一杯。当关羽提着华雄的人头回到中军帐前，曹操为他斟的酒尚有余温。这种一眼就能分辨优劣的能力，连当时的豪杰袁术都无法望其项背，和一般的凡夫俗子相比更如天壤之别。 听郭嘉言   灭吕布并败刘备与袁绍 当袁绍忙于进攻公孙瓒，郭嘉立时向曹操提出东取吕布的提议。因为吕布不除，兖州不宁。日后曹袁争雄，吕布就会趁机坐收渔利。结果，曹操即时消灭了吕布，果然为日后的曹袁争战，扫除了心腹大患。 当刘备被吕布袭击，依附于曹操之时，郭嘉认为刘备有万人敌关羽、张飞跟随，而且刘备得世人之心，不会为人之下，但也不赞成杀死刘备，寒天下英雄之心，所以向曹操劝谏道：“古人有云‘一日放纵敌人，便成数世的祸患’。”意思是要软禁刘备，不料曹操爱才没有软禁刘备，反让刘备借口讨伐袁术而夺得下邳作根据地，对抗曹操。 曹操大叹不应放走刘备，并认定刘备是人杰，今日若不击败他，等到他日羽翼既成，就难以击败。而众将领都担心东征刘备时，袁绍会乘虚南下，曹操认为袁绍虽强，临事却没有决断力，不用担忧，却也不敢大意。郭嘉则分析袁绍生性迟顿多疑，手下谋士又互相忌妒，不用担忧袁绍会乘虚进攻许都，反倒是刘备新到下邳，新整军兵，加上民心未服，东征一战可定，坚定了曹操用兵刘备，最后曹军大破刘备，解决了东边的问题。 在官渡之战前，当曹操面对兵力十倍于己的袁绍，心中也是举棋不定，而郭嘉向曹操分析曹、袁之间的“十胜十败”之说，令曹操信心大增，一举击败袁绍，奠下统一北方的基础。 当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之战时，尽得江东之地的小霸王孙策，想借此良机渡江北袭许都，曹操部下闻之皆惧，连曹操对此消息也畏惧三分。郭嘉分析，孙策为了平定江东，杀了许多地方豪强，犯了众怒，加上孙策自恃勇力过人而轻于防备，推论孙策“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并断言孙策“必死于匹夫之手”。之后的发展正如郭嘉所断言：孙策临江未济，就被地方豪强许贡的门客所杀。 官渡战后不久袁绍死去，就在众人都认为应该乘胜追击、一举统一北方之际，唯独郭嘉认为应退兵，令袁绍儿子袁谭、袁尚自相残杀。曹操从计，袁谭、袁尚果因争夺冀州而开战，势力大减，让曹操轻松地统一北方。 郭嘉之所以有远见，乃因他对于人的心理与性格都能清楚论断，如刘备、袁绍、孙策、袁谭、袁尚等都被其推测过，极其准确。这个逐鹿中原的过程就如同高空走钢索一样，稍一不慎不止前功尽弃，亦有可能引火烧身，甚至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郭嘉这些推测决定了曹操扫平环峙四周群雄的用兵先后。 慧眼识英雄  成大业必靠此人 然而这个郭嘉如何能得到曹操的赏识与重用？ 当郭嘉和曹操初相见时，曹操已是一位能呼风唤雨、举足轻重的人物了。而郭嘉却是个体弱多病的书生，更糟的是，他的许多行为看来不拘常理、落拓不羁，不被世人理解、接受。 身份地位会蒙蔽人的眼睛，让人看不到真相。一些大人物虽然口说要礼贤下士，但常常口是心非。韩信是楚汉相争时能左右当时天下局势的人，但楚王项羽、汉王刘邦在初次见面时都没有洞悉韩信的才能，直到刘邦最倚重的手下萧何月下追回韩信，才奠定汉朝四百年的根基。试想，韩信是位领兵打仗的将才，他的才能从他对兵法的见解中即可得知，但刘邦和项羽都没能一眼看出来；而一位谋士无拳无勇，靠的是一张嘴巴，会说大话的人很多，有真材实料的屈指可数，更需慧眼识英雄。 荀彧向曹操推荐郭嘉，于是曹操召见郭嘉“共谈天下大事”，就这一席简单的谈话，郭嘉出来之后对别人说：“真吾主也。”而曹操则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 曹操在极短时间就能分辨人才的眼光，正和郭嘉善于推测他人心理与性格的才能交相辉映。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像郭嘉这样的鹏鸟，没有曹操这种大树是无法展翅高飞、一展抱负的；而能得到郭嘉这样的人才为其效力，正说明曹操具有超凡的识人术及赞赏能力。 

高古文物暨高古佛教文物精华荟萃独家点数海外大收藏家群落之家珍图&文/卓然堂&赵睿 陕西法门寺地宫曾出土一套金银茶具，为唐僖宗供奉的御用珍品，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茶具，反映了唐代茶文化的最高境界。这套茶具不仅是唐代宫廷奢华的饮茶风尚的历史印证，也是珍贵的唐代金银器艺术精品。 今得见一件唐代鎏金琴棋纹银贮盐器，与法门寺茶具中的人物纹银贮盐器十分相似，设计精美，式样独特，实为难得一见的珍品，特作介绍。 整器通高26cm，由器盖及器身两部分组成。盖为官帽状，宝珠纽，纽顶端鎏金，饰螺旋纹。盖面隆起，盖沿略内收，以母口扣于器身子口。盖面以锤揲工鎏金草叶纹分为四区，内各錾有金狮及卷草及鱼子底纹。盖外沿亦饰有连续卷草纹及鱼子地。器身呈坛状，深腹，腹底起棱后弧形内收至盘珠状的底茎，下接覆钟形器座，直圈足，玉璧底，中心錾有宝相花及七个圆孔。坛身饰四个壶门开光，内錾刻鎏金高士抚琴图及奕棋图。开光之外为细密的卷草鱼子地纹。腹底弧形部捶揲凸雕状莲瓣及阴线叶脉，盘珠状底茎则为四个椭圆形小开光，内各饰凤鸟一对及唐草底。莲瓣、椭圆开光及凤鸟均鎏金。底座饰稀疏的鎏金山石花草。纵观整件器物从上到下分为几段，富有节奏感。器皿造型端庄，纹饰疏密有致，构图张弛有度，色彩金银相间，令人赏心悦目。 根据法门寺茶具的研究判定，此类器皿是用以贮存饮茶时所需的盐花的，故名贮盐器。唐代时饮茶是要加盐的，《茶经》曰：“芽茶得盐，不苦而甜”。故高档茶具中专门设有贮盐罐。好的茶具一定有精神层面上的升华，正如这件贮盐器上描绘的高士抚琴奕棋，自在潇洒，意境高远。一杯好茶，配以精美的茶具，对于文人墨客，可以激发文思，吟诗作赋，挥洒唱和；对于佛门弟子，得道高僧，则有益清修，醒脑提神，领悟佛理，远离凡尘。只是我们眼前的这件金花银器，制作精美，身价不菲，当为宫廷之物，曾否有幸为文人高僧所享用，又有谁人知晓？ 

高古文物暨高古佛教文物精华荟萃独家点数海外大收藏家群落之家珍图&文/卓然堂&赵睿 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兴盛于唐代。陆羽《茶经》的问世在茶文化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标志了中国茶文化的正式诞生，而且对周边国家也有深远的影响。 《茶经》对茶叶的适时采摘、加工干燥、烘焙贮存、研磨烹煮及饮茶程序均有详细的说明。其中讲到，晴日采茶，“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制成茶饼，置入易于散发水份，而又便于吸热的焙篓之中，烘焙去茶中湿气，然后密封保存，简明地总结了茶叶在制成成品，作为商品贮存运输前的主要工序过程。 当然，陆羽对饮茶的茶具也颇为讲究。他把茶具定为二十四事，并将每种茶具的制式及用途作了详细说明。 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茶具中，有两件制作工艺不同的金银器笼子，就是这种烘制茶叶的焙篓。 法门寺出土金银茶具中的两件茶焙篓中，其一为银片锤鍱模冲成型，通体镂空的鸿雁纹笼子。另一件为金银丝结条笼子，笼壁上无纹饰。笔者有幸见到一件鎏金鸿雁纹银丝结条笼子，结合了上述两器特征，特此介绍分享。 结条笼子呈四足圆桶形，通高18.5cm，直径10cm，重209g。整器以银丝双丝网状编织，分笼盖，笼体及提梁三部分。 装饰的鸿雁及器足上兽面为鎏金银片锤揲裁切成型后焊于笼体。笼盖沿、笼口沿、底沿均以鎏金银片加固。 笼盖与笼体以子母口相扣。盖为穹顶，以一条较粗的鎏金银丝编绳把盖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饰四只展翅翱翔的鸿雁，引颈，头向中央，其外点缀八朵双瓣卷花。外区则装饰一圈十六朵花。盖中心处有三层叠加的六环花蕊，其上以一金环穿于十节缠丝链，与提梁相连。提梁扁平，分两层，内层由较粗的双银丝编织而成，其外覆盖一层编为卷云纹的银丝，卷云纹处焊接于内层，外鎏金。提梁两端焊有鎏金连珠银环，与笼壁相接。 笼主体外嵌有十六只展翅飞翔的鸿雁，错落有致，两两相向，互为呼应。鸿雁锤鍱为浮雕状，翎羽细微可见，均焊与笼壁之上。笼体上下沿各另饰一圈双瓣卷花。四个盾形兽面牌等距附于笼壁底沿，兽呈正面像，瞪目扬眉，竖耳瘪嘴，各向下延伸为卷足。卷足为四叉鎏金银丝，可分可合以调整笼体稳定性。 银丝制作焙笼，无毒无味，导热通气良好，烘焙干燥效率高，加之银尚有杀菌消毒作用，在茶叶密封前经过银笼焙制可利之后的贮藏，确是高档茶具的最佳选择。 这件鎏金鸿雁纹银丝结条茶焙笼轻巧精致，整体采用银丝手工编织，辅以锤鍱工鸿雁及兽面装饰，在工艺流程上采用了法门寺金银丝结条笼子的成型手法及鸿雁纹笼子的表面装饰工艺，其艺术水平完全可与此二器比肩，令人叹为观止。 此器保存完好无损，笼体网壁弹性良好，制作工艺精湛，技术高超，反映了唐朝时期金银细工的最高水平，堪称唐代金银器中的珍品，巅峰之作。 

（接上期）文 / 园丁老北京东安市场 (张希广/维基百科)古北京的经济和交通 谈到商业市场，清朝在北京城内和正阳门（前门）外兴起的一些中华老字号也是个商业发达的标志。比如六必居创建于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改称现名；王麻子刀剪铺创建于顺治八年（1651年）；以制作出售清真酱牛羊肉出名的月盛斋，创立于乾隆十四年（1775年）；以经营绸缎、洋货出名的瑞蚨祥始创于济南，创建于同治元年（1862年），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北京大栅栏（读“大石栏儿”）设店；荣宝斋创建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天源酱园创建于同治八年（1869年）；同仁堂药店和内联升鞋店创建于咸丰三年（1853年）；吴裕泰茶庄创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地点位于东四北大街，原名叫吴裕泰茶栈（zhàn)。其它还有东来顺、张一元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有一个关于都一处的小故事，在此多写两句。这个饭店在前门大街，在乾隆三年（1738年），由山西人王瑞福创办，当时叫王记酒铺。现在都一处的特色菜有炸三角、乾隆白菜、芥末鸭掌、乾隆鸡、回锅肉等。传说在乾隆十七年，有一次皇帝微服私访，回宫时已近深夜，路过前门大街皇帝想在宫外吃饭，别的饭店都已经打烊，只见此处还在营业，于是皇帝与随行进来，点菜吃饭。临走皇帝夸奖店家说“这么晚，你们还在做生意，饭菜做的又这么好吃，朕赐你店名就叫都一处吧”。乾隆皇帝回宫后，御题“都一处”三字，令人制成匾，派太监将匾送至店中。王瑞福将匾悬挂店门额，将皇帝坐过的太师椅铺上黄缎子供奉起来。从此饭店生意兴隆异常。 都一处烧卖(前门大街店)老北京东洋人力车(公有领域/维基百科) 在王府井有一个东安市场，最初这个市场是在光绪年间形成雏形。当时这个市场是由聚集在东安门大街紧靠紫禁城的一些店铺、摊贩组成的。由于附近有王公大臣的住宅，影响他们出入。在整顿市容时将它迁址到东南面的神机营练兵场，就是今日的东安市场，市场北门是吉祥戏院。“文革”期间市场被改名叫“东风市场”，现又恢复原称。  到清朝后期西方技术传入中国，轻工业工厂迅速发展起来。例如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先后开办了北洋工艺局、京师习艺所、京师毛织厂、溥利呢革公司等工厂，同期还有私商开办的织布厂、官办、私办的制帽厂、制鞋厂。以北洋工艺局为例，该厂工种就有机织、彩印、染色等十多科。京师习艺所，工种有毛巾、织染、缝纫等。溥利呢革公司是个纺织服装公司，就是今日的北京清河毛纺织厂的前身。1904年官商合营开办了丹凤火柴厂，生产摩擦火柴。在这以前，中国人点火，是用原始的火镰、火石和火绒取火。火柴的使用，取代和逐渐淘汰了这种原始的取火方式。清末面粉厂、啤酒厂、纸烟厂、玻璃厂等轻工业厂相继建立。  前面讲了明朝的印刷业。到清朝时已经使用机器印刷机。同治十三年（1874年）北京第一家机器印刷厂建立，《中西见闻录》创刊号就是机器印刷的。1876年同文馆印书处，使用手摇印刷机，活字印刷。到了1884年，官营的撷（xié）华书局开始使用新式印刷设备。这是个以印教科书为主的印书局，开始时只有铅印，后来又增加了彩印、石版印，1905年改名为京华印书局。1906年清政府成立印刷总局，由商部、学部、巡警部三个部门管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印刷局开始使用美国设备，专印纸币、税票、有价证券。这个厂在1912年由北洋政府接管。这时铸字局、铜模局、制版局相继建立。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称谓的“局”，不是指政府机关部门，而是指商业性工厂、作坊。老北京的环城铁路(公有领域/维基百科)  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京西门头沟煤矿，已经开始使用以蒸汽为动力的机械提升煤炭。光绪九年（1883年）清政府在三家店，开设神机营北京机器局，购买洋人机器制造军械，如机关枪、水雷、子弹等。笔者在大学本科是学金属切削机床设计的，因此比较注意搜集机械制造业的有关信息，我注意到，北京机器局是北京最早使用金属切削机床的工厂。1898年长辛店铁工厂建立。1901年法国商人出资，开办了长辛店铁路机车厂，这个厂曾经为慈禧太后制造专乘列车，当然式样是仿照中国老式传统的轿子设计的，装饰相当豪华。  元末明初北京的人口只有9.6万，到洪武八年（1376年）发展到14.3万，到明朝中后期已经达到85万。清朝初到万历年间是68万，万历六年（1578年），人口又达到85万。到光绪八年（1882年），北京人口已经达到108万。人口增加和经济的发展，促使城市原来的道路，交通工具及交通状况发生变化。  现在谈谈古北京的交通及近代的变化。  北京四合院在辽代就已经初步形成，元大都街道胡同按里坊布局，内城路网布局严谨，道路系统就是由大街、小街、胡同组成，交通要道路口有标志，就是牌坊。  我在前面谈北京水系一文中已经谈到，元朝漕运发达，水路交通经惠通河与大运河相连。明清北京城内交通主要是陆路通道。对外有官道与全国各地相连。我记得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朝阳门外北京至通州的官道，还是明清时期用大块的厚石板条铺设的，由于使用年代已久，石条上还有大车碾出的沟痕。  明朝北京与元大都的位置相比，其中轴线和东西城墙的位置没变，除宫殿城市南移外，明朝北京基本上延续了元大都街道的宽度和走向。城市东、西、南、北居住区域有分工，西城是皇亲，贵族府第，是政治中心；鼓楼一带是传统的商业街市；仓库行业会馆集中在东城，是经济活动中心；南城是居民聚居的地方，正阳门外是繁华的商业区。明外城的主要道路以各城门内的官道为主，胡同的布局受河道走向影响多斜街，胡同布局较不规则。明朝北京城由于皇城和积水潭的隔离，内城缺乏东西贯通的道路，只有两三条南北方向贯通的主干道路。外城贯通东西，南北的主干线各有一条。 清朝北京城的主干道路有增加，东西方向有：东直门至鼓楼；西直门至新街口；朝阳门至南河沿；阜成门至西四牌楼；东四牌楼至北海。外城有广宁门至天桥。南北方向有：北新桥─东四牌楼─东单牌楼─崇文门─广渠门；安定门─沙滩；新街口─西四牌楼─西单牌楼─宣武门；正阳门─永定门。  清末北京交通工具发生变化，北京街头出现了东洋人力车、西式马车、自行车、三轮车。光绪十二年（1886年）北京街头出现第一辆东洋车（人力车），到1901年北京已经能自产人力车。1917年北京有人力车两万多辆，到民国时的1932年已经有四万多辆。到1939年北京才开始有三轮车。光绪年轻时有洋人献给皇帝一辆自行车，当时的自行车还不是链传动，结构就像现在的幼儿玩具车，脚蹬子固定在前轮的轴上，是前轮驱动。洋人教给皇帝骑这辆自行车，被慈禧太后训斥道“一朝之主，当稳重，岂能以转轮为乐！”  但是自此开始，自行车成为一种奢侈品，在上层社会流行开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朝廷颁布《违警律》，规定自行车上必须安装车铃。紫禁城里第一个玩自行车的当属溥仪，时间在1922年。到了民国初年，自行车才成为大街上行驶的交通工具。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平市规定自行车由公用局管理，出台了自行车装备检验标准和违规惩罚细则，规定自行车可以在马路上行驶的时间和车前必须挂灯。1932年统计北京拥有自行车六万四千多辆，十六年后北京交通局统计，北京私人拥有自行车176，970辆。  袁世凯献给慈禧太后的一辆四座汽车，据说这是最早出现在北京的汽车，现在人们要看这辆车，大概要去汽车博物馆了。我记得这辆车曾在颐和园展出过。这辆车是美国杜里埃公司生产的。  北京平民百姓是在1907年才第一次见到汽车，当年是法国汽车拉力赛的“老爷车”到北京。后来就有了在北京街头跑的，从外国进口的汽车。废除帝制以后，到民国二年（1913年）北京才有出租汽车。1928年以后，中国才开始能自己生产汽车。这时北京已经有了公共汽车。据官方统计资料，1932年北京全城拥有汽车2800辆，其中私人拥有的汽车1700辆。随着汽车上街，北京的交通道路也进行改造，1912年东西长安街打通。1931年修筑了景山前街。  在1949年以后，北京的牌楼、城墙、城门被中共认为是阻碍交通的障碍，于是拆毁，街道被拓宽。例如东西长安街由原来最宽11米，经拆除附近街道，将长安街拓宽到35米，中间的天安门广场是为毛泽东检阅游行队伍而拓宽到80米。天安门对面的中华门，据传说也是因为不利游行队伍顺利通过，而被当局下令拆除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中华门故址，后来修建了毛泽东的陵墓，这不就应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句佛家箴言，毛令拆除中华门是自掘坟墓。 詹天佑 到民国初期，北京才有有轨电车。民国二年，上海资本家沈霭苍、虞洽卿等十多人发起组织北京华商电车有限公司，承包北京内外城全部电车敷设工程。到1924年有轨电车通车，当时有四条线路，即：1路从天桥到西直门；2路天桥到北新桥；3路东四到西四；4路北太平仓（今平安里外）到北新桥。  铁路在北京的出现，一开始清政府是不允许的。鸦片战争以后有个英国商人在宣武门外修了一小段铁路，展示小型蒸汽火车。据《清裨类钞》记载“英人杜兰德于同治乙丑七月以长可里许之小铁路一条，敷于京师永宁门外之平地，以小汽车驶其上，迅疾如飞，京人诧为妖物”。既然如此，清政府必然干涉令其拆除。还有一段典故，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在上海铺设了吴淞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是从上海至吴淞。此举被清政府视为洪水猛兽，仅仅运行了一年，就被清政府出二十八万五千两白银买下拆除。  光绪七年（1881年），为了使唐山的煤炭外运，直隶总督李鸿章下令铺设了中国第二条铁路，即唐胥铁路（唐山─胥各庄）。开始通车时，怕老佛爷不准，不敢用机动火车，是用骡马为动力。到光绪八年（1882年），才改为蒸汽机车牵引。  京奉铁路在北京正阳门的火车站是英国人修建，自1903年开工，1906年通车。1937年以前叫正阳门东站，1937年以后改名前门火车站，后来又叫北平站。现在的北京火车站，是中共在废弃了前门火车站后在其以东新建的。  1905年为了供清皇室祭祖方便，袁世凯命詹天佑设计，修成了高碑店至易县的铁路。随后又由詹天佑设计施工，自1905年至1909年建成了京张铁路。詹天佑是第一个华人铁路工程师。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讲过，英法联军曾将铁路终点站修到天坛内。北京的环城铁路，是北洋政府为解决北京城区粮食、煤炭运输而修建的。这条铁路是在北京城墙与护城河之间的荒地上修建，沿着城墙外缘而行。自京绥铁路的西直门车站至京奉铁路的东便门站，中间车站包括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前门，1915年建成。这条铁路为北京服务了半个多世纪，1971年被中共政权拆除。                    （未完待续） 

国之瑰宝高古文物暨高古佛教文物精华荟萃独家点数海外大收藏家群落之家珍 图&文/卓然堂&赵睿 唐代金银器制作业在继承中国传统金属加工技术的基础上，从西域文化艺术中汲取营养，融入了萨珊和粟特金银细工表现手法，同时也受到佛教东渐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独特鲜明的大唐风格。 这个时期涌现出很多造型新奇，纹饰风格迥异的金银器，充分反映了当时包容大气的社会风尚及标新立异的艺术追求，殊为中国历史上金银器制作的鼎盛时期。 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件形制奇特的唐代鎏金花卉纹银托盘盖钵，这种样式的金银器皿以前尚未曾见报导，其用途亦不甚明了，故在此探讨并分享。 这件盖钵器高18cm，钵口径12.3cm，底盘径18.5cm，重767g。银质，锤鍱焊接成型，平錾刻纹，口沿及纹饰鎏金，由钵体及盖两部分组成，子母口咬合。钵盖呈覆钟式，中部折腰，上置花蕾状纽，八瓣花蕊环绕。花蕾及其周边花蕊系分别成型后焊接于盖之穹顶。钵盖主体饰以四组枝叶缠绕盛开的单朵花卉，盖沿饰一周草叶纹。钵体呈半球形，圆柱形高脚，下接圆形卷沿平底托盘。钵体口沿亦饰一圈鎏金草叶纹，与盖口沿草叶纹上下相呼应。钵体表面饰四组花卉，每组为三朵衬有叶片的花卉。托盘口沿一周鎏金无纹，围绕中心的圆柱则是四组带枝叶花纹，每组花为两朵。 这件托盘盖钵造型庄重大气，纹饰錾刻精美，花卉设计图案颇居匠心而不落俗套。同是花卉纹，盖上纹饰为一朵花，托盘上为两朵花，而钵体则是三朵花。这样富有变化的设计增加了节奏感而避免了单调的重复，辅以鎏金纹及草叶纹，金花银器，富丽堂皇，给人以美妙的视觉享受。值得注意的是，本器并没有采用唐代金银器上常见的繁密的缠枝卷叶的唐草纹与鱼子地，整体图案显得舒展俊朗，别具一格，不同凡响。 带有固定托盘的器皿，汉代常见于青铜灯具或炉具，究其原因，是因为托盘具有接受炉灰或蜡油的作用。但带有托盘的盖钵则未见有报导。钵是佛教僧侣用作化缘的器皿，即使有盖，也不会带有固定的托盘。况使用金银制品也不符佛教清修的原则。而作为茶具，这件盖钵是不可能用来饮茶的。作为造价昂贵的金银制品，此钵定是帝王贵胄之家的用具，最有可能的是用来盛放茶叶、调料或糖果之类的日常生活中的器皿，亦或是礼佛时盛放祭品的礼器。总之，其典雅高贵的设计风格，精致细腻的制作工艺及美轮美奂的艺术魅力，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历经千年而品相完好，实属不易，是一件值得珍藏与进一步研究的罕见艺术珍品。 

国之瑰宝高古文物暨高古佛教文物精华荟萃独家点数海外大收藏家群落之家珍图&文/卓然堂&赵睿 唐代国力强盛，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万国来朝。西域各国使者、僧侣及商人沿丝绸之路纷至沓来，贸易通商，交流文化，使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社会的开放包容，使不少西域人定居就业，他们的风俗习惯及民族风情也渐渐融入社会各阶层。西域商人除了经营珠宝杂货生意外，酒肆是他们的主要经营行业。在酒肆中，胡姬常以歌舞侍酒，也常以音乐伴奏。“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毡铺新月，貂裘坐薄霜”，贺朝这首诗生动描写了当时胡姬酒肆的情景。唐朝时期胡风日盛，西域风情的歌舞已成为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胡人歌舞的形象也常出现在唐代画作及出土的墓葬壁画、唐三彩及彩陶作品中。 现介绍两件唐代银鎏金胡人伎乐俑，其造型逼真，唯妙唯肖，艺术形象呼之欲出。不同于唐三彩俑以及汉唐彩陶俑常见于博物馆、拍卖行及古董市场，唐代金银质伎乐俑由于制造工艺复杂、材质贵重、造价不菲，故甚为罕见，迄今尚未曾见报导，故在此分享。 这两件伎乐俑一人吹笛，一人弹奏三弦琴，分别高27cm与24cm，银质中空，系锤揲焊接成型。两人均为胡人乐师，浓眉深目高鼻，蓄络腮胡须及上翘的八字胡。头戴双囊软帽，衣着敞领长袍，前襟短而使裤子外露，袍的后摆长拖于地，腰束宽带，足穿高筒长靴。两人的敞领上錾有细密的蔓草纹及鱼子地，长袍上及弹琴者的裤子上錾刻有多个折枝花及团花。伎乐俑手中的乐器，袍子裤子的花饰、敞领以及腰束带均鎏金。 两位乐师的身态姿势活泼，表情专注。吹笛的乐师上身略向左侧，背微弓，双手持笛于唇边吹奏，左膝稍曲，右腿向外伸，足尖内勾，作舞蹈状。演奏三弦琴的乐师个头稍矮，右臂持琴，双手弹奏，腰略内收，左腿半屈，右腿直伸，足尖上翘，足跟着地。两人的长袍后摆均拖地，形成银俑的第三支撑点，与两脚形成三足鼎立，使银俑站立颇为稳定。 欣赏这两件银鎏金胡人伎乐俑时有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凝视着这两位一千多年前的乐师，不禁有种错觉，似乎可以听到他们演奏的鲜明节奏及优美的旋律，欣赏着他们饶有风趣的舞姿，沉浸在他们营造出的欢快热烈的气氛中，为他们的精彩表演鼓掌喝彩。这种心驰神往的感觉，只有在欣赏充满艺术魅力的杰出作品时才能诱发出来。创造伎乐俑的唐代艺术大师，准确地把握住了所创造人物的形象与性格特征，塑造出的完美艺术形象好象可以引领我们穿越时空，在古长安街头酒肆徘徊漫步，把酒小酌，近距离的欣赏充满异域风情的胡人歌舞，亲身体验艺术的永恒魅力。  

文/看中国网 北宋末年，金兵南犯，很多宋朝难民被金人掳去为奴，韩玉娘与书生程鹏举亦同时沦落敌营。金兵将领赏识程鹏举为人，为了笼络人心，便做主将奴婢韩玉娘许配给程鹏举为妻。 洞房花烛夜里，程鹏举悲哀无奈地看着身边一点也不了解的新娘，想着自己既不能为离世的母亲守丧，也不能为国尽忠，悲从中来，对盖头下的新娘，生起了一股无明的怨气。 时间静静地流逝着，盖头下的韩玉娘，此刻又何尝不是感慨万千呢？国家沦陷，双亲在兵祸中病亡，举目无亲之际，被金兵掳为奴婢，如今又不明不白地被人逼婚，情何以堪。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玉娘到底是受过良好女德教育的女子，此时她静静地自行揭去新娘子的盖头，默默走到桌前，为了打破僵局，玉娘温顺地端起茶壶，一边为相公倒水，一边和缓地诉说着自己的身世。 此时门外不远处，传来一阵嬉笑声。玉娘一边给相公斟茶，一边压低嗓音说道：“外面有人，我既与相公结为夫妇，便愿与相公共患生死之难。不妨直言，这里并非久居之地，相公不可背负汉奸罪名，我听闻城东三十里有义军驻扎，相公应趁早逃离，投奔义军才是正事。” 玉娘一番话，让程鹏举好生意外，心下嘀咕：哪有刚结婚就劝丈夫离开自己的新娘子。更何况，她是金人的家奴，却劝我投奔义军，难道是金人让她来试探我？我索性将计就计。 不等玉娘开腔，程鹏举便已转身打开了房门。玉娘忙问他要去哪里，程鹏举回头愤愤地说道：“去见你的主人！” 就这样，黑夜里传来阵阵玉娘被毒打的呻吟。程鹏举矛盾地徘徊在门外，一边忖思着玉娘说过的话，一边对自己的行为焦灼不安，但他依然无法对眼前的现实做出一个可信的判断。 遍体鳞伤的玉娘，被送回自己的屋子，她看着程鹏举，虚弱地问道：“相公，玉娘有何过错，非毒打不能惩戒？”程鹏举心头划过一丝怜悯，他强作威严地说道：“你是金人家奴，却劝我叛逃，这还不够吗？”玉娘不禁悲从中来：“我与你既为夫妻，不过说些体己话，你又为何告密？”但是为了一探究竟，程鹏举只能硬着心肠，不依不饶。“你我不过是演夫妻罢了，如果真是夫妻，你又怎会替金人来试探我的心意？”“试探？我绝无此意，劝你离开这里，只为保全相公的气节名誉，出自我的真心。”面对相公如刀扎心的话语，玉娘只能支撑着虚弱的身子尽力回应。 “你还说，看来是打得不够！”程鹏举故作气愤地呵斥道。 为了把事情弄明白，程鹏举决定把戏继续演下去，他再次去金人那里讲诉了玉娘劝他叛逃之事。可怜的玉娘，被自己的一片真情逼上了绝境。气急败坏的金人，连夜找来人贩，欲将多次怂恿相公叛逃的玉娘卖掉。 看着人贩子将钱放在金人的手里，程鹏举终于彻底醒悟，悔恨自己冤枉了玉娘，辜负了玉娘的一片苦心。情急之下，程鹏举冲到人贩子跟前，拦下玉娘，无尽懊恼地说道：“玉娘，我错怪了你，这可如何是好？！”此时后悔无助的相公，让玉娘内心掠过一丝安慰，她平静而略带哀伤地说道：“相公，玉娘并不记恨，只是我这一去，恐怕再难重逢。”程鹏举赶紧抓住玉娘的双手，坚定地说道：“不！我一定会把你找回来！相信我！” 玉娘弯腰取下自己的一只绣花鞋，放在相公手里，伤心地说道：“相公，我相信你，只是不知重逢之日，你我是否已面目全非，这只绣花鞋留给你做信物。”此举提醒了悲情笼罩的程鹏举，他也赶忙取下自己一只鞋，放在玉娘手里，说道：“不如今日你我互相交换一只鞋，等他日再见，就凭此信物相认，莫失莫忘，切记。”玉娘被拉走了，黑夜里剩下程鹏举孤寂的身影，和他手里紧紧握着的一只绣花鞋。 话说被人贩子买下的玉娘，心中始终守护着与相公的誓言，无论人贩百般软硬兼施，宁死也不改嫁他人。人贩子也终于被她坚贞不移的真情所打动，最终答应玉娘在作坊里当纺纱的苦工。于是，玉娘开始没日没夜的干活，希望尽快通过自己的劳力来为自己赎身。 而程鹏举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受尽委屈，自己却无能为力，不禁点燃了国恨家仇的怒火。在骗取金人的信任后，趁一日夜深、金人毫无防备之时，携带着金人的城防地图，连夜投奔了义军，并最终与义军一举摧毁了金人的驻地。尽管程鹏举建立了战功，获得了嘉奖，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玉娘。 程鹏举为了寻找玉娘几经辗转，一无所获；玉娘逢人便打听相公的下落，但一直没有音信。两人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中，过了一年又一年。不知不觉间两人已尝尽人间甘苦，各自白头。 一天，玉娘如往常一样，准备着纺纱织布。想起苦难之境收留她并相依多年的义母已离世，而与相公一别至今已过三十年，音讯全无，玉娘内心满怀凄楚。沉思间，突然传来轻轻的叩门声，玉娘赶紧起身向前，开门一看，是一位讨水的路人，但是不知为何，玉娘心头一阵悸动和慌乱，眼前这位路人，竟有一双熟悉的眼神。她有些手足无措地将路人请进屋里，并端上清茶。此时路人正抬头端详着她，四目相对的刹那，仿佛等待千年，玉娘脑海中闪过多年前相公的画面。 “大姐，不知你家中可还有其他人？”路人捧着清茶轻轻地问道。“本与义母相依为命，如今她早已去世，我身边并无亲人。”玉娘黯然回答。 “可有子嗣？” “没有。” “可有其他亲戚？” “只有我夫一人，可惜三十年前我们失散，至今杳无音信，生死不明。” “难道这么多年，你都是一个人？靠什么生活啊！” “纺纱织布，女红杂役，不过是些妇人的手艺罢了。” “这么辛苦，为何不改嫁？” 一来一往的问答中，只见路人表情越来越伤感复杂。 “我与我夫有约，今生今世只要活着，就一定要团圆，又怎能轻易毁约呢？” 玉娘说完不禁悲从中来，嘱咐路人喝完茶，及早赶路，便准备转身回房。这时，突然从身后传来一声颤抖的呼唤“玉娘！你可还记得三十年前的程鹏举！”玉娘顿时浑身僵立在门前，蓦然转身……是的，这魂牵梦绕的呼唤，已经穿过所有的记忆，向她走来。玉娘守鞋三十年后，终于与丈夫破镜团圆，结束了他们苦苦的等待，也完成了他们坚守了三十年的约定。为世人留下了这个美丽而感人的故事。 

文/看中国网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表达一种敬天知命的意思，即：天意如此，是人力无法挽回的。 以前，我对这句俗语，有一种误解，觉得说的是两件事情，表示一种无奈的心情。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原本这句话，是表达一种敬天知命的意思，即：天意如此，是人力无法挽回的。说起来，还有这么一个故事，流传至今。 很久以前，有一位叫做朱耀宗的书生，一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为了让他不受委屈，就独自一人，含辛茹苦，把他养大，后来，送到一位叫做张中举的老师那里去读书。 在张老师的严格教导下，朱耀宗学业有成。他十五岁中了秀才，十八岁中了状元。在皇上召见他的时候，他那种气质和学识，让皇帝非常高兴，当即，把他招为驸马。此时，他想起了家中的老母亲，于是，把母亲为了培养他，而一直未嫁的事情，跟皇帝说了。皇帝一听，很是感动，当即下旨，在朱耀宗的家乡，立一座“贞节牌坊”，以示嘉奖。 按理，新科状元应该回乡省亲，他也不例外。当母亲见到他的状元儿子时，那种感动，自不必说。朱耀宗也把皇帝下诏，要给母亲立“贞节牌坊”的事情说了。母亲却流露出不安的神色。 在朱耀宗的再三追问下，他母亲道出了实情。原来，他的老师张中举，老婆后来死了，他母亲在与张老师相处的日子里，逐渐产生了感情。他母亲准备在朱耀宗回来的时候，就嫁给张中举。 朱耀宗闻听，“扑嗵”一声，跪在地上，哭着说：“娘呀，你真的要这样做，那我可是犯了‘欺君之罪’呀，那可要户灭九族的呀！”此时，他母亲也泪流满面了。因为，一个女人独自撑着一个家，非常不易，儿子读书去了，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她心里苦和难，又有谁能懂呢？想来想去，长叹一声：“一切咱都听天由命吧！” 说着，她把身上穿着的罗裙脱了下来，交给朱耀宗，并说：“儿呀，你也为娘尽一次孝道，明日，帮我把这件罗裙洗了，如果到了晚上，这件罗裙干了，那我就不嫁人；如果还是湿的，那你就别管了。”朱耀宗无奈，也就同意了。 第二日，天气晴朗，朱耀宗边洗这件罗裙边高兴，觉得别说一件，十件罗裙，也晒干了。可是，哪曾想，当他把这件罗裙洗完刚刚晾晒在院子里的时候，天上开始乌云翻滚，不一会儿，还下起大雨来了，而且一直下到半夜也没停。这件罗裙别说干，到最后，比刚洗完的时候还要湿！ 此时，朱耀宗的母亲对他说：“儿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可见天意不可违！”朱耀宗心里虽然叫苦不迭，可是见到此种情形，他也是无可奈何。回到京城，朱耀宗如实地把母亲和张中举老师的婚事，和他母亲让其洗裙子，天却下雨的事情，说了一遍，并请皇上治罪。皇帝听后，连连称奇。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天作之合，由她去吧。” 从此，人们便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句话，用来形容谁也逆转不了的事情。 

现任美国运输部长赵小兰(公有领域)文/李熙文台裔美籍的赵小兰担任了川普政府的运输部长后，被外界称为是台湾之光，而她的家世背景也受到关注。人们发现赵小兰家族史中，有一段令人心酸的坎坷经历。终身教书的祖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中共迫害，被活活打死。赵小兰出生在台湾，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部长，她是父亲赵锡成的骄傲，因为赵小兰的成功与赵锡成的教育有至为重要和密切的关系。而赵锡成也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华人船王，她之所以有今日，与他爷爷赵以仁注重教育，培养她父亲赵锡成的成功，不无关系。赵锡成曾经说：“我深受先父赵以仁先生的感召及培育之恩……”然而，这样一个看起来令人羡慕的家族，却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这话要从赵小兰的爷爷赵以仁说起。赵以仁当年是村上的一位小学校长，终身以教书育人为生。他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对学生诲人不倦，对乡邻谦恭礼让，大家都非常的尊重他。 1949年，赵以仁的兄弟和独子赵锡成（即赵小兰的父亲）离开大陆去了台湾，从此赵以仁的恶运就开始了。中共将赵以仁视为阶级异己分子。文革开始，赵以仁被残酷的批斗，最后被活活打死。人们看到他死后，尸体被扔上手扶拖拉机送往火葬场。因为他个子高，手扶拖拉机的车身短，两条腿露在车斗外，装车者残忍的将他的腿折断，硬塞进车里。 赵以仁死后，造反派把赵小兰的奶奶赶出家门。孤苦伶仃的老人只得到猪圈旁的一间废弃的小屋里居住。相信，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是永远也无法理解那种非人的苦楚。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文革的风头渐缓，时居美国的赵锡成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身居海外，但我永远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讲究孝道，这些年来思亲心切，希望回来探望母亲，无关政治，希望周能网开一面…… 赵锡成要回乡探亲了，对于当时想要对外营造温和形象的中共来说，成了一件大事。从中央到村子，各级官员早有布置，他们首先把老太太送进医院治病，同时为了引发赵锡成的思乡情绪，找回赵家散落在外的旧家具，原样修复赵家的老屋。他们还安排了村里几名妇女积极分子，整天给老太太洗脑，让她见到儿子后，要宣传“祖国的大好形势”，要说共产党好，要说社会主义好，要说文化大革命好…… 老太太被他们缠得实在受不了，答应说，其他我可以按照你们的话说，但是造反派整死我老头子，无中生有的斗我打我，我一定要说给儿子听……据说赵锡成回老家短暂会见母亲的时候，老太太被穿了一身崭新衣服，手腕上还被套上一只亮锃锃的上海牌手表。 在一群“陌生乡亲”的簇拥下，赵锡成和母亲作了一次短暂的会面。 赵锡成临别前，走访邻居，会见发小，但真正的乡亲和发小们，却躲得远远的，见了他不敢多说话，最后他对送行的乡亲说了几句简单的告别语：“感谢乡亲们多年来对我父母的关照，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我都知道，我都理解，我还会回来的……” 赵锡成与女儿赵小兰是幸运的。试想一下，如果当年赵锡成与父亲赵以仁一样，留在了大陆，今天是否还会有一个叫赵锡成的华人船王，还会有一位叫赵小兰的美国华裔部长吗？ 

（接上期）文 / 园丁活字印刷术（维基百科）古北京的经济和交通 东晋齐郡益都县人贾思勰（xie），在北魏孝文帝大力提倡汉化时，于544年完成了《齐民要术》这一巨著，这是系统的总结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名著。共10卷92篇。内容涉及农艺、园艺、植树、造林、桑蚕、畜牧、家畜配种、酿造技术、烹饪、粮食及食品储备，荒芜土地治理等。当时中国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制。  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文明总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的。到明朝，封建社会农业生产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开始发生变化，农业仍然发达，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手工业、矿业、棉纺业、造船业等私营工商业发展迅速，商业空前繁荣。这时宋应星在崇祯十年（1637年），完成了他的《天工开物》，内容涉及农作物栽培，衣物原料及加工、染织、粮食加工、养蜂、种植甘蔗、制糖、建筑材料（砖、瓦）制作、陶器制作、石灰石开采及石灰制作、铜铁器锻造、交通运输车船结构及制造、植物油提炼、酿酒、造纸、金属矿开采、冶金、兵器制造、珠宝玉石开采加工等。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手工业生产的综合科技著作。 《天工开物》纺织技术插图 北京作为一国之都，当时出了一位病逝在北京任上的历史名人，他叫徐光启，1562年出生在上海，1633年病逝。他是天主教徒，也是位为官清廉，生活简朴的人。他在崇祯帝时官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徐光启一生经历了万历、寿昌、天启、崇祯四任皇帝，是一个多才多能的学者，在数学、天文学、水利、农业、军事、政治，以及中、西科学等方面都有建树。主要著作有《农政全书》、《崇祯历书》、《考工记解》、《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毛诗六帖讲义》等。他的《农政全书》是一部巨著，共60卷，50万字。内容包括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桑蚕、桑蚕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  明朝万历年间，神宗皇帝在张居正辅佐下实行新政，经济振兴，农业发展，市场繁荣，在许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万历年间中国的丝绸、酒品、蔬果、烟草、瓷器、农产品等大量出口。明朝内外交易的货币是白银，可是中国白银出产有限，主要靠进口。每年都得进口白银。有资料记载，十七世纪以前的三十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25万至26.5万公斤。在明朝已经开始出现钱庄、纸币。  明朝经济发达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来： 宋末元初女纺织专家黄道婆 1、大家知道在宋末元初，中国出了个女纺织专家，名字叫黄道婆，她是上海生人，做过童养媳，因不堪家庭虐待逃跑，搭乘船到了海南岛崖州黎族地区，向黎族人学会了纺织技术，后来又回到松江（上海）乌泥泾，从事纺织并教当地妇女纺织技术。她用自制的搅车、推弓、三锭脚踏纺车提高纺织效率，她采用错纱、配色、综线、挈（qiè）花等工艺技术织出了有名的“乌泥泾被”，推动了上海纺织业的发展。  在明朝之前人们的衣服原料是丝织品和麻织品，到明朝时，中国大力推广棉花种植，北方尤其适合棉花生长，河北省产棉最多。由于棉花大量种植，促进了棉纺织业发展，棉布已经成为当时人们做衣服的主要原料。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印染技术也改进，从历史博物馆现存的明朝服装可以看出，染色及刺绣很好看。  棉花加工机械有改进，如轧棉剥籽机，搅车碾轴元朝时用木制，到明朝改为铁制，效率大大提高。明朝时棉纺中心多在南方，如上海的棉纺织业的原料棉就来自北方。当时大运河是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北方的棉通过大运河的船只运到南方，加工成棉布，再通过大运河运回北方贩卖。据《明实录》记载，在山东省西北部，有个在大运河边上的县城叫临清，仅此一个城市，就有布店73家，绸缎店32家。布店每进布，“出银必点一朱”，光记账用朱砂，每年就需二三十斤，可见棉布进销量之大。  2、大家知道，北宋人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当时他是用胶泥活字，北宋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对毕升的活字印刷术有详细记载。到了元朝有个王祯，他是与明代徐光启齐名的农学家、农业机械家。他著有《农书》、《活字印书法》，他还发明了转轮排字盘，他用木活字印了《旌德县志》，他在《活字印书法》中详细介绍了木活字制作和印书法，现存清朝出版的《红楼梦》也是在1792年用木板活字印刷的。元朝已经出现双色（红、黑）套印书。 琉璃厂文化街原名“海王村” 明朝印刷业由官办到商人经营，民间刻书成风，印的书有经史、戏曲、小说、医书、琴谱、诗文和启蒙读物、日用杂书等。  以前印书是人工刻板或木质活字印刷，到明朝中后期已经发展成金属活字印刷，活字有铜质的，有铅锡质的，以铜字为主，如《渭南文集》、《曹子建集》、《唐人集》等书就是铜活字印刷的。明代出版的年画已经是四色彩色套印。《西游记》也是在明朝用铜活字排版印刷的。《三国演义》最早出版时间是在明朝嘉靖年间。《金瓶梅》出书时间较晚，现存最早版本是在崇祯年间出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在南京刊印。前面提到的《天工开物》是在崇祯十年（1637年）出版。《农政全书》是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出版。  清朝铜活字印刷已经用于更多的图书出版。例如雍正三年（1725年）印刷出版的《钦定今古图书集成》，这套图书共万余卷，工程之浩大，印刷水平之高空前。《今古图书集成》是陈梦雷主编，所选书籍按万象、方宇、明论、博物、理学、经济等归类。我前面已经说过，此巨大集成出版，是在熙春园，有人考证，就是在北京今日清华大学内的一个岛上。  3、前面提到的徐光启《农政全书》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从这两书中的纺织机械插图，我们可以看出，明朝时的纺织机械，比黄道婆时使用的纺织机结构更为复杂，功能更为完善，效率更高。  4、明代建筑业绩辉煌。明代迁都北京，大兴土木建造北京皇宫，促进了建筑材料制造加工和其它行业的发展。当时朝廷工部在北京官办了五个工厂，即神木厂、大木厂、黑窑厂、琉璃厂、台基厂。台基厂的情况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谈过。现在再以琉璃厂为例，看看其历史变化情况。在辽代时这里只是一个村庄，叫海王村。清朝《帝京岁时纪胜》记载“厂制东三门，西一门，街长里许，中有石桥，桥西北为公廨（xiè），东北门楼上为瞻云阁，即厂正门也。厂内官署作坊神祠以外，地基宏敞，树林茂密，浓荫万态，烟水一泓”。文中称的街，即后来的琉璃厂大街。  到清朝时，由于内城居民迁往外城，加上当时外地来京官员和举子，多居住在宣武门一带，因此，琉璃厂逐渐成为文人汇聚之地。乾隆年间，琉璃厂迁址，这里更繁荣，形成北京最大的图书古玩市场。顺便提及，北京现在国营的“中国书店”是中共在五十年代合并了北京100多家私营书店而成，其琉璃厂分店的前身就是当年在琉璃厂开的一个叫“邃雅斋”的私营书店。  5、明朝医学家李时珍历时30年，在万历年间终于完成了他的巨著《本草纲目》。这是中国古代医学史上内容最丰富的规模最大的中医学著作。全书共190多万字，汇集药物1892种，医方一万多个，书中有精美插图160幅。为了完成这部巨著，他学神农尝百草，他“远穷僻壤之产，探险仙麓之华”远途跋涉，四方采访，足迹遍及苏、皖、鄂、湘、赣、广等省。从此书的内容和出版过程来看，也反映出明朝经济状况良好的一个层面。 老北京晓市 现在我们继续谈明朝时北京的经济状况。明朝初年北京的手工业作坊是征匠官营。明朝中期以前，官营的手工业有严格的匠籍和劳役制度。到中期以后随着官营手工业的衰落，匠籍制度瓦解，匠户的劳役被征银代役取代。北京的工匠有了人身自由，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作坊逐渐的由官营演变成雇工生产。私营作坊开始发展，如磨坊、酒坊、机织坊、染坊、铜作坊、铁作坊等都有私人经营的。原来只供皇室贵族享用的一些手工艺品，如景泰蓝、宣德炉、雕漆等，民间作坊也开始生产。北京郊区的官营煤窑，官营矿场也日渐衰落，由私营矿场取代。由于市场贸易的发展，在北京城内形成了一些专一商品的交易市场。如骡马市、驴市、羊市、猪市、米市、果子市、菜市等。  明朝的手工业按行业分有矿冶、陶瓷、丝织、造船、制盐、印刷等，以矿冶占主导地位。矿冶中又以铁冶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当时的冶铁行已经有了专业划分，如炕炭、沟沙、铸铁、炒炼等。  北京原来有个东打磨厂，东起崇文门外大街，西至祈年大街与西打磨厂相连。这条街建于明朝，当初有几个石匠从京郊房山县来到这里，开了打制磨面的石磨和制造磨刀枪的磨石的作坊，此街因此而得名。清朝时这里出现了书局、年画、宫灯、折扇等店铺，变成了一条文化街，我以前的存书中有宝文堂、老二酉堂的书，就是在这里买的。现在这条街已经名存实亡，被新世界商厦等新建筑取代了。这祈年大街就是一条新开的南北方向的大街，2004年通车。它的正南面，就是天坛的祈年殿。  明朝时北京的市场沿街道布置，明初主要在皇城外城门附近如朝阳门、安定门、西直门、阜成门、宣武门，以及东四牌楼，西单牌楼，钟鼓楼附近。后来由于漕运渐废，积水潭，什刹海水域渐缩，北城的商贸区也渐衰，因此东西城，南城的商业发展起来，如西城商业区主要在城西安门外的西四牌楼一带，在西四牌楼到西单牌楼之间，有个缸瓦市曾经是最繁华的市场。在南城青楼，酒肆林立；阜成门是门头沟煤矿生产的烟煤进城之门，煤炭是当时北京生活的必须之物，因此阜成门附近就形成了一个以煤为主的交易市场。  明朝时没有汽车，中国现存最早的进口汽车，是在1884年（清朝光绪十年）从法国进口的。中国最早使用进口汽车作为交通工具，是在1900年以后，所以在明朝时当官的和贵族出门是骑马坐轿，平民百姓是坐马、牛、驴、骆驼拉的蓄力车，或坐人力车，或者骑毛驴、骑骆驼。驴和骆驼也曾经是当时的重要交通运输工具，直到民国末北京还有骆驼队向北京运送货物。在今礼士路北口一带，明朝叫驴市，就是个牲畜交易市场。菜市口就是明朝北京最大的一个菜市场，到清朝将原来在东单牌楼的刑场迁至此地，但菜市生意依旧兴隆。  提到市场，在老北京还有一种晓市，这是一种只在黎明前交易的市场，日出即散。东晓市地点在崇文门外，西晓市在宣武门外，北晓市在德胜门外。晓市既是穷人买便宜货的地方，也是没落纨绔（wán kù）子弟出售家中衣物，珠宝的地方，也是窃贼销赃场所。这种市场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时期。在紫禁城东华门外，还有灯市，就是在今日叫灯市口的地方。开市时间从正月初八到正月十八。这是个夜晚放灯，白天为市的市场。灯市白天出售各种灯笼、花灯、蜡烛、日用品，还有各种小吃。夜晚放灯时间，灯火辉煌，看灯的游人川流不息，热闹非凡。到了清朝中期，因为此处附近有王府，达官贵族居住，灯市影响其出入交通，才将灯市迁移到地安门和琉璃厂 。 （未完待续）  

高古文物暨高古佛教文物精华荟萃独家点数海外大收藏家群落之家珍图&文/卓然堂&赵睿 这是一件造型端庄，纹饰繁复，线条流畅，制作精美的错金银鸟兽纹蒜头青铜扁壶。青铜扁壶为一种盛酒器，多见于战国两汉时期。从中原地区青铜器发展序列来看，战汉时期铜壶的基本形制以圆壶或方壶为主，扁壶形式的盛酒器较为少见，与北方游牧民族青铜器有相通之处。战国时期的青铜扁壶一般为短颈盘口带盖，棱角分明，多数以浇铸出的多方格羽纹或蟠螭纹为表面装饰。偶见错金银纹饰，亦为几何形状，类似本器蒜头形口的错金银鸟兽纹青铜扁壶，似尚未见报导，故在此作一介绍，与同好分享。 扁壶高29.5厘米，宽31.5厘米，底厚8厘米。器扁平，大体呈椭圆形，四周皆圆钝角，腹面及边缘起棱，略高于壶的边棱。壶下部略厚于上部。蒜头形口，口起直沿短唇，无盖。短颈宽肩，腹两侧下收至方形圈足，足壁略外侈。两肩部有兽面衔环铺首，兽的两眼镶嵌黑色宝石珠，环亦错金银三角卷云纹。铺首上下均饰有变形三角几何纹。蒜头口部分六瓣，每瓣饰一错金银蝉纹。底足四边均饰以金银相间的三角几何纹。底足正中铸有一纽。 扁壶两面图案完全相同，均满饰错金银鸟兽叶云纹。图饰以围绕中心圆点的三片心形双叶纹向外放射形展开。上方为一侧面曲体的翼兽，两边各有一只引颈曲身翘尾的朱雀。下方亦为一只仰首朱雀。朱雀两边各有翼兽一只，左边的侧身顾首，双目圆睁，双耳直竖，前肢一只上举，另一只撑地，后肢一屈一伸，呈半蹲状，长尾后拖，尾端卷曲。右边的翼兽张口露齿，弓背作势欲扑，其前则有一只跃身狂奔的小鹿。每只朱雀前有一叶纹，其余空间满饰大小不一的卷云纹。整个构图布局得当，疏密有致，金银相间，华丽无比，颇具视觉冲击力。 以蒜头口造型的青铜壶始于战国，多为秦器。西汉都城长安位于故秦之地，因而蒜头壶颇为流行。蒜头壶多为长颈圆壶，口有唇而无盖。蒜头扁壶偶有所见，虽为酒器，似应同圆壶而无盖。这点与盘口型的扁壶置盖不同。这种差别的原因已无从考证，可能与蒜头扁壶为盛酒器而非贮酒器，宴饮之时无需加盖有关。亦或是用不同材质的盖，例如木塞等，因朽烂而未存留。根据蒜头口的造型，加上朱雀翼兽纹与西汉时期的漆器纹饰甚为相似，这件错金银蒜头扁壶定为西汉时期较为恰当。此器金银错工艺精湛，设计风格灵动飘逸，想像力浪漫丰富，整个作品流光溢彩，赏心悦目，实为一件杰出的艺术珍品，国之瑰宝。 

高古文物暨高古佛教文物精华荟萃独家点数海外大收藏家群落之家珍 图&文/卓然堂&赵睿 这是一件前所未见的战国时期错金银青铜九头翼兽，形象设计奇特诡异，不同凡响，造型浇铸技艺精湛，炉火纯青，镶错细工纹饰精美，巧夺天工。其超凡脱俗的艺术形象，令人叹为观止。如此宝物，实不忍其深藏不露，征得藏家同意，特在这里向藏友介绍分享。 这座青铜翼兽为一件装饰摆件，体长25.5cm，高18.5cm，系一次性浇铸成型，体厚重，中空，腹部下方有封片密封。 通体饰以错金银钩连纹、卷曲纹、羽纹及鳞片纹等不同纹饰。九头翼兽神态生动，体形矫健，头无角，微左倾，张口吐舌，四肢交错蹬地，腿后起鬃毛，爪分四趾。似虎长尾后甩，末端上卷，尾上饰金银交错的扁环形纹及羽纹。体侧铸有双翼，饰细密的错金羽纹。 令人叫绝的是，兽首上部及后部巧妙的安排有八个小兽首。其中头后正中上方前后各有一个兽首，前高后低。其下沿双耳向后高低错落扇面排开共六个兽首。每个小兽首均张口瞪目，以长颈成束状附于翼兽的颈部，饰有鳞片状错金银纹饰。这样，一大八小共九个兽首环视四周，整个360度无死角，这种设计，可谓别具匠心。 此器造型除了有九首之外，其余的特征均与常见的避邪兽即貔貅造型相似，均为带着两翼的猛虎形象。至于这种别具一格的九头貔貅，笔者遍查文献资料亦不见记载，倒是常见关于九头鸟的叙述。 九头鸟是战国时期楚国先祖崇拜的九凤神鸟，最初源于《楚辞》及经楚人之手的《山海经》的古老神话。九头鸟自汉代以后逐渐由神格沦落为收人魂气的妖鸟，而后又有＂上有九头鸟，下有湖北佬＂的民谣戏称。湖北位于古楚国疆域，其境内的神农架历来充满神秘色彩，时有野人奇禽异兽目击事件发生，往往耸人听闻，难辨真伪。例如近年来亦有报导称在湖北恩施自治州及湖南石门县发现九头鸟，目击者言之凿凿，惜无证据为凭。 战国时期楚国人丰富的想像力和浪漫的色彩滋生于当地特有的地域风貌及民风民俗，以至于当时以《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及楚地漆器、青铜器等工艺艺术作品均具有别样风情，颇异于传统的中原文化特征。 从工艺特征及纹饰图案设计分析，这件青铜九头神兽应为楚国之物。一般来说，神兽制作应基于某种传说或传统，有器物必有故事或传说，但遍查文献却不得有关九头神兽的信息。战国时期战乱频发，楚国最终被秦国所灭。秦始皇焚书坑儒，其他诸侯国的著作文献损失无可计量。九头神兽的故事传说因年代久远而失去传承，不是没有可能。 今日我们所见到的这件错金银青铜九头神兽，集精湛的青铜浇铸工艺与高超的错金银细工技巧为一体，代表了战国时期青铜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它不仅是中国先民奇思妙想的产物，楚文化浪漫超俗的智慧结晶，更是一件蕴藏着神秘内涵并具有独特魅力的稀世艺术珍品，国之瑰宝。 

老北京厂甸庙会(接上期)文 / 园丁 庙会、厂甸、天桥 庙会源于庙宇的宗教活动，随着古时信教的人到庙里进香拜佛、许愿、布施，庙宇周围就有各种服务摊贩摆设，给人们提供香烛、餐饮、信物、文物等。农历腊月三十到正月初五，庙里香火最盛，因此庙宇外的游人和商贩也最热闹。逐渐形成习俗。北京最早的庙会始于明代嘉靖年间，兴于清朝康熙年间，盛于乾隆时期。 我在前面谈北京庙宇兴衰的文中，已经提到白塔寺庙会和护国寺庙会。其实老北京好多地方在农历新年都举办庙会，如安定门外的地坛、东城区的龙潭湖、丰台区的莲花池、海淀的圆明园、凤凰岭等。但是规模最大、历史最久、开放时间最长、游人最多、最吸引人和最热闹的是厂甸庙会。  提到凤凰岭，在此可以多说几句。这是一个绝佳的旅游胜地。位置在海淀区聂各庄。那里的自然景观最吸引人，你若喜欢青山绿水、白云、层峦叠翠、密林曲径、奇花异草的风景，就去那里。那里有座龙泉寺，是座佛道合一的庙宇。那里的景观除龙泉寺，还有风云洞、仙人洞、三佛洞、玄远洞、修仙椅、玉兔石等。 老北京庙会——吹糖人晚清时的老北京庙会 童年时，过年最爱逛厂甸。厂甸在北京外城，位置在今日北京宣武区南新华街一带。老北京人知道，那里有三座庙，就是火神庙、吕祖庙、土地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庙早就没有了，但是庙会依然热闹。 厂甸庙会起始于清朝乾隆年间，从正月元旦到十六都有庙会。到民国以后改为从正月初一到十五。1945年达到高潮，一天客流量达到20万。1949年以后，这里的庙会仍然红火。但是到六十年代初，中国人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在那物资极其匮乏，北京人连肚子都填不饱的年代，厂甸也停办了三年。当1963年恢复开放时，客流量一下子达到400万人次，由此可见北京人是多么喜欢厂甸庙会，因为它已经成为北京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北京人在过新年时的一个最开心的去处。 “文化大革命”以后，老北京的过年习俗遭到当局封杀，庙会也就逐渐消失。北京人有一个传统的秉性，就是“忍”。没有了庙会，过年也只能呆在家里看当局洗脑的、政治样板的“春节晚会”，岂不知在那“春晚”节目中，党文化就趁隙而入，有蛊惑人心歪曲历史的，有宣扬暴力造谣惑众的，更有低俗下流的节目，也贯穿其中。例如有个小品演员成了“春晚”每年必“出镜”的常客。其实此人论长相，其貌不扬，一个冬瓜型脑袋，一张像鞋底子一样的脸，有什么好看的。论文化水平，还不如一个小学生，论艺术水平，还不如纽约街头卖艺的。他的表演叫一个正派的人看，就是庸俗，低级下流。北京人管这种人的叫法有个专用词儿，叫“下撒赖儿”。近年来，由于政府开发旅游业赚钱的需要，又还俗于民，才又恢复庙会。 民国年间的老北京庙会老北京庙会——糖葫芦 老北京厂甸庙会最热闹的地方在北起和平门，南到梁家园，西到南北柳巷，东到延寿寺街这一个范围内。中心地点在今日的新华街海王邨（cūn）公园。这个地方临近琉璃厂，中国书店也在这里。琉璃厂是传统的文化市场街道，有各种文化摊铺，有卖字画的，有古董店，有卖旧书的，有卖文具的（笔、墨、宣纸等）。逛厂甸的文人墨客，喜欢艺术的人，喜欢淘宝的，收集各种古玩的人，喜欢买旧书的人去的最多。厂甸庙会最吸引儿童的是传统的大糖葫芦，大卦的山里红，各种儿童玩具。孩子们走到捏面人的，吹糖人的，卖棉花糖的担子前总是恋恋不舍。还有在琉璃厂摆摊（读作“台儿”）租赁小人书的那块儿，总有很多学生围着看书。厂甸还有杂耍表演，拉洋片的，卖年货的，卖风筝的，卖风车的，卖小吃的等等。当年我们逛厂甸最爱吃的小吃是红灌肠。这是一种用淀粉加红粬水和少量的豆腐渣混合后，捏揉成棒槌形，蒸熟后切成片，然后用汤油（炖猪肉从肉汤表面撇出来的浮油）煎到两面焦黄时，盛出来放到小碟里，淋上一勺加了盐的蒜汁儿，用竹签儿扎着吃。吃红灌肠，不为解饱，只为解馋，用现在人说的一句话形容“味道好极了”。为什么叫红灌肠？原来这红灌肠，有大、小两种，大众化的就是我们吃的这种叫小红灌肠。大红灌肠就是用猪肥肠洗净后灌的，红粬水染的淀粉里面还加有丁香、大料、肉蔻等。这种大红灌肠制作成本高，虽然好吃，但卖的贵。每到厂甸开市之日，和平门外总是热闹非凡。凡是逛过厂甸回家的人总是喜气洋洋的满载而归。这些逛厂甸回家的人，拿着新买的年货，玩意儿，边走边说说笑笑，那大糖葫芦，还有小孩手里的红灯笼、风车、空竹等特招人眼，给年节的北京大街小巷增加了欢乐气氛。  地坛庙会以各种北京小吃和其它地方的小吃，还有地方戏、杂耍、北京民俗等为特色。如果你想看杂技表演，想看变戏法（魔术）的，想看皮影戏，想吃中国各地方的小吃，过年就去逛地坛庙会。  谈到北京小吃，这也是北京民俗的一个特色。记得五十年代初，那时北京每到夜幕降临，就有挑着担子或推个小车，或手挎篮子，点着电石气灯，在街道和胡同里卖小吃的。有卖馄饨的，有卖烧饼的，有卖烤白薯的，有卖元宵的，还有卖切糕，卖熟驴肉，卖熟梨的等等。当时买炒花生，只要两分钱就可以给一大捧。当年北京晚上走街串巷买小吃的吆喝声，像唱歌一样，很好听。如卖熟梨的吆喝“熟－－梨－－吆－－啊嗷”，卖馒头的吆喝“硬面－－饽饽”，卖萝卜的吆喝“萝卜赛梨哟－－”。  北京小吃种类很多，高级一些的，有的是从皇宫中流传出来的，比如北海公园北门内有个仿膳儿（现在叫仿膳饭庄），那里卖的肉末烧饼、豌豆黄、小窝头等小吃是地道的宫廷食品。小窝头就是当年做给慈禧太后吃的那种。有人说慈禧太后当年吃的是栗子面窝窝头，不对。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慈禧太后从北京逃亡出去，路过的地方又没有提前打招呼，老百姓上哪儿找栗子面去，其实就是棒子面，现在人叫玉米面。她当年吃窝头的地方就是现在昌平县阳坊附近的一个叫西贯市的农村。她逃亡回宫后，再想吃窝头，宫内御膳厨师也没有用栗子面做，仍然用的是玉米面，只不过面料磨的很细，里面混有黄豆面，还加了白糖和糖桂花，这样吃起来口感像吃栗子面窝头，吃这种小窝头一定要趁热吃，味道才好。如果你想吃北京民间地道的回民小吃，最好去护国寺或者隆福寺，那里的小吃是老北京传统的回民小吃。北京人为什么爱吃回民小吃，据我个人体验，一是回民讲究卫生，作出来的东西您吃着放心，二是用料讲究，比如做糖耳朵（蜜麻花），需要过油炸，汉民餐馆做的糖耳朵、麻花、油饼、油条用什么油的都有，九十年代后甚至有用地沟油的。而传统的回民小吃店就是用香油（芝麻油）作蜜麻花。护国寺小吃店里有种小吃叫茶汤，用料是细糜子面，顾客要吃时，店内的师傅先用少量热水将面调成稀糊状，然后用滚开的大铜壶水冲熟。面上洒一层红糖中间撒点白糖，吃时用小勺掏着吃。顾客点这道小吃不仅为吃，而且是一种餐饮艺术欣赏，第一是那个一米多高的大铜壶，俗称“搬壶”，这大铜壶擦的油光锃（zèng）亮，烧水的炭火是在炉膛内，冲糜子面时，师傅要搬起大铜壶略倾，使滚开的水从细长的壶嘴中流出，离碗有一段距离，你可以看到，那股细长的开水准确无误的落到碗中。还有一绝，就是讲究冲好的茶汤，如果将碗倒扣过来，茶汤沿碗壁下坠到碗口，而不会流淌出去，这就是真功夫。护国寺小吃店的小豆粥也很好吃，豆香浓厚，说明他们是用新鲜红小豆，豆粥甜糯适口没有异味，说明用料和火候掌握的适度。  还有一种与茶汤相似，但吃法和做法都不同的小吃，叫面茶。面茶是用小米面熬成的糊，里面掺有少量的姜粉。卖时用勺盛（chéng）到碗中，然后淋上稀释的芝麻酱、焦蔴仁和花椒盐儿混合的调料。加调料有讲究，调料分两次加，第一次先盛半碗面茶，淋第一遍调料，然后盛满，再淋第二次调料。喝面茶也有讲究，不用勺，而是用手捧着碗直接用嘴沿着碗沿吸食，碗还要随喝随转动，还要抖动，这样吃法直到一碗面茶喝光，碗沿和碗内都不会留一点残迹。如果喝完面茶，碗上留有面茶残迹，那就叫不会喝面茶。  回民小吃有很多种，江米面做的有切糕、驴打滚（读“驴打鬼儿”）、艾窝窝、元宵、江米面炸糕。用白面做的有糖火烧、螺魳转儿。而薄脆、焦圈儿是加盐和矾做的油炸小吃。  北京人吃焦圈儿一定要喝豆汁，这豆汁有点像是做绿豆淀粉的下脚料馊泔水，其实不是。好豆汁就是用绿豆磨的豆浆，经过发酵（jiào）做成的。豆汁也有几种，有清的、稠的，还有加米熬的豆汁粥。好豆汁颜色是灰绿色，呈明显的稀浆状，盛到碗里因沉淀，过一会儿会出现明显的分层，上面一层清而下面一层浑浊。如果颜色偏深或者过浅，可能是原料不纯或熬豆汁使用了铁锅。  北京小吃种类多的数不胜数，我估摸着大约有一百多种。按加工制作方式分有烙烤的，如前面说的糖火烧；而豆汁，切糕就属于蒸煮类；糖耳朵，焦圈属于煎炸类；还有烩氽类的，如卤煮火烧、爆肚、炒麻豆腐等。  西四牌楼有个炒肝店，生意很火，一直到四牌楼拆以后还在经营。王府井有个馄饨侯也是老字号。  天桥是老北京人无人不知晓的一个地方。天桥位于宣武门区，珠市口南，永定门北，在天坛，先农坛附近。在清朝以前，这里是一片沼泽地，有河流相通。明朝在修了天坛，先农坛以后，每年皇帝要从城里到天坛祭天，到先农坛祭祀先农，太岁，亲耕。为御驾通行方便，在永乐十八年修了一座南北走向的跨河单孔汉白玉拱桥，此桥只能皇帝御用，古时皇帝自称天子，故人们称此桥为天桥，据资料记载此桥长8米，宽5米，汉白玉雕三梁四柱，东西两侧各5根栏柱，柱顶雕成莲花骨朵形，桥孔卷洞中心部位雕有螭（chī）头（螭是没有角的龙），桥面铺石板。此处的河就是后来的龙须沟。清朝后期，北京南城河流干枯，随着城市发展，石桥也在1934年以后被拆毁。此桥附近区域仍被人们习惯的称为天桥。 在清朝顺治年间，朝廷颁令，原住内城的汉人一律迁出，这也促进了前门外和天桥地区的商业发展。道光和咸丰年间，天桥地区开始有流动商贩云集，逐渐形成一个自发的市场。加上这个地区原来有十余座庙宇（如天仙庙，灵佑庙，精忠庙等），每逢庙会民间技艺节目也很活跃，如扭秧歌、踩高跷、舞狮、耍中幡、摔跤等，更吸引人。因此到清末民初，天桥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有杂耍、民间艺术、小食品、廉价日用品等的综合市场。这个市场，在北洋政府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前，最繁华，地盘儿也最大。到五十年代初已经缩小为两个市场，路东叫公平市场，路西叫三角市场。1957年天桥市场被当局关停。2013年又恢复重建天桥，为不妨碍交通此桥已经向南位移了四五十米。 老北京的天桥是一个平民游乐购物场所，也是民间艺人挣钱糊口的地方。这里有卖各种低挡日用品的摊贩，也有北京各种廉价小吃，还有各种文艺，杂耍演出。既有茶棚，又有戏棚，既有小餐馆，也有小客栈，乃至妓院。  天桥有评剧、京剧、电影、相声、梆子、西河大鼓，有变戏法的、拉洋片的、打把式卖艺的，还有说评书的、训蛤蟆的、耍猴的、玩儿鸟的、斗蛐蛐的、卖小金鱼儿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应有尽有。所以这里也是花花世界，既给民间艺人提供了表演舞台，也给文人提供了创作源泉。比如作家老舍的《龙须沟》，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春明外史》，陈墨香的《梨园外史》等都有描写天桥的故事情节。前面我在谈北京文化的文章里，提到相声演员侯宝林，评剧演员新凤霞是在天桥出名的艺术家，今天又想起一位，就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最初也是从天桥戏棚里走出去的。       （未完待续）  

高古文物暨高古佛教文物精华荟萃独家点数海外大收藏家群落之家珍 图&文/卓然堂&赵睿 纵观商代青铜鼎的形制，不外乎方、圆两大类型。但在洋洋大观的众多商代青铜鼎中，有一件商晚期椭圆形盖鼎，却与众不同，打破了这种非方即圆的窠臼。这件传为殷墟安阳武官北地出土，流失到日本藤井有邻馆的亚矣鼎，收录在《中国青铜器全集》及《流失海外的国宝》中，因其独特的器型，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海内外孤品，国内博物馆未见有类似藏品。无独有偶，笔者有幸遇到一件型制特殊、制作精美的商晚期青铜异形盖鼎，器型及纹饰均酷似亚矣鼎，唯体积略小，在此介绍与同好分享。 盖鼎通高32cm，口径12.5cm，腹部最大径21cm。器呈立卵形，上尖下圆，敛口，深腹，圜底，三柱足。通体为典型商代晚期的立雕、浮雕与平雕组成的“三层花”纹饰。鼎盖为穹顶形，与器身以子母口相合，菌纽，盖纽前后置扉棱各一，以扉棱为中线展开两个相背饕餮纹饰。上腹两侧有牛首形器耳。鼎腹部前后各置三个纵行扉棱。器身自上而下有四区纹饰，口下饰三角纹，上腹饰兽面纹，中腹饰龙纹，下腹主体花纹为兽面纹。所有纹饰均以细腻的曲回形雷纹作地。上、下腹兽面纹相似但大小不一。兽面纹以扉棱为鼻准线，双角外展上卷内曲，双眉上扬而末端下弯，双目呈横长方形。中腹部龙纹亦以扉棱为中心，双龙侧身相向，上唇上卷，圆目，小耳，短角，尾上卷。下腹区高度约为其余分区的两倍，与器型的重心下移相协调，加之粗矮的柱形足，视觉上给人以庄重稳定的感觉。器底残留三条范线，由中心放射延至三个柱足的内侧面。 商晚期为中国青铜礼器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青铜器铸造工艺成熟，制式相对定型。作为食器，鼎虽有圆鼎、方鼎、扁足鼎等变化类型，但一般多为立耳而无盖，鼎腹亦不甚深。类似本器及亚矣鼎者则实属罕见。亚矣鼎只所以称之为鼎，主要是因其有三足，但其带盖、小口、深腹及双耳低置的器型特征，则与罍（读作“雷”）、壶等酒器或容器相近似。一般商鼎敞口浅腹，是烹煮盛放肉食用的，而从椭圆盖鼎器型特征来看，口小腹深，似应有不同的用途，可以看作是鼎与罍之间的过渡型器皿。商代晚期虽尚未出现列鼎制，但已常有大小不同的同型制的鼎出现，显然是与制器者的社会地位及财力有关。亚矣鼎通高60cm，体型颇大，本鼎则形体略小，制式纹饰如出一辙。但仔细观察对比两器，仍能发现一些不同之处。首先，本器的双兽形耳略显粗壮，与器身比例较为协调。扉棱也似较为厚重而饕餮纹的兽眼为方形而非圆形。再者，本器的浮雕状纹饰亦更为突出，三层花效果更为显著，使得本器看上去更加精美。这些细微的差别表明本器制式虽与亚矣鼎同源，但纹饰似有改进。总之，本器的出现令人兴奋，愿其有朝一日可重返故里，与其他青铜国宝同置一室，相映生辉。 

（接上期）文 / 园丁卢沟晓月 北京的文化轶事（二） 谈到北京文化，京剧的形成与发展就在北京。自清朝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到民国时期，京剧都是北京文化和北京人文艺生活中的亮点，是当年文化艺术的奇葩。京剧的起源与发展，以及流派、艺术特征等等，鉴于此前我已经有在专题文章叙述过，在此不再重复，仍需补充的是戏院情况。 我在谈京剧的文章中，谈到早在京剧创立之前，各种地方戏、曲艺等已经在北京扎根。但是，在清朝时，北京内城是旗人的地盘，也就说，是只有八旗人才能住在皇城和紫禁城周围，汉人住外城。当时内城不允许开办娱乐场所，因此许多剧场就集聚到了正阳门（前门）外的外城。  北京最早的京剧演出剧场，是由茶园、小戏园子改的。例如在前门大街路东的广和楼，原来就是个茶园，里面喝茶的人都是坐长条板凳。乾隆年间就在此演出京剧。富连成科班自1906年到民国初都在这儿演出。这个戏院到1914年才有靠背长椅，椅背后有可以放茶具的木板台，观众可以边看戏，边喝茶。 太液秋风居庸叠翠 在前门外观音寺路北有个广德楼戏院，建于光绪年间，许多京剧早期的名演员都在这儿演出过，例如程长庚、余三胜、梅巧玲、谭鑫培、汪桂芬等。  中和戏院，创建于清末，位置在大栅栏（读作“大石烂儿”）西口南粮食店。程砚秋、尚小云等曾在此演出。1931年梅兰芳在这儿演出过《宇宙锋》。在大栅栏东口路北的庆乐戏院，创建于光绪年间（1909年），李万春的鸣春社在这儿演出过《济公传》、《天仙配》、《铁公鸡》等。杨小楼、王凤卿、杨宝忠等也在此演出过。1949年以后，吴素秋等也在此长期演出，“文革”戏院被杂技团占用，1990年以后，被改为商场、游乐厅，乃至桑拿浴室，此戏院已经无存。  大栅栏鲜鱼口有个民乐戏院，也是建于光绪年间，杨小楼、郝寿辰、高庆奎、尚小云、金少山、马连良、张君秋、谭富英、杨宝忠、奚啸伯、言菊朋等都在此演出过。1949年以后改名大众剧场。  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城内已经有大戏院了。例如东吉祥大戏院，在东安市场北，建于光绪末年，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等都在此演出过。又如西长安街的长安大戏院，是1937年建的上下两层的建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扩建长安街时被拆了。现在在光华长安大厦的戏院，是迁址以后在1991年建的。 玉泉趵突琼岛春荫 在天桥有茶园戏院，这些小戏院从京剧、评剧，到梆子、曲艺各种玩意儿都演。当年在天桥小剧场也涌现了一些群众喜爱的名演员，如相声演员侯宝林、评剧演员新凤霞、京剧演员梁一鸣等。  世界闻名的北京文明古迹，除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故宫外，北京地区的长城也很引人注目，北京地区现存长城是明代建筑。现在可以供人游览的有八处，即： 【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西北方，延庆县南。是现存长城保存最完好的一段。  【居庸关长城】位于八达岭长城以南，这里有个云台，是元代过街喇嘛塔的遗址，现仅存塔基。居庸关长城到清末就荒芜遭毁，现城楼景点是后修的。  【慕田峪长城】位于怀柔三渡河镇，此段长城西接居庸关长城东接古北口长城。此段城墙依山势起伏而建，外侧是陡峭山崖敌楼密集，有双面垛口，内外城并存。  【黄花城长城】位于怀柔九渡河。以城墙下的山坡黄花遍野著称。此段长城是少有的山水相接长城。  【箭扣长城】位于怀柔西北，八道河乡，在慕田峪长城以西，由于山势雄伟奇竣，城墙走势多变。  【司马台长城】位于密云县东北古北口镇，制高点是海拔986米的“望京楼”。此段长城是明朝将领刘应节，戚继光等指挥设计修建的。城墙体高而宽厚，防守功能齐全。  【金山岭长城】位于密云县与河北滦平县交界处，和司马台长城相邻，西起龙峪口，东止望京楼。这段长城敌楼密集，景色以早晚最佳。雨后有彩虹。  【古北口长城】位于密云古北口镇南，在金山岭长城以西，东有盘龙山，西有卧虎山，两山锁潮河。周围有杨公庙，蟠龙山等遗址。卧龙山长城位于古北口镇河西村，有敌楼20余座；盘龙山长城位于司马台长城和卧龙山长城之间。长五千米，有敌楼19座，将军楼和二十四眼楼为建筑精华，将军楼处在蟠龙山最高处。二十四眼楼现在已经残缺不全。 蓟门烟树西山晴雪 说到看景，老北京还有燕京八景，最早形成于金代，经历代朝廷演绎，名称不一，到乾隆时，钦定的八景名称为：蓟门烟树（位于西土城）、芦沟晓月（卢沟桥）、金台夕照（朝阳门外关东店）、琼岛春荫（北海公园）、居庸叠翠（八达岭）、太液秋风（中南海）、玉泉趵突（玉泉山）、西山晴雪（香山）。时过境迁，今人如果再到这些名胜处观景，恐怕已经领略不到古人观景时的那种诗情画意了。  在北京现在建国门东南城墙上，有个北京古观象台（这个位置也是元大都东南角楼处），也是世界闻名的文明古迹。观象台是在元朝郭守敬建的司天台的基础上改建的。郭守敬不仅是水利专家，他也是天文学家，他担任太史令时曾主持天象观测，制定历法，创制多种天文仪器。明朝观星台始建于1442年，是明清两朝和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家观象台。在明朝时台上安置的仪器有简仪、浑仪、浑象仪等。清朝时改称观象台。又增设一些式样比较新颖的仪器，例如八件铜质天文仪造型美观，雕刻精湛。观景台还有附设建筑，就是当时负责观测天象的官员办公室，名字叫做紫薇殿、晷（gui）堂、壶房、东值房、西值房。这座古观象台自建立一直连续使用了500年，现在它属于北京天文台管理。现在上面陈列的天文仪器不是原来的仪器，而是西洋传教士在中国制作的仪器，如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仪、象限仪、纪限仪、天体仪、地经纬仪、玑衡抚辰仪等。现在此观象台对外开放。 金台夕照 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是北京民居的特色。  元明清亲王国戚的住宅是王府，有权势的贵族，官员住宅就是有高门楼，三进，四进的大四合院，富裕人家住中型两进的四合院，一般市民就住普通小四合院。四合院的院子四周有正房（北房），东、西厢房，南房。四合院有影壁，有门楼，有门墩，两进的在两个院落之间有月亮门。四合院的门不是正对正房的门，比如在胡同路北的四合院，大门是在院子的东南，进门对面是影壁，从影壁西侧走过是前院，前院与后院之间有道墙或南房，有门与后院相通。门楼、大门、影壁、门墩建造等级不同，标志户主的身分、地位。例如大门分广亮大门、金柱大门、蛮子门、如意门等。北京四合院在辽代已经初步形成，到元、明、清得以继承和发展。到中共掌权后，房主人不是被打倒，就是财产被剥夺，四合院也被占用或改为大杂院。尤其“文革”对四合院破坏最严重。改革开放以来，四合院大量被拆迁，改建高楼大厦，现在除了历史名人的故居被保留外，已经所剩无几。  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可以说是一体，胡同是由四合院及普通民居夹在中间的外出通道，也就是说胡同两边是四合院，胡同的两头出去就是大街。胡同这一个名词源于蒙古语，意思就是小街道。“同”字在原来使用的是“衕”字。  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取意于天圆地方，因此北京的街道很正。主干街道不是正东正西，就是正南正北。前面我的文中提到的东四，西四，东单，西单都是在东西南北纵横街道的交汇处。因此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胡同的方向也是很正的。  北京的胡同形成于元，但是最早的胡同叫三庙街，建于唐朝。这条胡同位于今日东单，王府井一带是东西走向，长300米，宽四至六米。因为最早那里有三座庙而得其名。三座庙现在只存下一座，另外两座，一座已经成为大杂院，另一座在20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被拆毁了，而且“文革”期间，这条街也被改名为立新街，现在又改回原名。据1949年统计，北京共有街道和胡同6074多条。其中名字上带有胡同二字的只有274条，其它为街、巷、道。通常人们习惯笼统的把街、巷、道也归为胡同。  北京的胡同取名不是在一个朝代，它也有历史的陈迹，如有的源于蒙古语，有的源于满语，多数是汉语名。如牛录胡同、昂邦章京胡同，就是满语名。在安定门内有个谢家胡同。其实原名叫卸甲胡同。当年皇帝发兵征战，为取其吉利，北京的军队出德胜门，收兵回来进安定门，征战回来的军队在进城门后，卸掉盔甲，休整。人们就把这胡同命名为卸甲胡同。今日的“谢家”是后来误传名。误传的胡同名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在西单有个总部胡同，其实它是总铺胡同的误传。因为在元、明时期，户籍制度是铺，甲制。  胡同取名有的是因有衙（ya）署而得名，如兵马司胡同（北京东西城各有一个），府学胡同等。有的是因某官员住此而得名的，如石驸马大街，位于宣武门内大街路西，明宣宗的驸马石璟曾在此住而得名。驸马在古时是执掌副马车的官名，副马车是在天子马车前陪乘的车。三不老胡同，就是明朝太监郑和在那住过。关于郑和，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讲过他的故事。三宝是他的小名，因他得到皇帝重用，率领探险船队下西洋有功，人们尊称他为三不老。又如武定侯胡同等。说到用人名命名，大街也有用人名命名的，如赵登禹路、张自忠路，他们都是民国时期的抗日将领。张自忠路是一条东西方向的街，东起东四十条西口向西到地安门东大街东口。这条街最早叫铁狮子胡同，因为明朝崇祯皇帝田贵妃之父田畹曾住此，府前有一对铁狮子，故大门外的路取名叫铁狮子胡同。有的胡同是以集市贸易地点命名，比如鲜鱼口、菜市口、羊肉胡同、缸瓦市、米市大街等。在东四有个钱粮胡同，其实在清朝，当年八旗子弟是“供给制”，是吃皇粮的，钱粮胡同就是当年发放钱粮的地点。有的胡同是因有庙宇而得名的，笔者就曾住过东城区慧照寺胡同和净土寺胡同。慧照寺的情况在前文中我已介绍。净土寺建于明朝，现已沦为大杂院。也有街道因为有出名的水井而得名，比如王府井，是因某王府内打出了一口甜水井而获名；于此相反福绥境。地点在白塔寺北，原名叫苦水井，后来改为现名。  北京的胡同也有斜的，如在鼓楼南，后门桥附近有个烟袋斜街，东口在地安门大街，西面出口斜到了什刹海边。胡同也有曲折的，在北新桥慧照寺附近，就有一个九道弯胡同，这可能是拐弯儿最多的胡同。  北京的胡同有宽的，也有窄的，有长的，也有短的。最长的是西交民巷，位于长安街南面。西交民巷长6.5公里。最短的在西城区南，名叫一尺大街，1965年已经并入杨梅竹斜街。  有的街名现在年轻人可能不解其意。例如在宣武区有个取灯胡同，东城区有个蚂螂胡同，崇文区有个蝎虎胡同等，它们都是老北京人说的俗名儿。取灯就是火柴，蚂螂是蜻蜓，蝎虎就是壁虎。  北京是文明古城，当然有很多历史名人在北京居住和工作。如民族英雄文天祥、于谦。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教育家蔡元培、马寅初、叶圣陶等。艺术家齐白石、徐悲鸿、梅兰芳等。剧作家关汉卿、洪升、齐如山、吴祖光等。文人曹雪芹、鲁迅、朱自清、老舍、矛盾、胡适等。科学家郭守敬、徐光启、詹天佑、梁思成等。医学家施今墨等等。他们都对中华文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读者如果对他们感兴趣，可以去图书馆或上网阅览有关书籍。在此就不作介绍了。（未完待续）  

高古文物暨高古佛教文物精华荟萃独家点数海外大收藏家群落之家珍 图&文/卓然堂&赵睿葫芦笙（左）和葫芦笙上的文字局部（右） 古滇国是具有神秘色彩的中国西南边陲的古王国。东周时期，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生活着很多自称“滇”的部落，历史学家惯称滇族。公元前278年，楚国派将军庄蹻率领一支队伍入滇，欲征服当地人归附楚国，后因秦国灭了巴蜀，断其归路，故留在当地，《史记》谓之“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为史上明确记载的第一位滇王。在他之前是否有滇王存在，已无从考证。庄蹻作为滇王，似乎并未给当地带来明显的楚文化的影响。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兵临滇国，滇王举国投降，汉武帝赐滇王金印，设益州郡，令其复长其民。古滇国于东汉元封二年（公元115年）完全灭亡。 古滇国曾拥有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及独特的青铜文化，在庄蹻入滇之前已经进入鼎盛时期。云南地区出土的具有代表性的古滇国青铜贮贝器、铜枕、铜案、铜鼓、铜葫芦笙及铜扣饰等器型均不曾见于中原地区，富有生活气息的人物动物装饰也与汉文化传统风格大相径庭。西汉以后，随着大量汉人迁入，汉文化大规模进入云南。至公元一世纪，荣耀一时的滇青铜文化已彻底融入铁器文化中。 铜葫芦笙为战国时期滇国特有的珍稀青铜器，云南地区古滇墓偶有出土发现，云南省博物馆及大英博物馆各藏有一件。近见到一件古滇国立牛青铜葫芦笙，不仅造型优美，铸造精致，更因器表满刻古代民族文字，非常罕见，其史料价值不可估量，故在此作一介绍。 这件铜葫芦笙呈立式仿生葫芦形，铜质中空，顶端封闭，下为平底，高35cm。整器覆以通体绿锈及锈蚀斑，偶露红褐底色，包浆厚重。器管自然弯曲，造型奇特，线条流畅。前置两排孔，上为双圆连孔，下为钝角横方形孔。葫芦柄部上端有一圆孔，孔上方有一水牛立于顶端，牛首略抬，目视前方，弯角上扬，四足直立，长尾及地，形象生动逼真。整器以环形平行双刻线从上到下分为五区，最上为柄部区，依次为双孔区，方孔区，孔下区及底足区。柄部前后似刻有多行文字符号，但多锈蚀，不易辨识。在双孔区刻有三行字，方孔区两行字，孔下区为一行字。由于器表尚未彻底清理，约半数以上的字为锈所覆盖。 西南少数民族中不少自称是古滇族的后代，如彝族、傣族等。彝族是云南境内人口最多并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古彝文是世界上六种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可溯源八千至一万年，与中原的甲骨文同源。当代学者发现在四千多个甲骨文字中，有六百多个与彝文形义相同。本器器表所刻文字符号各自独立，上下纵横排列，个别似汉篆字体，但大多明显有别于汉字，笔者推测这些古文字很可能是古彝文。同甲骨文后来的演变不同，由于地域偏僻不受外来影响，古彝文传至今日仍在应用，且字形变化不大，不少彝族文字学者可以识读。这件青铜葫芦笙上所刻古文字有近二百字之多，如能被释读，一定包含不少史料信息，甚至可能为解开古滇国历史之谜，提供确凿有用的证据。诚若如此，这件葫芦笙就不仅仅是一件战国时期古滇国的青铜艺术珍品，而且还是可证明中华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国之魄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