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

高古文物暨高古佛教文物精华荟萃独家点数海外大收藏家群落之家珍 图&文/卓然堂&赵睿  青铜文化作为国粹，汉代以后已日渐式微。隋唐时期铜器铸造工艺的传承与发展，唯铜镜制作为一亮点，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所建树，而青铜礼器及日用器皿仅限于少数佛教用具如香炉、净瓶的制作，基本上是偶而为之，虽造型风格与前世迥异，但工艺创新上则乏善可陈。究其原因，是唐代金银器、陶瓷工艺的发展及广泛应用逐渐取代了铜器，故而唐代铜器相当少见。物以稀为贵，现今传世的唐代铜器，除铜镜外，品种不多，数量稀少，难以自成系统。博物馆、拍卖市场及私人收藏均偶然得见，一旦精品现世，反而是珍稀难求。今介绍一件唐代双龙耳盘口铜壶，其浓郁的时代风格，优雅的造型艺术，独特的中西合壁韵味，可谓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一朵奇葩。 双龙耳壶器高44cm，口径10.8cm，最大径20cm。壶身、壶底片与双耳为分铸后焊接成型。壶呈盘口，口唇外侈微卷，细颈、溜肩，颈中部饰双弦纹，腹部呈卵圆形。自肩部至器口对置双龙耳，龙口衔壶沿，龙足立于器肩。龙躯细长略呈S形，身铸细鳞片。二龙俯首瞪目，髯鬣爽朗中分，刚劲而不失优雅。整个作品造型对称，重心稳定，雍容典雅，大唐气息扑面而来。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之前的青铜容器底部都是与器壁一体铸成的，而此器底部圆片为分铸后嵌入壶壁后焊接而成，与传统青铜工艺截然不同。 盘口细颈壶并非中国传统器型，南北朝时期开始在中土流行，可能是受沿丝路而来的胡瓶的影响。陶瓷器中出现盘口壶大约始于两汉时期，但这时期的盘口壶颈粗而短，器形与双龙耳壶相去甚远。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鸡首壶，器形逐渐变化，由西晋时的短粗端庄演变成东晋的修长苗条，与双耳盘口壶形状颇为近似，唯单立耳与其不同。加置大型双立耳是自隋唐才有的作法，胡瓶中并无和它完全接近的式样。此类器型应为中国工艺家融汇东西方匠意，在鸡首壶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独特创造。 龙是中华文化中历史悠久且最常见的艺术形象，虽形状历代有所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细身利爪、披鬣带鳞为其基本特征。本器中的双龙耳造型既保留了龙的特征，又巧妙的将其形状设计为向上引身曲体、俯首张口作饮水状，双后肢立于壶肩而口衔壶沿，双龙对称形成壶柄，空灵通透，线条优美，真可谓匠心独具。双龙耳盘口壶是最具唐代风格的艺术造型之一，其陶瓷制品并非罕见，但其它材质的作品则几乎是绝无仅有。 保利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双龙耳盘口铜壶，时称为存世仅见之铜铸者。此器造型优美，制作工艺精湛，非同类造型的陶瓷作品可以比肩。 本文介绍的双龙耳铜壶，制式、尺寸均与保利藏品相同，应为同期同源作品。鉴于铜器制作工艺流程远较陶瓷工艺复杂，造价自然也要高出不少，不像陶瓷制品可以大量生产，故铜质双龙耳盘口壶在当时应属高端珍贵的器皿，产量有限，能流传至今，殊为难得。这样的铜器可称已脱离一般器皿范畴，以其灵动优雅的气质，华美流畅的线条，庄重大气的器型，摄人心魄的魅力，成为一件华彩夺目的造型艺术作品，且以其珍贵稀缺的历史地位，跻身于国宝之列。 

（接上期）文 / 园丁 耶律楚材（1190年－1244年）金末元初人，契丹族，仕蒙古三十年，是推行汉法的积极倡导者。 五、北京的文化轶事（一）  自古以来中华大地是炎黄子孙繁衍生息之地。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古人信仰“三教”。这“三教”是汉族早期文明，传统文化的核心。自秦汉以后，无论哪个外来民族征服统治中国，都会被汉族文化同化。这是为什么？原因是汉族人口众多，三教已经深深扎根于民众心目之中，这是其一，其次中华大地上的文明程度，文化根基远比这些外来入侵民族先进，更灿烂辉煌。你看，辽代是契丹人统治中国，金代是女真族统治中国，元朝是蒙古人统治中国，可是当他们入关占领北京后，要统治中国，必须使用汉臣，必须使用汉文字，必须学习和继承汉文化，以汉法治民。  例如史籍记载，“契丹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元年正月辽以耶律休哥为南京（今北京）留守，仍赐南面行营总管印绶，总领边事。休哥安抚燕民，均戍兵，立休更法，劝农桑，修边备，边境大治”。又“契丹统和九年，契丹朝廷提倡佛教，优礼僧徒……佛教传播，仍受鼓励”。  在颐和园昆明湖东岸文昌阁北，有一座庭院，里面就是耶律楚材及其夫人的陵园（墓）。笔者童年时曾随舅舅到那凭吊耶律楚材。当时出于好奇，提出一个问题：“耶律楚材是在清朝以前过世的，为什么他的墓修在颐和园内，颐和园不是清朝修的吗？”舅舅给我解释并讲了耶律楚材的一段故事。原来耶律楚材去世后是葬在燕京西北远郊外，就是现在的位置。后来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颐和园的围墙把耶律楚材的墓包括进来啦，清朝旗人也敬重耶律楚材，他的墓也经过清朝修缮过。耶律楚材是出生于燕京（北京）的契丹人，他精通汉文化，博览群书，造诣极深，天文、地理、律历、医卜、释道无所不通。曾在金元两朝为官，在元朝任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他极力推行汉文化，向皇帝建议兴科举，录用人才，并在京城建孔庙，推行汉民族文明礼仪，他为人正直秉公断案，刚正不阿。游牧民族，生性粗犷（音guang），当蒙古军围攻金都汴京时，蒙古军大将速不台主张屠城，当时任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据理相争，他向蒙古大汗窝阔台进谏说，国家兴兵打仗不就是为了争夺土地和百姓吗，如果你把全城的人都杀了，那你只得到一座空城有什么用？当时窝阔台犹豫不决，耶律楚材又说，能工巧匠，有用人才和文物，财产都在城内，如果要屠城，人都没有了，以后谁向朝廷缴纳赋税？这样窝阔台才决定不采纳速不台的主张。耶律楚材智慧地制止了屠城行为，保护了汴京147万人的性命免遭灭绝。  谈到耶律楚材，想起他的一位老师，就是万松老人。在北京西四牌楼附近有一个砖塔胡同，这胡同是因一座砖塔而得名。近代作家张恨水曾在这个胡同住过。这胡同东口附近的砖塔就是万松老人的葬骨塔。万松老人原名蔡行秀，汉人，老家在河北省。他是位博学多才，精通儒学的僧人。当年万松老人曾居燕京于此。耶律楚材慕名而来，拜他为师，跟随他学习三年。当时忽必烈也敬慕他的学识，到此听他讲经说道。万松老人告诫他要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勿施暴政祸国殃民，忽必烈洗耳恭听。并赠他礼物。万松老人去世后，元朝民众为了保存他的尸骨，修建这座砖塔。明朝时砖塔渐毁，清朝又重修。 元世祖忽必烈在他未登帝位以前，立足燕京，采用汉法，以图南进，统一中国，是与他虚心向万松老人请教汉学分不开的。他还以汉人刘秉忠，张文谦等为谋士。作为忽必烈幕僚的刘秉忠，是河北邢台人，也是一个精通天文、地理、律历，訚熟儒家经典，尤邃于《易》的僧人。经海云禅师的推荐，为忽必烈出谋划策。忽必烈建元纪岁，物色人才，定都于燕京，建国号，改中都为大都，规划兴建大都城，制定典章等，都是他与忽必烈帷幄密谋，刘秉忠的建议一经提出，忽必烈必定采纳。元史称刘秉忠为“一代成宪”。元世祖忽必烈重用郭守敬兴修水利，开凿通惠河之举，我在前面谈北京水系变化的文章中已经叙述过。这也是蒙古人统治中国，吸收汉文化，重用有才之士的一例。  大清康熙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在位时间较长的皇帝，他在位六十一年零十个月。他的汉学老师有陈廷敬、熊赐履、傅以渐等。他崇尚儒学，以儒学为治国之本，他对程朱理学尤为重视。他非常喜爱汉传文化，他博览群书，不但訚熟儒家典籍，而且对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天文、地理、算术等都通晓。他曾亲临山东曲阜拜竭孔庙。他令编辑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等传世图书，还编印历书、历法。为了强化皇权，他大量使用品学兼优的汉族士大夫，例如高士其、陈廷敬、李光地、张廷玉等。他对宗教宽容，允许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并存，他甚至去洋人教堂听基督教布道。他曾六次南巡，视察民情，废止旗人圈地。有一次他亲自乘舟到浑河视察，见灾民以水藻为食，遂命着速浚河筑堤。浑河治理后，他赐名永定河。黄河危害，他在位期间也命整治。  《古今图书集成》，全书一万卷，按该图书的分类，有万象、方舆、明论、博物、理学、经济等。这部巨型图书集，是陈梦雷主持编纂，用铜活字印刷的。有人考证，完成这一巨大集成和出版地点在熙春园，就是在今日北京清华大学内的一个荒岛上。《红楼梦》是在清朝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用活字印刷出版的。 程朱理学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流派，在宋朝时由北宋程颐、程颢（音hao）等人开创，南宋哲学家朱熹对其发展完善并到朝廷讲学，应用来治理国家。他们认为宇宙起源于理（太极），理是善的，将善赋予人，便成为人的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程朱理学教育人们要知书达理，陶冶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朱熹还提出理高于势，这就要求皇帝不能为所欲为，要正心诚意，善待百姓。他的哲学思想核心就是“明天理，灭人欲”。他在讲学中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这说教其实对皇权是一种限制。  乾隆皇帝是位长寿的皇帝，享年88岁，无疾而终。在位时间如果连摄政计算在内是六十三年。他自幼聪明，深得其祖父康熙的疼爱，多方教导。康熙曾经亲自为其选择汉学教师。张廷玉，庶吉士福敏，翰林院掌院学士朱轼、徐元梦，翰林编修苏世远等都教过他。乾隆酷爱诗、书、画，并精通武术。他令纪昀担任总篡修官编篡《四库全书》。在当时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历时九年才完成，因此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称四库。乾隆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他对书法艺术相当喜欢，清朝紫禁城宫殿的绝大部分匾额，楹联都是出自他的御笔。他也多次下江南巡视，安抚百姓，视察水利增加科举，废除灾民税收。他也重视佛教，曾令普查和修缮寺院，包括皇家寺院和京城内外其他的寺院。乾隆在位期间重用的汉臣最多，如张廷玉、纪昀、刘统勋、傅恒、刘墉、史贻直、孙嘉淦等。  谈到纪昀，想起一个地方（北京话叫“地非儿”），就是在珠市口西大街有一个庙叫给孤寺（读作"机谷四儿”），这座寺庙始建于唐朝，原名万善寺，明朝时叫给孤寺，明清以后衰颓，民国时在此遗址曾建第一舞台，杨小楼曾经在第一舞台演过戏。这戏楼在1937年遭火灾烧毁。离这儿不远是虎坊桥，纪昀的故居“阅微草堂”就在虎坊桥东面。他有本著作叫《阅微堂笔记》就是在这个故居写的。但是在纪晓岚去世以后，这个宅院曾经多次易主，民国时被梅兰芳买下，后来又租给肖长华使用，成为富连成科班的宿舍。中共掌权后，曾被多个单位占用，在1958年以后，改为晋阳饭庄了。  以上是外来民族帝王统治者重视汉学文化，重用汉族人才的例子。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平民家庭，他童年当过牧童，在寺院当过行童、游僧，他是在投靠郭子兴的红巾军后，才在军中学认字，读书的。因此他深感没有文化难以掌权的重要，他特别重视对皇家子弟的文化教育，用心也良苦。他为寓教于乐，亲自编写歌词，令人谱曲后教其子孙来歌唱。他的宗教政策是三教并重，将宗教事务列为朝廷中的大事，对佛教制度，僧寺清规多次整饬（chi）,期望以此整顿僧团，祛瘀除垢，“桭扬佛法以善世”。洪武年间他主持举办过六次科举考试，七次发榜，为朝廷选拔了大量有学识的人才，例如练子宁、黄子澄、解缙等名相就是他亲自选拔的。  说到科举，这是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源于隋，发展成型于唐，到宋朝已经很完善了。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到民国初1905年被废除。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常科每年都要举行，而制科是皇帝临时设的考试。考生分为生徒和乡贡两种，生徒是在国子监和各地学馆考，乡贡是通过府试州试的人。科举按选拔人才的类型分，有文举和武举两类。文举考试范围就是看学子对“四书五经”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隋朝科举方式是考写文章，写诗歌。自唐朝开始，考试方式就是用“八股文”写文章。四书五经就是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书和《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经书。四书五经是儒教的源头。是古代求功名的人必读之书。经科举，被录取的考生名衔有若干等级，即：状元、榜眼、探花、进士、贡士、会元、举人、解（xie）元、孝廉、贡生、秀才。以状元的学位最高。武举是选拔武将的考试制度，始于武则天时，唐代武举要考举重、骑射、马枪等，对体形也有要求，如“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到宋朝时，武举不仅要考武功，而且还要考理论，如策略、兵法等。  八股文是自唐到明清考试制度规定的一种特殊文章体裁。八股文的题目必须引用四书五经。破题是用两句散文，进入“股”也就是讲道理时，起承转合文字使用必须遵守严格的规矩，即必须用排偶句型。八股文一篇文章的字数也有限制，如唐朝时限550字。清乾隆以后限700字。  老北京安定门内有个成贤街，在这条街的孔庙旁边是国子监（读“见”)。我在前面文章中曾经说过，国子监就是皇家设立的高等学府。国子监的历史可以追朔到辽。在辽会同元年（938年）将幽州升为南京时就在这里建立了南京太学。到金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南京改为中都，在这儿建中都国子监。元大德十年（1306年）建大都国子监，元末明初战乱元代建筑已毁。明朝在此改建为北平学府。在永乐帝迁都北京以后，改北平学府为北平国子监，同时保留了南京国子监。国子监现存的建筑为明清所建。中共进京以后，在1949年，国子监被首都图书馆等占用，2005年迁出，国子监改为中国教育博物馆，对外开放。国子监现存建筑有集贤门、琉璃牌坊、辟雍殿、六堂、彝伦堂、敬一亭等。六堂就是贡生监生们的教室，共33间。清朝乾隆皇帝曾在辟雍殿讲学。  谈到北京的文化，学校教育是基础。中国最早的教育学论文，是春秋战国时的《学记》。其中谈到教育的重要性，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文中有一段关于教育体制的文字，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xiang），术（sui)有序，国有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中国古代教学设施每一闾，党，术（sui）的行政单位学校名字分别叫塾、庠、序。国家（或诸侯国）设的学校叫太学。古时每25户人家为一闾，500家为一党，术（sui）即遂，12500家为一遂。中国自汉代以后就已经形成地方私学，官学与中央官学并存的教育体制。 北京现在有三百多所中学。现在的中小学都是在清末民初以后创建的。在这以前的学校是私塾，私塾先生教的是儒学，学童一到上学年龄就教《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千字文》、《名贤集》等，学生还必须学会正楷书法（写毛笔字），这些启蒙教育，其实对以后的成才是必要的基础，虽然看起来是学一些基本常识，但是里面贯彻了教人如何做一个正派的人。到高等教育阶段还必须学“六艺”。六艺是指学生必须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就是礼、乐、射、御、书、术。礼是指礼节；乐是指音乐；射是指射箭技术；御是指驾驶马车的技术；书是指文学、书法；术是指算术、数论。到汉朝以后，六艺也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现代教育是从欧美传入的。老北京人管现代学校叫洋学堂，北京历史最久的中学多半是从私立或官办学堂演变来的，例如我女儿曾就读于北京一中，一中始建于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叫八旗官学，后又称经正书院，宗室觉罗八旗学堂，1949年中共进京后才改叫北京第一中学。1724年建立镶白旗子弟学校，后来演变为北京二中。同年建的八旗子弟右翼宗学堂，演变成北京三中。北京十四中创立初期在1906年，当时叫畿（ji）辅学堂。25中是在1864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育英学校基础上建立的。东城区有一所汇文中学，1952年时叫26中，他的前身是1871年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附设蒙学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创办的顺天中学堂，就是今日的北京名牌中学──北京四中。到民国以后建立的中学名称就直接叫中学了。  早期的中学，是男女分校的，直到五十年代末期还存在男女分校，“文革”后就不再分校。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大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宣统三年（1911年）改游美肄业馆为清华学堂。北大、清华都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才改为现在的名称。 （未完待续）  

（接上期） 26年建设  杭州人追寻着官窑大梦 南宋官窑博物馆中部，地势最高处，是郊坛下窑址。窑址三面环山，东北距皇城两公里。 因年代久远，宋代官窑制度已经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明清的官窑制度，也许可以想像这样的场景：某日，内府大臣持着香炉1件，传旨督陶官照此款式烧造3件。于是督陶官直接奔赴位于皇帝祭天的郊坛附近的官窑，指挥烧造。龙窑示意图  龙窑是我国南方常见的窑炉，依山而建。窑火被点燃时，如同一条俯冲的火龙一般壮观。在南宋官窑博物馆内，可以看到1000平方米的作坊遗址，蔚为壮观。40米长的龙窑，沿山势而上，是最后的烧制瓷器的地方。800年后，这里用3D动画演示古代工匠们烧制瓷器的全过程。 26年前，南宋官窑博物馆依托遗址建成。不过，当时只有遗址和用遗址出土的碎片修复的一些器物，还有通过政府协调从浙江省境内调拨的一些器物。所做的展陈，无关情趣，只讲专业度。南宋官窑长颈瓶 2007年，二期工程完毕，1000平方米的展馆如何布展，还是未知数。十多年藏品征集，东西有了，从最早的陶和原始瓷，到民国的瓷器，从南到北，时空跨度很大，但高级别的藏品依旧有限。 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如今的“中国陶瓷文化陈列”。起首是一棵“陶瓷树”，叙述瓷器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枝杈纵横交错，以便人们了解南宋官窑历史。2014年，博物馆开始进行南宋官窑的信息库建设。当年，为期两年多的“口述南宋官窑历史”终于完成，9位资深的专家学者，包括曾亲历过3次南宋官窑郊坛下、老虎洞窑址发掘工作的专家、学者，以口述的方式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历史资料。 对于博物馆来说，数字化的东西终究还是锦上添花的东西，不是锦缎本身。实物和那种沉浸其中的真实，只能在博物馆中慢慢体会。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金银器制作的鼎盛时期，在融汇中西文化元素的过程中，出现了众多风格独具、标新立异的金银器珍品。这件构思巧妙、制作精美的唐代银质鎏金盖钵，设计独特新颖，装潢流光溢彩，充满艺术魅力。据了解，这种器型的唐代金银器皿以前尚未见报导，根据此器所具有的诸多佛教艺术特色分析，其无疑是一件佛教宝器，故特此介绍，还望方家指正。图/卓然堂文/赵睿 盖钵通高19cm，直径13.4cm，重865克。银质，浇铸成型，表面平錾纹饰。 整器由钵盖及钵体两部分组成。钵盖顶部盖纽鎏金，由火熖宝珠及八瓣莲花组成。火焰珠中空，主体呈圆形，上端为放射状火苗，由二银片捶揲对焊成型，表面錾连珠纹饰。莲花为铸片平錾，中央有花蕊球，上与火焰珠底部焊接相连。盖纽以钉铆形式接于钵盖，可转动。 钵盖穹顶为鎏金覆莲瓣，其下一周平錾减底的浮雕状花卉唐草纹，外接鎏金盖沿，平展后垂直下伸，以子口盖于与钵体。 钵盂为波浪状花口，宽唇卷沿，唇口饰六朵绽放的花朵，花卉及口沿部鎏金。 钵腹为半球形。钵体外壁饰有纵行十二区鎏金花卉纹及鱼子地。底座呈盘状，分二层台阶式依次向下向外展开。内上层饰双莲瓣纹，鎏金，上托钵盂，外下层为花瓣朝外的银色平錾花卉纹。 经仔细观察，钵盂及底座是分别浇铸成型后焊接在一起的，精湛的技术使接口严丝合缝，浑然一体。 在西域金银细工工艺的影响下，唐代金银器皿多采用锤鍱工艺成型，使器物轻巧且节省贵金属材料。本器延袭传统的中原金属制作工艺，采用浇铸技术成型，器体厚重，不计工本。表面装饰则反映出西域的影响，以平錾为主，兼以减底浮雕，加上纹饰鎏金，金银相间，十分悦目。钵盖巧妙地用摩尼佛珠为盖纽装饰，以莲瓣相托，佛教的主题意味不言而喻。钵盂波浪状口沿与莲花相呼应，其下底座大而稳定。作为一件佛教宝器，其形象庄重，多层次的叠加使其富有变化而又不失轻巧优雅，设计者真可谓匠心独具。 火焰宝珠即神宝珠、摩尼宝珠，佛教七宝之一，佛经中称此宝珠光净，不为污垢所染。火焰珠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装饰图形，是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晶。西魏、北周、隋唐五代时期的敦煌莫高窟佛教壁画中就已出现了大量的火焰摩尼珠的形象。从隋朝开始，摩尼珠基本上定型为中间为圆球，其外侧散发出蒸腾的火焰样式。而唐代以后，又分为龙戏火焰珠及摩尼珠两种类型。龙戏火焰珠纹常见于辽代金银器及后世的瓷器纹饰，而摩尼珠则多为佛教所专用。这件银鎏金摩尼珠莲花盖钵，不仅仅是一件罕见的唐代金银器珍品，作为当年礼佛之圣器，该是见证了无数信徒的虔诚祈祷，并也蕴含了众生的心灵寄托。 

(接上期) 文/园丁1860年拍摄的雍和宫（维基百科）四、北京庙宇的兴衰 北京作为历代帝王的都城，当然会有许多皇家庙宇和祭神场所。下面列举几例： 【太庙】位于今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内，是明清两代皇家祖庙，始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废除帝制以后，曾荒芜，1924年辟为和平园，1950年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 【社稷坛】位于中山公园。建于明朝永乐十九年。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社稷的场所。民国时期辟为公园，1925年孙中山的灵枢曾在此停放，故在1928年改为中山公园。 【天坛】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是明、清两朝帝王祭天，祈谷，祈雨的场所。在1928年辟为公园对外开放。内有皇穹宇、园丘、祈年殿等著名建筑。 【地坛】建于明嘉靖年间，是明、清两朝皇帝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内有方泽坛等建筑。1925年辟为公园。 【先农坛】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是明、清两朝皇帝祭祀先农诸神和太岁诸神，以及举办皇帝亲耕的场所。1916年以后辟为公园，1926年在此建体育场。1949年被占用，1957年腾出后对外开放。 【日坛】明初建，是皇家祭日的场所。 【月坛】明初建，是皇家祭月的地方。 【永安寺】位于北海公园琼华岛南坡，建于清朝，庙后琼华岛建有白色藏式喇嘛塔，始称白塔寺，1743年重修后，改名永安寺。 【佛香阁】位于颐和园，是万寿山的主体建筑，建于清朝。原设计是建九层佛塔，名为延寿塔。尚未建成，到第八层时，康熙帝令拆，仿武汉黄鹤楼建阁楼，后改名佛香阁。是当年慈禧太后拜佛之庙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标榜他是无神论者，在“文革”期间，佛香阁居然悬挂毛泽东巨幅画像。据说是公园管理人员为保护佛香阁不被红卫兵破坏，而挂上去的。 【万寿寺下院】位于紫竹院内，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清朝在此设行宫和在南长河河汊建码头，是皇宫人员去颐和园的御船必经之地。乾隆年间又修芦花渡，故在寺西的修行宫有皇帝题字的匾额：“福荫紫竹院”。紫竹院已经辟为公园，对外开放。 【雍和宫】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乾隆九年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成为全国藏传佛教管理中心。中共执政期间曾进行过三次全面维修。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隆福寺】建于明朝，清朝时重修。是明清两朝宫廷的香火寺院，自清到民国一直举办庙会，1950年庙会停办，改为大型摊贩市场。光绪年间曾遭火灾，钟楼、鼓楼、韦陀殿、大雄宝殿均被烧毁，仅剩金刚殿、庙门、后楼阁院。1952年改为东四人民市场。清朝末年隆福寺山门外的扫帚和笸箩市场（维基百科） 【香山】香山是早期建立的皇家园林，金建有大永安寺，清朝宗教鼎盛时，里面的庙宇原来不少，乾隆时期建有静怡园，现存寺院有香山寺、洪光寺、昭庙等，也曾遭八国联军抢掠、破坏。1949年中共中央进驻北京城以前就驻扎在香山。1956年辟为公园对外开放。“文革”期间，碧云寺罗汉堂塑像遭到严重破坏，“文革”后又修复。 【黄寺】位于旧鼓楼外大街，建于清朝顺治年间，原来庙宇有东西两寺，达赖喇嘛五世来京晋见皇帝曾被安置在此庙西寺居住，乾隆四十五年班禅六世来京，也在此居住过。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黄寺遭到严重破坏，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黄寺再次遭劫。后来修复只是西黄寺。现在为藏语佛学院所在地，不对外开放。北京黄寺清净化城塔摄于1860年（维基百科） 【孔庙】位于安定门内，始建于元大德六年，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祭祀孔子的地方。元建寺在元末战乱时毁，明永乐九年重修。嘉靖年间增建崇圣祠。乾隆二年将各殿改为黄琉璃瓦，崇圣祠为绿琉璃瓦。光绪二十二年大修并扩建。民国时，1928年对外开放。1949年以后被首都图书馆占用，2005年迁出，现对外开放。主要建筑有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碑林等。 孔庙里有棵树龄700多年的古柏，名叫触奸柏。这有一个小典故。有一次，奸臣严嵩随嘉靖皇帝到孔庙祭孔，走到这颗树下时，被树枝刮掉了他的乌纱帽，狼狈不堪。以后人们管这棵柏树叫触奸柏。寓意是连树木都能识别善恶。 【历代帝王庙】在阜成门内大街，是皇帝祭祀祖先的地方。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主要建筑有主殿、东西配殿、碑亭四座，还有庙门、关帝庙等。主殿叫景德崇圣殿。殿正中供奉三皇五帝，三皇者乃人皇黄帝、天皇伏羲帝、帝皇神农；五帝乃少昊（hao）、颛顼（zhuan xu）、帝喾（ku）、尧、舜。其实他们不是现实中的皇帝，而是中国远古时期，原始社会部落首领。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祖先。在帝王庙两旁供奉的是从周到清共180位帝王及79位功臣。中共占据北京后，将帝王庙作为北京女三中校址。2003年学校迁走，现庙已修缮恢复，作为景点对外开放。 北京古寺院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北京西郊，门头沟山区的八大处。八大处是指位于翠微山、卢师山、龙头山的八个汉传佛教寺院，即：长安寺、灵光寺、三山庵、大慧寺、龙王堂、香界寺、宝珠洞、证果寺。他们是始建于唐、辽、金、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庙宇。虽经破坏，后又经多次修复，因有僧人常驻管理，许多建筑仍保存完好，现在开辟为八大处公园对外开放。其实八大处一带，其周边地区共有42座庙宇，现在保存下来的有39座。 在北京远郊区，还有几座著名的庙宇。在门头沟珠宝峰南有潭柘寺，始建于唐代以前，在唐代称龙泉寺，元清重修后改为今名，因为寺院后面有龙潭，山上有柘树。 在马鞍山有戒台寺，戒台寺始建于唐代，旧称慧聚寺，明朝修后改称万寿寺，辽后称戒台寺，寺内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千佛阁、戒台、戒台殿等建筑，经历代维护，保存完好。清光绪十年恭亲王奕圻（qi）曾在此隐居十年。1949年以后，停止宗教活动，辟为公园。 在房山石经山有云居寺，建于隋，这里保存有大量的石刻佛经。自隋至明共雕刻、保存石经14278方，藏有纸本经22000卷，木刻经板77000块。寺内还有唐代佛塔7座辽代佛塔5座，并保持有释迦牟尼佛舍利两颗。这座寺院被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在西郊阳台上南有大觉寺，始建于辽，明、清都有修缮。1952年曾为北京林学院校舍。现为博物馆对外开放。大觉寺以千年银杏树，三百年玉兰树、古娑（suo）罗树、古松柏著称。 前面列举的庙宇，多数均为佛教寺院。在北京还有道教寺观，举例如下： 【白云观】位于西城区西便门外，始建于唐，原名天长观，金世宗时扩建，金末遭火灾毁，又重建为太极殿，清康熙年间又重建。观内安放有丘处机灵枢。现中国道教协会，中国道教学院均在此。 【东岳庙】位于朝阳门外神路街，始建于元，清朝道光年间扩建。庙坐北朝南。庙内主祀泰山神东岳大帝。建筑群由正院、东院、西院组成。种植花木以杏闻名。现正院已辟为民俗博物馆。 【火德真君庙】位于西城区地安门外大街，始建于唐，元明时期都有修缮。俗称火神庙。 【吕祖宫】位于复兴门内北顺城街，建于清。坐西朝东。主要建筑有火神殿、文昌殿、吕祖阁、娘娘殿。 【妙峰山娘娘】建于明朝，这里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进香庙会。当每年四月初一到十五，有来自全国的几十万信徒到这里进香，热闹非凡。 谈到庙宇，还有一点需要说的，就是北京还有受儒教的影响而修建的庙宇，突出的例子就是关帝庙，关羽这个历史人物，在《三国演义》里塑造地很形象，是个忠义之士。忠、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正教之理。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以前，关羽的故事就已经在中国广泛流传，从朝廷到民间都崇敬关羽，他忠君，智勇双全，以义待友，以仁处世。自汉以后，他成为被儒释道三教共同尊崇的神，被封为“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释称菩萨，道称天尊”，因此为他建庙宇供奉。据《京师乾隆地图》记载，在北京明清两朝修建的关帝庙和祭祀关公的庙宇共有116座。例如国子监里就有关帝庙，又比如在颐和园旁边原来有个海淀镇，是个有740多年历史的古镇，镇初建于元，原有几座寺庙，镇东就有两座关帝庙，现在海淀镇都改建成了中关村，一切庙宇当然也就被拆没了。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从以上所述，北京庙宇的兴衰是与中国社会变迁休戚与共的。在唐、明、清全盛时期，宗教也得到提倡和保护，庙宇也维护地好，宗教活动也兴旺发达。当国力衰竭或国难当头，社会动乱时，宗教活动受到挫折，庙宇遭到破坏。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北京的庙宇就曾遭到破坏。到中共掌权后，直至“文革”期间，庙宇被破坏地最严重。(未完待续) 

宋庆龄（1927年）（维基百科）文/凤兰 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社会舆论关注。临终前她留下遗嘱：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近年，她晚年不为人知的一段婚姻也在外界流传。 青年时代的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与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孙中山结婚。孙中山去世后，苏联共产国际看中她的“孙夫人”头衔，竭力拉拢，宋庆龄逐渐走上了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路。 大陆媒体于2011年曝出：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宋庆龄便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国际，从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服务，并从事情报间谍工作，协助中共颠覆推翻蒋中正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共上海地下党特务首脑潘汉年评价宋庆龄说：“她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对宋庆龄刺激最深的一件事情：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上海的红卫兵砸烂了她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 《宋庆龄传》记述：“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援不住而痛哭起来。廖梦醒把这些照片送给周恩来。周总理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并在竣工后拍了照片寄给宋庆龄。但并没有全部照原样修复。原来的墓碑上列着所有六个子女的名字，而新墓碑上只有宋庆龄一人。” 文革浩劫后，宋墓才又重新换了墓碑，完全复原。 晚年的一段婚姻 晚年的宋庆龄住在北海后海一个很幽静的王府里，宋庆龄和孙中山没有孩子，诺大的庭院更显得空旷。 大陆民间盛传宋庆龄早就与她的秘书同居。按这个说法，宋庆龄本来希望能够与秘书光明正大地结婚，但中共不愿意她失去孙夫人的身份，所以不同意，她与秘书只能同居。不过没有什么过硬证据支持这一说法。宋庆龄有好几个秘书，究竟哪一位与她关系这么不一般？ 传闻说，宋庆龄与一个秘书日久生情，并向周恩来请示要结婚。再婚的事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道“早该如此”。周恩来的反应却不同，说道“何必如此”。周恩来力劝宋庆龄以大局为重，影响为重，不要再婚。宋庆龄考虑再三，答应不再婚。但要求与那个秘书保持同居关系，并有其身边人士证实。宋一直保留国母之尊，却至死与那个小十几岁的秘书同居在一起。 晚年的觉醒 历史学家辛灏年说：宋庆龄在四九年以后逐步地发现，就像一批老国民党人一样，左派国民党一样，共产党实际上在性质上是绝对专制的。对国民党而言，是民主多和少的问题，而共产党是根本没有民主的问题。 宋庆龄曾反对修改中华民国国号，共产党没有采纳。她提出了一些意见，如在四九年以后对于一党专政提出了很多次意见，结果全部被压制。 最后她有一次提意见提的比较厉害一点，毛泽东就叫她滚。 辛灏年认为，她往哪里滚呢？她滚台湾吗？台湾会接受这个共产党的前国母吗？她滚美国吗？她何以在美国孤戚地过她的后半生呢？她只有屈尊在共产党的胳膊下，讨饭吃。 1981年3月16日，经专家会诊，确诊宋庆龄患了白血病。 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庆龄，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三十一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胡、李问宋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1981年5月29日晚，宋庆龄在北京去世，终年88岁。根据其生前意愿，她的骨灰最后没有与孙中山合葬，而是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其父母墓地的东侧。 

1900年代初的妙应寺白塔（维基百科）（接上期） 文/园丁四、北京庙宇的兴衰 美国是一个信神的国度，所以无论你走到哪个城市，或到乡间小镇，到处都有教堂。庙宇是中国或亚洲其它国家信仰宗教的人们，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从前的中国人常说“三教九流”这个词。“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指儒、释、道三教。儒教指的是儒家学说，也有人把它叫做孔孟之道；释教指的是释迦牟尼传的佛教及其后来的改良佛教；道教就是东汉末年张道陵创立的宗教，尊老子为太上君，以老子的《道德经》为经典，以“道”和“德”作为基本信仰。九流就是古时候中国社会把人按社会地位分为九个等级，由尊至卑分别为：帝王、文士、官吏、医卜、僧道、士兵、农民、商贾。 我们这里说的庙宇概括了佛教寺院、道教宫观，也包括儒教的庙。但是为数最多的是佛教寺院，佛教自汉朝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在中共统治中国以前，在北京“九流”各阶层的人中，信仰“三教”的人数占绝对优势。因此旧北京才有那么多的庙宇。据1936年出版的《北平庙宇通检》记载，旧北京共有庙宇840多处。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仅能举例介绍旧北京的一些主要的庙宇的兴建时间和现状。 有的资料说，北京内城八刹（cha），外城八刹。年轻人可能不懂，什么是刹呀？刹是梵语，原意是指土或田转为佛寺，说白了就是人们建筑的佛教寺院。这内城八刹是： 【柏林寺】在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建于元朝。现在仍在。【嘉兴寺】位于地安门西大街。建于明朝。已经被中共占用改造。【广济寺】在阜成门内大街。初建于金，元朝时毁，明朝又重建，规模扩大，命名弘慈广济寺，清朝时又扩建，民国时遭火灾毁，后又重建。【清源寺】位于菜市口教子胡同，初建于唐代，辽时遭地震毁，又修复。清朝时曾修缮。“文革”时遭到严重破坏。【龙泉寺】位于西城区龙爪槐胡同，始建于宋朝。已经被中共拆毁。【贤良寺】位于东城区金鱼胡同，建于清雍正十八年。民国时已改作他用，中共时期改为校舍。【广化寺】位于什刹海鸦儿胡同，始建于元朝，民国时期已改作他用。【拈花寺】位于宣武区大石板胡同，明朝建，民国时改作他用。 外城八刹是： 【觉生寺】俗称大钟寺。位于海淀区北三环路，清朝时建。1985年已经改为古钟博物馆。【广通寺】位于海淀区高梁桥斜街，建于元朝，已经改为他用。【万寿寺】位于海淀区高梁桥北，建于明朝，清朝时扩建后成为皇家佛寺。“九一八”后改为学校，博物馆，现被研究所占用。建筑仍在。【善果寺】在西城区广安门内，始建于隋唐五代，1900年被八国联军破坏，“文革”前改为公园。【南观音寺】位于宣武区手帕口南街，1946年改为小学，以后被毁。【海会寺】明朝建。已毁。在木樨园现址。【天宁寺】在西城区，始建于辽代。中共改作他用，2002年恢复宗教活动，将这个原来是僧庙的寺改为尼姑寺。【园广寺】在阜成门外大街，明朝建，清朝曾重修。现被中共挪作他用。 其实老北京内到处都有寺院的踪迹存在。我上初中时喜欢逛庙会。庙会地点就在寺院，比如阜成门内的白塔寺，正式名称叫妙应寺，寺建于元，白塔是现在中国保存下来的最早、最大的藏式佛塔。寺内文物宝藏在光绪年间曾遭八国联军掠夺一空，建筑毁坏。宣统年间又修缮，清末至民国仍为正规寺院，到民国初年才开始举办庙会，每当庙会期间，有各种摊贩，有卖日用品的，有卖玩意儿的，有各种杂耍，有武术表演，还有摔跤的、卖小吃的、说书的、演戏的，热闹异常。护国寺也曾举办庙会。 护国寺始建于元朝，明朝时名为大隆善寺，成化八年被皇帝赐名大龙善护国寺。护国寺庙会以京味小吃闻名，其实那里的文物、古董、硬木家具、花卉也很出名。那里的庙会一直办到五十年代。在中共对私人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把许多个体摊贩集中到这里营业。1953年以后，庙宇建筑被拆，庙会也就没有了。现在你再到护国寺大街找这个古庙，已无踪影，已经被现代高楼取代了。 笔者曾在鼓楼附近住过，附近古代都有庙宇，比如净土寺建于明朝，尚有遗迹可寻，但园恩寺、琉璃寺早已不存在，又如“文革”前我家住在东城慧照寺胡同，那里的慧照寺建于明朝，据史料记载，曾经是规模相当大的一座寺庙，有大佛殿、金刚殿、伽蓝殿、祖师殿、方丈院等，清朝时重修过，到民国时衰，到五十年代初仅剩下山门、大殿及部分配殿，中共把庙改为民居后，1958年时尚有残留的建筑，现在可能都被拆除了。 （未完待续） 

南宋官窑青磁长方盆(台北故宫博物院)文/冯仑 在杭州众多的文物古迹中，有一处著名的瓷器生产遗址，蜚声海内外，这就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南宋官窑。800多年以前，南宋官窑曾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在杭州留下了陶瓷文化的历史足迹。 矗立于昔日古窑址区的南宋官窑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以遗址为基础建立的陶瓷专题博物馆。它位于西湖风景区的南部，隔玉皇山与中国丝绸博物馆相邻，馆内建筑古朴、陈列雅致，犹如一座陶瓷文化殿堂，展示着中国古代陶瓷文化的博大精深。 官窑制瓷  南宋高科技的代表 绍兴十三年(1145年)，当宋高宗在皇城南、嘉会门外4公里处设立郊坛，在临安这个新都第一次大规模地祀天拜地郊祭时，他的心里一定是感慨万千。 公元1127年，赵构，南宋第一任皇帝，千辛万苦，逃到杭州，年仅21岁。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可以想像，他对当年北宋汴京那种奢华优越的生活有多迷恋。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诗作里，有歌舞升平，也有那么一点点怀念旧朝的凄楚。 赵构一定是想把杭州建成像汴梁一样的城市的。恢复神圣优雅的祭祀制度，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绍兴十一年(1143年)，南宋与金议和，政局安定，恢复祭祀的礼仪就摆到日程上来。问题出来了：北宋被灭、靖康之难中，宫廷器物被金人一股脑儿运到东北去了，其中当然包括了名贵的礼器。大量生产礼器的任务迫在眉睫。 需要说明的是，北宋的礼器，材质多是青铜和玉，但南宋之初，财政跟不上，只能用瓷器和木器代替——权宜之计，却促成了南宋官窑的中兴。作为生产特供皇室用瓷的南宋官窑，因为开创了生产祭祀用瓷的历史，也在整个陶瓷发展史上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到南宋后期，官窑制瓷技艺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南宋王朝常常被人认为偏安一隅，却忽略了它所拥有的高科技光彩。 如今南宋官窑博物馆展出的一件簋式炉，究竟是礼器还是寻常的宫廷用器皿，已不得而知。但在它身上，却体现了南宋官窑青瓷的审美尺度：那种如脂如玉的青色，正好和眼睛对色光敏感的平均峰值一致，以至于每个人见到它，都会痴迷——那是“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迷人境界。 随着南宋的灭亡，官窑艺术从此消失于世界。它只存在了150多年。如今，世界各地的公私收藏全数在内，成品总数不足三位数。 北宋官窑址至今未被考古发现。幸好，还有南宋官窑址。 根据史载，南宋官窑的窑址有两座，一座是在宋皇室南渡后，依照北宋制度，在修内司(宫殿修缮机构)重建的“内窑”，一座是在城南郊坛下设立的新窑。随着元末张士诚重筑杭州城，凤凰山被截于城外，南宋大内从此湮没在荒烟蔓草之间，窑址之说扑朔迷离。 19世纪20年代，杭州城南乌龟山下，出土了很多官窑瓷片和窑具。1930年，“郊坛下别立新窑”这句史载，得到了印证：窑址三面环山，东北距皇城两公里，西面紧邻八卦田。郊坛、八卦田都曾是皇家圣地。1956年、1985年，浙江省考古部门对窑址进行了两度考古发掘，发掘出了练泥池、素烧炉、成型工房、釉缸等作坊遗址和长达40米的龙窑1座。当时出土瓷片3万余片，历来描述官窑瓷器的特点是“薄胎厚釉”，考古报告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南宋官窑博物馆，就在此遗址上修建。 (未完待续) 

图/卓然堂高古文物暨高古佛教文物精华荟萃独家点数海外大收藏家群落之家珍文/卓然堂 近年来丝路考古颇受关注，但专家们对丝绸之路的起始时间及具体线路却有着不同的见解。 丝绸之路的开通一般认为始于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又以强大的国力不断拓展维持。随着与西域各国的商业贸易及文化交流的发展，许多西域国家所特产的动植物品种也被引入中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动物莫过于狮子，而植物水果中则为葡萄。 这些中土原来不曾见过的物种也影响到中国的艺术品的表达方式。到了唐代，艺术品装饰已常有狮纹及葡萄纹饰。唐代金银器的纹饰中也时有狮子的形象出现。 现介绍一件制作精美，清新婉约的唐代鎏金狮纹银提梁罐，器型端庄的中土传统与纹饰细腻的西域韵味相得益彰，使其充满了艺术魅力。 这件提梁罐高19.5cm，直径16.5cm，口径10.2cm，重654克。通体银质，锤揲成型，平錾纹饰，局部鎏金，由器身、盖及提梁三部分组成。盖呈穹顶状，中置鎏金宝珠纽，直沿口，以母口扣于罐身。盖钮下以鎏金草叶纹带环绕，间隔以细密蔓草珍珠地与盖外周鎏金草叶纹相呼应。器口外侈，颈部鎏金，略内收，丰肩，两侧各有一个鎏金兽面衔环铺首。上腹饱满圆润，下收至矮直圈足。 罐身纹饰从上至下分肩、腹、足三区，各以鎏金细带分隔。肩部铺首两侧各饰一鎏金展翅飞翔的凤鸟，共四只，或前望或顾首，尾羽飘逸。腹部主纹区等距排列四只狮子，昂首张口，瞪目露齿卷舌，鬃毛飞扬，尾巴上摆，四肢发达，威武雄壮。下区饰两排鎏金仰莲瓣。各区底纹均饰以蔓草纹及珍珠地。肩部兽面铺首双目圆睁，焊接于罐肩，口衔三环与提梁相连。提梁鎏金，呈四棱形，两端放大为珠状，弯曲套入末端环中。 狮子的形象最早出现在古埃及、巴比伦及波斯的艺术品中，由波斯传入印度后，在公元四世纪左右随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然而，其形象在传入中国后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狮子非中土所原产，其形象由丝绸之路传来后，成为佛教寺庙门口的护法守卫，增添了中原宠物狗的一些特征，减少了原本凶猛威武的霸气，变得活泼可爱，憨态可掬，因而从南北朝时期起即成为中国文化中喜闻乐见的形象。 细观本器上的狮纹，其身侧有一向上飘带，颇似避邪兽之翼，但其细长无羽，应为装饰纹而非翅膀，故本器应为狮纹而非避邪兽纹。此外，本器虽非典型的佛器，但在佛教盛行的唐代，其纹饰很自然地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其所采用的莲瓣纹，就多少带有一些佛教色彩。这件作品设计精巧，工艺精湛，金水厚重，富丽堂皇，毫不逊色于同期同类器物，堪称是一件杰出的中西合壁的唐代艺术珍品。  

文/熙文 蔡伦（公元63年～121年），字敬仲，是东汉桂阳郡耒阳人。史载蔡伦为人敦厚谨慎，勤奋好学，很有才能。汉和帝刘肇在位时，蔡伦做了皇帝的侍从宫官，传达诏令，掌管文书，参与军政机密大事。东汉时流行的书写材料有两种 —— 缣帛和简牍。缣帛是一种质地细薄的丝织品，可以在上面写字，但它的产量很少，价格昂贵。简牍其实是两种东西，简是木片，牍是竹片。简牍的材料来源很丰富，又很便宜，人们用绳子把规格一致的简牍串接成册，用来书写。但是，简牍也有很大的缺陷，由于每根简牍上只能写20多字，如果要写一部书，往往需要用数百根，甚至数千根简牍，编制成册后体积很大，也很笨重，于是，蔡伦很想研究改进的造纸方法。  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蔡伦任尚方令。他常到乡间作坊察看，见到蚕妇缫丝漂絮后，在竹簟上会留下一层短毛丝絮，把这层丝絮揭下来，很像缣帛，可以用来书写。于是蔡伦受到启发，他用树皮、废麻、破布、旧鱼网等作为原料，在作坊中用锉、煮、浸、捣等法，把原料做成浆状物，再将浆状物摊在席子上，置于太阳底下晒成薄片，用植物纤维来造纸。 这种制纸方法简单易行，既加快了纤维的离解速度，又使纤维分解的更细、更匀。蔡伦制作的纸张质地坚韧，体轻质薄，宜于书写、携带，装订成册也很方便，可谓质优价廉。  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将造纸过程、方法写成奏章，连同造出来的植物纤维纸，呈报汉和帝，和帝大加赞赏。蔡伦造纸术很快传开，人们把这种纸称为“蔡侯纸”，全国“莫不从用焉”。《后汉书·蔡伦传》中这样记载道：“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 蔡伦为造纸业的发展和普及开辟了广阔的途径，从此造纸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后来，人们沿用蔡伦生产纸的工艺，采用竹、藤、稻秆等其它原料，生产出形形色色的手抄纸。并且，蔡伦总结出来的造纸工艺很快的随着纸张一齐传到远邦异域。 后人因为感念蔡伦的功绩，奉蔡伦为造纸的“祖师”，在蔡伦的故乡——湖南耒阳，为他修建了祠庙。  

文/云中君秦琼（公元571年～638年）字叔宝，以其字扬名。他是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大唐开国名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与另一开国名将——鄂国公尉迟恭同为传统门神，在山东济南市五龙潭有其故居。秦琼以勇猛彪悍著称，最初是隋朝来护儿部将，后随张须陀讨伐李密。兵败，张须陀战死，秦叔宝归裴仁基部下，又随裴投降李密，得到重用，被任用为帐内骠骑。李密失败后，投降王世充，因不满王世充的为人，他于公元619年（唐高祖武德二年）同程咬金等人一起投唐，被分配到秦王李世民帐下。参加了李世民的历次征战，每战必先，常于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参与玄武门之变，事后被封为左武卫大将军。秦琼晚年因历次作战负伤太多而疾病缠身，时常对人说：“我年轻时成长在戎马生涯中，经历二百余战，多次身受重伤，流血将近数斛，哪能不病呢？”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秦琼去世，死后被追封为徐州都督，并陪葬昭陵。太宗李世民诏令官署雕塑石人、石马立在他的墓前，以表彰他的战功。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改封他为胡国公。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秦琼与长孙无忌等人一起被绘图于凌烟阁，封为大唐开国二十四功臣之一。 勇猛多智大败卢明月   择主而侍投奔唐高祖 秦琼之父曾任北齐时期的咸阳王录事参军。隋大业年间，秦琼效力于隋将来护儿帐下，因其志向高远和勇猛强悍，深得器重。秦母去世后，来护儿曾派员专程到秦琼家吊唁，全军上下大为惊异。吏属不解的说：“士卒有丧事，将军您从不馈赠，如今为何独去秦叔宝家慰问？”来护儿说 ：“他有才能而又勇猛，心志节操完美无缺，哪会久处卑贱的地位呢？”不久，秦琼随通守张须陀去下邳（今江苏睢宁北）攻打卢明月，卢军十余万人，张须陀所领兵马仅有敌方的十分之一，坚守壁垒不敢进击，粮草耗尽，打算撤兵。张须陀说：“贼军见我退兵，势必倾巢追击，能有精锐士卒偷袭敌营，必将有利，有谁为我去偷袭？”众人都不回答，惟有秦琼与罗士信奋然承命。于是分给一千精兵埋伏草木丛中，张须陀弃营佯逃，卢明月率全军紧追。秦琼等急攻敌营，堡门关闭无法入内，他便登上城楼拔掉敌军战旗，杀敌数十人，敌营大乱，他迅即破门放进城外伏兵，纵火烧掉卢军兵营三十余处。卢明月回军奔还，张须陀趁势反击，大败卢军；又与孙宣雅在海曲交战，秦琼率先登城。仅此一仗，秦琼的勇猛多智便很快扬名于军中，他因先后立功被提升为建节尉。 后来在对李密进击时，张须陀战败而亡。秦琼率残兵败将归依了裴仁基，而后又随同裴仁基投降了义军首领瓦岗寨李密。李密得到秦琼非常高兴，加以重用，让他当骠骑将军。在跟随李密作战中，有一次李密被流箭射中，坠于马下，昏迷不省人事，此时左右随从四散，追兵就要赶到，情况十分危急，多亏秦琼一人拼死护卫，并重整队伍，这才击退追兵，从而使李密大难不死。后来李密失败，秦琼又为隋将王世充收得，被任命为龙骧大将军。他与程咬金商量说：“王世充为人多诈，屡屡对下属念叨禁制，就像是一个巫婆，并非治平乱世的明主。”于是相约西行，飞马辞别王世充说：“在下自省不能效力，请让我就此辞行。”王世充军不敢迫近，秦琼从此归顺唐高祖李渊。 追随明主扫荡强寇   英勇无敌勇冠三军 高祖李渊派他供职秦王府，秦王李世民对他特别崇敬礼遇，他随秦王镇守长春宫，授官马军总管。美良川一战，打败尉迟敬德，立大功，高祖赏赐他黄金瓶，慰劳他说：“卿不顾妻室、儿女来归附我，今又立功，假如我的肉可食用，定当割下给你吃，何况子女、玉帛这类身外之物呢？”不久秦琼被授职秦王右三统军，他在介休打跑了宋金刚，加授上柱国，深得秦王李世民的信任。随秦王讨伐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他没有一次不率先冲锋鏖战，前无强敌。征王世充之时，秦琼每战必为前锋；武牢关对战窦建德，他仅率数十精骑冲锋陷阵。秦琼凭刚猛之势正面抗敌，以勇武克敌。他因军功累积受赏的金银、布匹数以千万计，晋封为翼国公。每逢敌军有骁将精兵出入人前大肆炫耀扬威，秦王就派秦琼前去攻取，他跃马挺枪进击于万众之中无不遂愿，因此很是自负。 秦琼不仅在大唐王朝创建伊始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且在“玄武门之变”中，坚决支持秦王李世民，一起诛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使李世民顺利成为皇太子，并登基为帝。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六月，秦王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八月接皇位，改号贞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秦琼也因有军功，拜为左武卫大将军，赐给七百户的封邑。此后，秦琼渐渐称病告老，曾说：“我从小长在军队，经历二百多次战争，多次受重伤，出血有好几斛，哪能不生病呢？”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去世，追赠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唐太宗在他墓地内立石人、石马，以旌战阵之功。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秦琼被改封为胡国公。 威名赫赫立功大唐   化作门神守护君王 古典小说《西游记》完整的记载了秦琼与尉迟敬德变成门神的全部经过：据传，唐朝开国初年，长安附近的泾河老龙王与一个算命先生打赌，老龙王为求一时之胜，滥用权力，触犯了天条，其罪当斩。玉皇大帝便委派唐朝大臣魏征在第二天午时三刻监斩老龙王。为了保命，泾河龙王在行刑前一天跑来向唐太宗李世民求情，让他在第二天拖住魏征，好让自己躲过一劫。李世民觉得魏征是自己的手下，这事情当然容易解决，于是就满口答应了。第二天，李世民宣魏征入朝，并将魏征留下来陪自己下棋。魏征无法脱身，当然也就不能监斩泾河龙王了。谁料午时三刻之际，正下围棋的魏征却打起了瞌睡，李世民也没太在意，而魏征就利用这个短暂的瞌睡，灵魂出窍，梦斩龙王。 泾河龙王阴魂不散，非常怨恨唐太宗言而无信。从此以后，冤魂每晚都来找太宗，到唐宫里来大吵大闹，李世民每夜都被吵得无法入睡，他只好将这一情况向群臣通报，以求解决办法。大将秦叔宝奏道：“臣愿同尉迟敬德戎装立门外以待。”唐太宗答应了，那一夜果然无事。太宗因不忍二将辛苦，遂命巧手丹青，画二将真容，贴于门上。仔细观察，其中一位手执钢鞭，另一位手执锏。执鞭者是尉迟敬德，执锏者是秦叔宝，即秦琼。后代人相沿下来，于是，这两员大将便成为千家万户的守门神了。  

唾壶通高12.2cm，口径6.8cm，盖径7.4cm，腹径12cm，重361g。银质，钣金锤鍱成型，平錾纹饰，局部鎏金。壶上置盖，盘口，短颈，溜肩，扁球腹，直圈足。壶盖为双层，边缘焊接鎏金。盖上缘錾八个桃形卷草纹及鱼子地纹，中部凹陷，正中置鎏金蘑菇状盖纽。盖底弧形下延成平底，与壶口咬合。壶唇外卷，盘口部饰九瓣仰莲纹，颈部略内曲后下展至肩部，肩部饰花草纹一周。腹部丰满，正中饰十瓣花卉形凹槽小开光。每片开光交替錾刻一只飞禽或走兽，飞禽振翅，或俯首或引颈，走兽奔腾，或前瞻或顾首。下腹部錾十瓣桃形凹槽，内錾花卉卷草纹及鱼子地。图/卓然堂中国金银器工艺在唐代发展达到巅峰，金银工匠艺人在掌握西方先进的金银细工加工技艺的基础上，汲取西域艺术营养并融入中华文化内涵，催生了众多既富有西域风情，又深含传统文化底蕴的中西合壁的作品。今次介绍的唐代鎏金禽兽纹银唾壶，就是这个时期的经典之作，一件尽显大唐风采又兼具中西风韵的金银器珍品。图/卓然堂 唾壶，承唾之器，始于东汉，多为釉陶制，后有瓷制，甚至金银制品。从器型来看，最初多为敞沿大口，后演变为盘口，为近代痰盂的前身。唾壶在三国两晋时颇为流行，以至于有“唾壶击缺＂的成语，用以形容心情忧愤或感情激昂。成语出自《晋书•王敦列传》，功高震主的大将军王敦因不被重用，心情抑郁，常在酒后边以玉如意击打唾壶打拍子，边吟咏曹操《神龟虽寿》中的乐府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致壶口尽缺。王敦所用的唾壶为何材质，史料并无记载，但应该是金属材质，若陶瓷制品岂不一敲两半，焉能击缺壶口而不破碎。据推断，他用的唾壶非金即银，造价不菲且颇受珍惜，虽酒后多次击损，仍反复使用而不废弃更换，应该是史上最早间接记载的贵重唾壶了。 大唐盛世的金银器可谓精品迭出，繁花似锦。可惜的是，因贵金属制品本身材料价值昂贵，历史上金银制品十有八，九被熔毁而重新进入流通渠道，金银器具有的艺术价值及史学价值随之灰飞烟灭。由于这个原因，加上金银器原本产量就比瓷器、铜器等其它材质的产品少的多，传世及出土的金银器凤毛鳞角，远不能充分反映大唐盛世时的金银器风貌。故每一件唐代金银器的出现，都从某种角度上增添了我们对唐代金银制作工艺的了解，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认知。本文介绍的银鎏金禽兽纹唾壶，造型设计采用两晋、隋唐时流行的陶瓷盘口壶器型，表面以典型的西域金银平錾工艺加工装璜，饰以民间喜闻乐见的禽鸟瑞兽及卷草纹，其艺术效果则是一件富丽堂皇，令人喜爱的案头珍品。其体不盈尺，当属掌中把玩之物，至于是否曾用来承唾或藏渣纳污，则不得而知了。 

壶通高16.8cm，口径6.1cm，腹径9.7cm，重680.5g。银质，范铸，表面平錾纹饰，局部鎏金。整器由壶盖、壶身两部分组成，直颈微内曲、溜肩、鼓腹、直圈足，肩部两侧各有一金质兽面铺首衔环耳，焊接于器身。颈肩部及腹中部各设一宽带弦纹,将壶身分为上、中、下三个区，每区纹饰不同。壶盖为覆碟状，上有三个“6”字形圈纽，平錾鎏金饰双钩三角纹，盖沿略内收，以子口与壶口相合。壶口稍外侈，起棱，颈部饰垂叶纹，内錾简单的点线双弧纹。上腹区正中錾饰柿蒂纹，两只独角兽对视而立，身躯偏侧，微后倾，长尾下卷，下肢支地，上肢挥舞。两侧铺首衔环处饰变形双凤鸟纹，冠首向下，尾部上卷。下腹部饰一周桃形纹，圈足鎏金，内有焊接痕迹。图/卓然堂 中国古代时拥有金银器是王室贵族的特权，早期金银器原材料来源稀少，采矿冶炼及制作过程多由官方控制，金银器设计风格理念也遵循王室贵族的审美情趣，因而战汉之前的早期金银器注重艺术价值高的装饰品，而忽略具有实用价值的金银器皿，以致金银制器皿的制作滞后于金银饰品。 由于制作金银器皿需要大量的稀有贵金属原料，金银器皿首先于战国时期出现在金银矿产资源丰富的楚国、越国，而非中原地区。目前已知的战国至西汉早期的金银器皿屈指可数，凤毛麟角。 今介绍一件前所未见的汉代纯银质鎏金兽纹圆壶，作为中国最早的金银制器皿之一，其珍罕程度自不待言，故在此与读者分享。图/卓然堂 这件银鎏金圆壶在汉代金银器制作的发展轨迹上具有的特殊地位，不容忽视。两汉时期是金银工艺从传统青铜工艺中走向独立的过渡阶段。首先，此器成型制作方法完全沿袭了传统的青铜铸造工艺，而非西域金银器中常用的钣金锤鍱技术，说明制作此壶的工匠并未掌握钣金成型工艺。而银壶表面装饰则采用具有西域风格的平錾技法及局部鎏金技术，即西域舶来品常见的金花银器表达形式，表明当时已有西方金银器传入中原，进而影响到中国金银器，甚至其它金属制品的表面装饰工艺。因此，这件银壶成器时代应在西域金银工艺最初传入中土前后的战末汉初之间，这个时期金银器工艺尚未从青铜器制作工艺中分离出来。圆壶为战国及两汉时期最常见的器型，而这件银壶中兽纹及柿蒂纹饰则与西汉时期的颇为一致，因而将其断为西汉早期似乎更为恰当。 圆壶器型并非罕见，常用的材质以青铜、陶瓷、漆木等为主，但纯银打造的容器，在这个时期是非常稀有的，文献上亦无此种银壶的记载。 在中国，银器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晚于金器。在最初阶段，银是作为其它金属的伴生矿被发现进而提炼的，产量不高，不能满足制作大型器皿的需求。这件银壶体量颇小，与其它材质制作的同类型圆壶硕大的体型大异其趣，反映出当时银作为器皿制作的原材料尚十分珍稀的实际情况。然而其小巧玲珑，小器大气，金闪银烁，流光溢彩，实为汉代金银工艺过渡时期的经典作品，国之瑰宝。 

文/简仲  清代名士汪道鼎在《坐花志果果报录》，记录了一件发生在敦煌的奇人轶事。 许玉年，清代举人，是汪道鼎的伯母舅。他学问渊博，能诗会画，性格耿直无城府，急人之难，唯恐不及，尤其爱才，见别人有一点长处，赞不绝口。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死太爷驱逐活道士”的故事，脍炙人口。 许知县受百姓称颂 许玉年在道光辛巳年（1821年）以举人身份出任甘肃环县知县，后来调任敦煌知县，又升任安西知州。他所出任的地方都是极边远地区，百姓大多诚朴，没有内地刁滑习气。许玉年施政简易清静，遇讼当日判决，不拖延羁押；他操守极廉，闲暇时就召见当地儒生才秀，指点文章。 许玉年又见当地桑树很多，特地从家乡雇养蚕妇前往教授当地人养蚕缫丝之法。许玉年所到之处颂声大作，离任时百姓都设像祭祀。 道士梦醒仓皇而逃 许玉年在敦煌时，县城隍庙道士某某，多有不法行为，许玉年将他驱逐出境。等许玉年离任后，该道士又打通关节，重霸庙中住持，不法如故。 一天早晨该道士起床后，忽然卷铺盖要溜之大吉，神色非常仓皇。有人问他，该道士说： “我昨晚睡后，梦中听见喝殿声、鼓吹声。出去一看，是新城隍到任了。我正在旁边窥视，忽然听见堂上传呼‘速拿某道士’，我被两个衙役套上锁链押到城隍面前。” “我抬头一看，就是前任县官许太爷。许太爷厉声叱道：‘你被我驱逐出境，既然伺机潜回，就应该安分守法，却仍然怙恶不悛！今日本应取你性命，我姑念刚莅任城隍，酌情给予薄惩！’” “随即飞签下令痛打我若干大板，打完后喝斥我即日离庙，不得逗留，命令衙役将我撵出去。我到台阶时跌了一跤，惊醒后两大腿痛不可忍，如今还怎敢再待！”说完竟踉跄而去。 许知县福报儿孙 当时纯朴信神的敦煌人听了还觉得奇怪，许县太爷怎么就当上了城隍爷了呢？后来一打听，原来许玉年已经在安西过世了。 后来许玉年的长子许彦直，在广东当知县；次子许缘仲，在江苏泰州做官，有循良的美名；三子许润泉，五子许冶金，先后中举，任郎中主事级别职务。由此可见许玉年福报深厚，方以佑护众多子孙。 坐花主人汪道鼎评论说： “许玉年先生作知县八年，所就任之处都是瘠苦的边塞地区。先生却能艰苦节俭，安之若素。先生吃饭没有两个菜，身边没有姬妾，自己清正廉洁之余，还能周济亲族。每年在过年前，根据亲疏分给每家亲戚几两以至于几十两银子。依靠先生银子御寒过年的亲戚常常有几十家。而先生清白自持，他循良的事迹，甘肃人至今还能道来。” （根据清代汪道鼎所著《坐花志果果报录》） 

文/沧海 1924年国父孙中山第2次北伐，但因为只靠广东一省的力量，且又受到陈炯明的阻击和湖南旧湘军的反对，北伐遂告失败。因此，如何肃清叛军、统一两广并促使湘军合作等，就成为北伐的重要前置工作。1926年，约4万广西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公有领域） 志向高远  蒋介石首提北伐主张 国父孙中山生前曾经两次率军北伐，期望推翻北洋军阀，统一全中国。1924年9月，孙中山从广东韶关第2次出兵北伐，任命湘军总司令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因为只有广东一省的资源和力量，又受到广东陈炯明叛军的强力阻击和湖南赵恒惕旧湘军的反对，这两次北伐均告失败。 孙中山病逝后，蒋介石继承国父遗志，于1925年7月向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会”)提出“革命六大计划”，指出“革命势力西南与西北衔接一气，合力并进，黄河、扬子江两流域，皆不难定”，这是他首次向国民政府提出北伐主张。 但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内部意见并不统一，国民政府于广东总共只有6个军的力量和资源，国民政府和军委会均由文人汪精卫任主席，蒋介石当时是军委会8位委员之一，尚未掌握党政军最高权力，苏俄也无意支持北伐，因此再次出兵北伐的时机和条件均不成熟。1920年代初期，早期新桂系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公有领域） 拒绝利诱   桂系拥护广东国民政府 1925年7月，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新桂系打败7万云南入侵滇军，肃清旧桂系叛逆，平定统一广西，引起国内各方势力瞩目。这个故事我们在本系列文章（一）已经介绍过了。 新桂系的成功，让临近的四川、贵州、湖南等省，都纷纷派员来广西观摩学习。湖南省长、受北洋军阀吴佩孚节制的旧湘军总司令赵恒惕派私人代表叶琪到广西，企图利用叶跟白崇禧、黄绍竑既为广西同乡，又同为保定军校同学的关系，游说广西跟湖南合作。 赵恒惕许诺，只要李黄白三人赞成其“联省自治”的主张，湖南将帮助广西打下广东，广东地盘由李黄白三人支配。 李黄白三人就广西今后前途做了慎重讨论，一致认为赵恒惕的提议无异于昔日陈炯明、沈鸿英叛逆所为，赵恒惕其人过去就反对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1922年又反对孙中山北伐军入湘作战。 李宗仁说，近年两广合作的很好，最重要的一点是，广东是国父孙中山创建的革命大本营，革命策源地，以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实现三民主义为号召，吾人既然已经许身革命，不能再逆时代潮流，开历史倒车。于是，李黄白三人拒绝了赵恒惕的提议。 但代表赵恒惕的叶琪来到了广西，还顺便带来了湘军师长唐生智、贺耀祖等人的信函，他们都是白崇禧在保定军校的同学。白崇禧却乘机反过来对叶琪晓以大义，劝说叶琪顺应革命大势，希望也把湘军中的唐生智、贺耀祖等人拉入广东革命阵营。 两广统一大势所趋   研议共同北伐 1925年9月，国民政府委任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11月委任李济深为南征粤桂联军总指挥，先后率军彻底剿灭了广东境内的陈炯明、邓本殷叛军，于年底实现了广东全省统一。在这之后，两广统一成为了大势所趋。 1926年1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率谭延闿、宋子文等政要，来到了广西做慰问访问，他们由白崇禧陪同，抵达两广接壤的重镇梧州，受到广西军民热烈欢迎。双方交换了未来两广合作统一及共同北伐的意见。 白崇禧促桂、粤、湘三方合作 同时，推动湖南合作的部分，广西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李黄白三人耐心地说服跟谭延闿有宿怨的叶琪抛弃过去的成见，跟汪精卫、谭延闿两人会面，双方遂初步交换了未来湘粤合作的意向。 湘军师长唐生智是前保定军校校长，也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总参谋长蒋百里（著名军事学家）的得意门生。他一向自视甚高，野心勃勃。广西在1925年7月统一后，唐生智于年底致电黄绍竑，表示愿意服从孙中山三民主义。这是唐愿归附两广的最早表示。 鉴于唐生智有这样的初步意愿，白崇禧于是前赴广州，且为了促进桂、粤、湘三方合作，特意带上观望时局的保定同学叶琪同去。 但唐生智和广东方面曾有过节，曾在湖南打败过谭延闿、程潜二人，逼迫他们流亡广东，谭、程二人后来都成为国府政要，谭延闿被孙中山任命为湘军总司令。 唐生智原本对广东心存疑虑，况且吴佩孚也极力拉拢他，最欣赏他的恩师蒋百里则是吴大帅的总参谋长。而今，小诸葛白崇禧跟广东方面共同大造舆论，为他跟广东国府合作牵线搭桥。唐生智迫于压力，遂派出心腹幕僚刘文岛为代表抵穗，与广东国府进行试探性联系商谈，但进展并不顺利，因为谭、程二人尚不肯接纳唐生智。 白崇禧力促两广统一 国民政府于2月19日召开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会议，筹划商议两广统一事宜，该委员会成员有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李济深、宋子文和白崇禧6人。 白崇禧代表广西在广州负有重大使命，他发现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对广西仅抱联合态度，故他主动向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提出“先将两广军事财政确实统一”。 白崇禧并致电李宗仁、黄绍竑，阐述两广统一对于完成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广西应在政治上接受广东中央的政策和策略。 白崇禧鼓励李宗仁、黄绍竑说：“禧知两公对于革命重要，已有深刻认识，对于革命工作，已有坚确决心。历年奋斗，其目的在救中国，非救区区之广西也。” 白崇禧的恳切长电，使尚在犹疑观望摇摆中的李、黄二人坚定了归附广东国民政府、促成两广统一的决心。 两广正式统一 新桂军改制 广西自古出猛将勇士，有道是“广西狼兵雄于天下”。广西桂军具有悠久的光荣历史。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南宋时期，岳家军中有一支由桂人组成的军队，跟随一代战神岳飞英勇抗金，保家卫国。 另据记载，明朝戚继光抗击倭寇，所用的精锐大部分是广西人；袁崇焕也曾经在宁远用一万多广西兵对抗20万满洲八旗兵。连美军驻华司令史迪威将军都说：“广西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 1926年3月14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实行两广统一之决议案》，3月23日公布《两广合作宣言》，宣告两广在政治、军事、财政上实现统一合作。3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将新桂系两个军约4万人，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任命李宗仁为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白崇禧为参谋长。 第七军跟第一军和其他国军编制不同，不是仅有3个师，而是有9个旅，21个团，以及炮兵营、工兵营各一，第一至第九旅旅长按顺序为：俞作柏、白崇禧（兼）、刘日福、黄旭初、伍廷飏、夏威、胡宗铎、钟祖培、吕焕炎。 6月1日，广西省政府依据国民政府《省政府组织法》改组成立，下设财政、民政、教育、建设四厅，推举黄绍竑为广西省主席。 

紫禁城外的护城河（维基百科）（接上期） 文/园丁三、北京的水系变化 北京紫禁城外的护城河叫外筒子河，外筒子河全长3.5公里，从表面上看，它是由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四段组成的，其实它们是连通在一起的，在西华门和神武门门前的路面下，各有涵洞将四部分连通。筒子河的水源来自积水潭。外筒子河与天安门前的金水河以及内筒子河是相通的。内筒子河水在神武门西北的角楼城墙下面有进水闸，由一条南北直长的地道，穿过城墙转入紫禁城内才改为明沟，即内筒子河（也叫内金水河）。内筒子河上有内金水桥。内筒子河不单是为美化宫殿而修，而且它担负着排水重任。每当雨季，紫禁城内的雨水最终都汇入内筒子河，再流入外筒子河，外筒子河的水汇入菖蒲河排出。紫禁城的排水系统设计的非常科学，无论多么大的暴雨，都不会给皇宫造成水患。当你参观故宫时，你仔细观察一下那宫殿外汉白玉石栏杆外的那些雕塑精美的龙头，龙口中都有排水孔，这龙头就是大殿屋顶汇集的雨水，暗排水管道的出口。 菖蒲河又名金水河，位于天安门东侧，它是皇城中外金水河的东段，因当年河中长有菖蒲而得其名。它是皇城水系的组成部分，这段河水由元朝时西苑中海太液池南端流出，折向东南，经过天安门前面，再沿皇城南墙北侧向东汇入御河。在中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后，菖蒲河被填平改成街道，民居沿皇城而建，极不文明。2002年以后又被当局恢复，并开辟为菖蒲河公园。北京故宫内金水河（维基百科） 北京的水系，就其功能分，首先是为人们提供生活用水；其次是运河，它还承担运输粮食和物资的重任；再就是农田水利工程，大量的排灌渠道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还有许多河道沟渠是排水防洪用的。下面举例说明： 向城市供水，前面说的修庆陵堰是一例。时间在公元250年。这一引水道，后来经历代修整疏导仍然延续使用。到元建大都城，城市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增多，原来的向城市供水渠道已经不够用了，在蒙古中统三年（1262年）忽必烈的谋士张文谦，向忽必烈推荐郭守敬谋划燕京的水利建设。郭守敬建议开引玉泉水以通漕运，改年建漕运河渠司，由郭守敬主持兴建水利。至元二十八年（1292年）完成了前面说的引温榆河上源白浮泉水至瓮山泊的水利工程，供元大都城市用水。 北京的漕运，也就是运河运输，在金大定四年（1164年）已经开凿了北线运河。到元代至元十六年改建为坝河，在河道上修建了七座拦河坝，实行分段运输。也就是说用拦河坝提升两个坝区间的水位，使运输船逐步爬高，达到由河流的低水位向高水位运输粮食和物资的目的。当时坝河的最大漕运量达到110万石（音dan，计量单位）。坝河漕运一直使用到元朝灭亡。这里的漕运，到明朝，已经废弃，现在的坝河，只是那时的遗迹。故宫龙头排水口（维基百科） 南线运河，在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开金口河渠，自金口（今石景山麻峪）引永定河水入渠。经车箱渠故道，流经中都城北，再径直东下，穿过通州北，注入白河。此段河道虽然开通，但是由于浑河（永定河）水含泥沙量太大，致使河道淤塞，不能通船。1205年开闸河，水源改用白莲潭（今积水潭、什刹海）的清水。但水流量不大，勉强用了十来年。后来郭守敬修了通惠河，增加了水源，在下游河道建了二十四座河闸，严格控制水量，将流入北运河的河口下移，才顺利通航。元代的船只可以沿着通惠河驶入大都城的积水潭。当年积水潭是最终码头。漕运量最高可达200万石。明朝以后，水源枯萎，通惠河便缩短到东便门外，但是航运一直不很通畅，经明清两朝不断维修一直使用到20世纪初。 说到漕运，在北京平谷县还有一条泃河，它是蓟运河的支流。泃河发源于河北省兴隆县山区，流经平谷然后汇入蓟运河。泃河自战国时就已经开通水运，到明朝永乐年间鼎盛。民国初河道又加深。在平谷境内设寺渠，芮（rui）营，英城三大渡口，大船载重可达10吨，是平谷与外地通商的唯一航道。到1939年公路开通后，泃河水运才逐渐退位。 积水潭在辽金以前是一片巨大的荒芜沼泽水泊，当辽金时代在今日的北海挖太液池，建琼华岛，建瑶屿仙阁，建庙宇时，积水潭一带已经有人开辟水田种植水稻。元灭金在建设大都城时，皇城内的水域只包括太液池、中海、南海。而北面的皇城外湿地虽说是大都的一部分，但是并没有开发。仍处于天然沼泽水泊状态，蒙古人管它叫海子，海子的水是来自西北山区的泉水这些泉水先汇集成七星泊（今昆明湖），然后从西北向南流入紫竹院再经动物园到元大都西城墙，再流入海子。海子的水穿过皇城北墙流入太液池（北海）、中海、南海，再向东南方向流去。海子的水还有一个出口，就是通过万宁桥处的石闸向外流出。元朝时为了使经过京杭大运河运来的粮食、物资能直接通过水路运到大都城内，郭守敬指挥开挖了通州至海子的河道，并设十处闸坝，通过闸坝调节水量，使漕运梁船可以逆流而上到达海子。为了使海子能停泊更多的船只，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引昌平白浮泉水入海子，增加水量提高船的吃水深度，二是扩挖和深挖海子，将挖出的淤泥堆积两岸或运往琼华岛堆积，在海子的西北岸（今积水潭西北角）建码头。郭守敬修建的这段从大都海子至通州的运河，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通惠河开通后，促进了海子码头附近地区的开发和商业的发达，于是货栈、旅馆、酒楼，集市贸易相继建立，相当繁荣。 元以后，海子水源减少，海子面积逐渐缩小。明朝建北京时，又将北城区南移，向东扩建皇城时将通惠河的一段包括进去，于是通州至都城的水路中断，加上几十年通航，泥沙堆积淤塞河道，通惠河基本上废了。加上海子周边盖民居，王府商铺酒楼等填海造地，使原来连在一起的海子，缩小为三个水泊，就是今日的积水潭、什刹海、荷花塘。明代以后北京西郊山泉水量逐渐减少。使积水潭水量大减，原来的河道，有的已经被建筑物掩盖，比如现在的柳荫街，什刹海体育馆都是建在原来通惠河的河道上的。 农田水利，历史记载早在东汉时渔阳（今密云，顺义）太守张堪（kan）曾经开稻田八千顷；三国时期建戾（li）陵堰引水灌溉农田；前面已经提到金时，就引永定河水灌溉农田。到元朝禁用永定河水灌溉农田，但是仍有农民私开水渠灌田。 城市防洪与排水。防洪历代都以治理永定河为主。永定河堤防始建于元。清康熙年间系统地整治永定河下游的河道，在左岸筑堤，右岸分洪。排水工程自元大都建城到明扩建，已经形成以内城干河与护城河相连通的一级排水干渠。另外在主干大街的两侧均有二级排水干渠，以下分支是其它街道和胡同有地下排水沟与二级排水干渠相连通。在当时，基本可以解决城内的雨涝排水。到明朝以后，这些排水系统严重失修，成为民国以后的旧北京一大问题。读者有人可能看过老舍写的《龙须沟》小说，说的就是旧北京天桥一带的往事。 说到北京的水源，在北京城的外围还有几个大型的水库，都是中共建立政权后修建的，其中以密云水库最大，其次是官厅水库、怀柔水库、海子水库、十三陵水库等。密云水库1960年建成，上游是潮河、白河，水库容量为41.9亿立方米，水库以下是潮白河。官厅水库1954年建成，上游是永定河、妫（gui）水，下游为永定河，库容量41.6亿立方米。海子水库1960年建成，建在泃河上，库容量1.2亿立方米。怀柔水库1950年建，上游是怀九河、怀沙河，下游为潮白河，库容量1亿立方米。十三陵水库1958年建，上游为东沙河，库容量8100万立方米。官厅水库由于上游大量污水排入，库内水质已经不符合饮用。密云水库是北京市最大的唯一的饮用水源供应地。 老北京居民的饮用水在没有自来水之前，是靠井水。元大都有10万居民和军队，包括宫廷用水都是打井取地下水。光绪年间内外城有土井1245眼。1920年北京建立自来水公司时，建立的第一个水源厂在东直门，水源井29口。日供水量仅5万立方米，只能供王公贵族。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北京还有人力运水车，他们是送水卖水的劳动者。中共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发展，人口增加以及工业发展，城市用水供不应求，促进自来水公司发展，同时，各大企业，机关团体，大学都自己打机井，建水塔，以解决用水问题。到2006年，北京自来水公司有水厂19座，日供水量达293万立方米。年供水7亿多立方米。由于过量开发地下水资源，造成地下水位下降，许多浅层井干枯，机井出水量减少。在八十年代，北京市民用水出现危机。直到1990年北京自来水公司第九水厂建立后，北京的自来水荒才得到缓解。这个厂以密云水库为水源，在密云水库和怀柔水库建取水厂，通过输水管线将水输送到第九水厂再进行工艺处理，使水得以净化达到饮用水标准。   （未完待续）  

北京内城护城河南段旧貌，远处为正阳门城楼及箭楼。三、北京的水系变化 人类生存离不开水，人类的社会发展也与水密切相关。大家知道，尼罗河流域孕育了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低格里河，幼发拉底河）孕育了古巴比伦文明，黄河流域孕育了华夏文明，也叫中华文明。现在我们谈北京的往事，也与黄河水系有关。 前面我说过，北京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北部。其实，从地质学上看，北京的冲积平原是在古黄河流域的下游。黄河由于从上游携带了大量的泥沙，到出了黄土高原以后，在平原地区，河道加宽流速变慢，于是泥沙便沉积，乃至淤塞河道，加高河床，到雨季，从上游徒涨的洪水，就冲毁堤坝，造成黄河下游决堤泛滥成灾。因此黄河在远古时期，曾经有无数次泛滥和多次改变河道。北京平原就是古黄河及永定河的冲积平原。 当我们打开北京地图，可以看到城内从北往南有积水潭、后海、什刹海、北海、中南海、骑河楼、筒子河。南城有金鱼池、龙潭湖、陶然亭。城西有紫竹院、玉渊潭。北城外有苇子坑、沙滩，城东面有水碓子、青年湖等。它们都是古黄河及永定河河流改道形成的湿地水泊。由此可见，明清时北京城是在永定河古河道上的冲积平原上建立的一个城市，这些湖泊虽然有的是后来经人工改造而成的，但是，它们都是处在远古时期形成的湿地上，是水脉相通的。 我还记得五十年代初的海淀，到处有自流井，101中学内的泉水流出成河，玉泉山的泉水，流经昆明湖，又出来，经海淀镇时水流仍然清晰见底，明清皇宫内吃的京西稻，就产于颐和园外面的稻田。高粱河的水一直通到护城河。安定门外的庄稼地除了菜地，就是看不到边的稻田。 北京的北面是燕山山脉，西面是太行山脉。水往低处流。在燕山南麓和太行山东麓，有大大小小的无数河流汇集流入和流出北京地区，这些成系统的河流（包括人工开挖的运河、渠道），在水利学上有个专业名词，叫水系。北京北海(123RF) 北京地区有多少河流哪？大约有二百多条。如果按水系划分，北京的天然水大致有五大水系。即永定河水系、大清河水系、北运河水系、潮白河水系、蓟运河水系。 永定河的河道，就是远古时期黄河下游的古道。永定河上游有两个支流，北面的是洋河，南面一支是桑干河。洋河上游有三个源头，就是发源于内蒙高原的东洋河和西洋河，南洋河发源于山西省阳高县。东西南三条河在河北怀安汇集成洋河，向东流。在张家口以南有清水河和洪塘河汇入洋河，在宣化盆地，又有其它支流汇入，在这以下就叫永定河了。桑干河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向东北方向流，经大同盆地有御河及浑河汇入，向东流入河北省，在北京怀来县与洋河、桑干河、妫水汇合后称为永定河。 永定河在古时还有几个名称，即浑河、浑水、芦沟水、无定河等。永定河在北京范围内曾经多次泛滥改道。在商代以前河水流出西山以后，经今日的八宝山向北京城方向流，经过今日的昆明湖再入清河，走北运河一带入海。到西周时，永定河驻留在今紫竹院一带，再经萧太后河和凉水河入今北运河一线入海。 自汉朝到隋朝，永定河转移到今日北京城南，由石景山向东折，经马家堡和南苑之间继续向南流，再经凉水河和北运河入海。唐代以后，永定河在卢沟桥以下分为两支，东南支仍走马家堡和南苑之间。南面一支沿凤河流动，然后逐步西摆。后来南支成为主流。到清朝康熙帝时筑堤治理以后，改名永定河，它的河道才稳定下来。（写此段参考了尹钧科文章《历史上的永定河和北京》）积水潭旧貌(维基百科) 大清河上游有两个支流，北支叫拒马河，古时也叫涞水，在金以后才称今名。拒马河源于河北省涞源县，向东北方向流入北京房山县，流经房山西南，流出北京以后，流向河北省涿县。大清河有两个支流，就是大马河和小清河。拒马河流域是北京猿人的故乡，也是北京最早的建城地址，西周的燕都城就在今日琉璃河一带。 北运河水系，河的上游是温榆河，发源于北京境内。它汇集了昌平境内北山、西山诸多河水。如东沙河上有德胜口沟，锥石口沟，老君堂沟。另一支流北沙河在元朝时叫双塔河，在古代它曾经是漕运河道。 潮白河水系，潮白河有两个源头，即潮河和白河。潮河位于北京东北，源于河北省丰宁县，由古北口流入北京密云县，因水流急，其声如潮而得名。进入北京境内西折向南流在密云城西南与白河汇流后方称潮白河，流入密云水库，密云水库将其分为上下两段。白河发源于河北省清源县山区，在怀来入汤河古时称沽水，明朝筑有古河堤。 蓟运河，上游有二，一为川河，一为沟河。沟河发源于河北省兴隆县山区，向南流经天津蓟县北转向西流，进入北京平谷县然后纳入错河和金鸡河再向南流出北京，在河北省九龙口与斗河汇才称为蓟运河。 除了以上五大水系，北京的天然水形成的河流还有凉水河、凤河、清河、万泉河、莲花河、泡子等。莲花池位于卢沟桥东北，古时是金中都的重要水源，在金中都的北苑，当时水域面积很大，金以前是黄河故道留下的一片湿地（沼泽地）。金以后，都城城址向东北移，这里逐渐荒废，莲花池面积逐渐缩小。到现代，莲花池的水域已经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了。 除了天然水系，北京还有人工开挖的运河、河槽、灌溉渠、排水系统等。北京的人工水道多得数不胜数。在此只能举例说明。 北京最早的水利工程，是在三国时期魏国守将刘靖在金石景山附近的永定河建的庆陵堰，在这个拦水坝以东建有厢渠，使永定河水沿八宝山北向东流，在蓟城北导入高粱河。高粱河本来是自然河，发源于现在的紫竹院，但是历史上对它的改造最多。在金代挖通了海淀地区台地，引玉泉山水入紫竹院，扩大了高粱河的上游水源，在紫竹院形成蓄水湖。在辽以前发源于紫竹院流入积水潭一带的河称为高粱河。金以后改名为皂河，也叫高良河。元朝时郭守敬引 水入瓮山（今颐和园万寿山）泊（今称昆明湖），使之与高粱河沟通，高粱河下游引入积水潭，西折南转，至西门入都城南汇积水潭，经过中南海，东南出文明门（崇文门），进入通惠河，直至通州，在高丽庄入潞河（白河），惠通河沿河建闸几十处。可使来自大运河的粮食，物资，一直由水路逆流而上直达大都。 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过积水潭，见舢舻（zhulu）碧水，盛况空前，遂定名通惠河。元末明初白浮泉干，清乾隆年间将香山诸水引入高粱河，并疏浚了玉泉山到昆明湖一段（即现称北长河）使之成为皇家游览西郊的御用水道。高粱河在明朝也称通惠河。到清朝，又称为长河。北长河是指玉泉山至颐和园之间的这段河道，它源于玉泉，流入昆明湖。流出昆明湖的水，再经流入过今日紫竹院的南长河，然后流入城内的三海（什刹海、北海、中南海）。1965年以后修建京密引水工程，长河的部分河道被京密引水渠占用。 其实早在隋朝，开凿的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最北的终点就是积水潭。到元朝郭守敬是进一步疏通和开辟新水源引入通惠河。 到过北京的人可能听说过万泉河、清河、小月河、南旱河、北旱河等这些地名，其实都是北京的一些河名。 万泉河位于海淀，始于万泉庄，流经海淀镇西与今日的西颐路平行，经北京大学、圆明园，沿清华西路流入清华园（清华大学内），再向北穿过京包铁路流入清河。 清河是北京城的主要排洪渠道，水源是沿北旱河汇入的北京西山泉水或下游山洪，或沿北长河在安河桥汇入的玉泉山水。清河流经圆明园，清河镇在立水桥东面汇入温榆河。 小月河是清河的支流，源于德胜门外关厢，沿德昌公路向北经马甸、清河镇汇入清河。 南旱河位于海淀西南，起自香山路，顺公路而下，到万安公墓向西南流，经小屯新桥，穿越首都机场路，到南平庄转向东南入永定河引水渠。这是条季节性河，下段河道是永定河故道，南旱河在1964年才与京密引水渠连通。 北旱河源于香山樱桃沟和玉泉山，经龙门西南向下流，经四王府、娘娘府、青龙桥、于安和桥下流入清河。北旱河是游人从香山到卧佛寺、樱桃沟花园的必经之河道。曹雪芹故居就在附近。  (未完待续) 

栈道是我国古代在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桥连阁而成的一种通道，也是兵家攻守的交通要道，工程艰巨，路途险恶，是我国古代交通史上的奇迹。文/官筱彤 “暗渡陈仓”是三十六计中的第八计。即在战争中隐蔽攻击路线，暗中迂回到敌后偷袭，以攻其不备，克敌制胜。原文为：“示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益动而巽。”是指以虚的正面攻击来迷惑敌人，当敌人集结力量固守时，又悄悄派出部队迂回到敌人后方，乘虚而入，关键在于故意佯动诱敌，待引起敌人的注意力，在敌人加强派兵防守时，再从敌人疏忽处乘虚而入，出奇致胜。 基于“益卦”之奇计 “益动而巽”语出《易经•益卦》。益，卦名，此卦为异卦相叠（震下巽上）。上卦为巽，巽为风；下卦为震，震为雷，意即风雷激荡，其势愈增，故卦名为益。《益卦》的《彖》辞说：“益动而巽，日进无疆。”这是说益卦下震为雷为动，上巽为风为顺，也就是说好处无穷。 以下二例就是运用“暗渡陈仓”的战术，利用敌人被我“示之以动”的迷惑手段蒙蔽之际，而我乘虚而入，获得胜利的例子。 “暗渡陈仓”史例一   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战例，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韩信这一招，奠定了汉朝大业的基础，后来有很多兵法家效法韩信，兵法家探寻源流，究其真谛，使“暗渡陈仓”成为三十六计中的一计。 秦朝灭亡后，项羽未依事前与刘邦之约定，先入咸阳（今陕西省西安市）者为王，而仅封刘邦为汉王（今陕西省南郑县），驻屯汉中。刘邦虽心中不满，但惧于项羽势大，只好无可奈何地入汉中（陕西省南郑县），一则为了松弛项羽对汉军的戒心，一则防止楚军利用栈道对汉军攻击，所以，当汉军经过栈道后，就放火把汉中通往关中的重要通道——栈道全部烧毁，表明不再回关中的决心。 项羽知道刘邦烧毁栈道后，认为刘邦如果想回关中一定得修复栈道，如今栈道已毁，便将关中委托给他的部将治理，交代部将随时注意汉军之活动后，就放心地回东方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的铜山）去了。 一年后，汉军大将韩信派人开始整修栈道，立刻引起楚军的注意，楚军十分注意汉军修复栈道之进度，因为楚军误认为汉军在栈道未完全修复前绝对无法进入关中。 但由于栈道是建在悬崖峭壁之上，因此修复起来十分困难，更何况修栈道只是汉军的一个欺敌手段，所以进度非常缓慢。而楚军因为注意力都被修栈道所吸引，因而只加强栈道方面的防御工作，却不知此时汉军的大将韩信早已带着大军，出其不意地从陈仓（陕西省宝鸡县东）方面迂回进入楚界，顺利地夺取了关中。 汉中，位于陕西省西南部，北倚秦岭、南屏巴山，当地仍遗留当年的栈道遗迹供人凭吊。 “暗渡陈仓”史例二   诺曼第登陆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在诺诺曼底登陆战中采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战法，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1944年，苏德战争爆发，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会议上达成协议，决定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以协同苏军由东欧发动大规模进攻，打击德军。 按照自然条件，首先，从英国东南部渡过加来海峡到达对岸法国的加来地区登陆，这样的方案，和另一个方案相比，即从英国南部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达诺曼底登陆，第一个方案的优势是距离较近，运输较便利，也便于空中支援，是理想的攻击路线。 但是，盟军统帅经过周密研究，决定选择距英国南部较远但敌军防守力量相对薄弱的诺曼底登陆。 为了确保登陆成功，盟军采取一系列的伪装手段，在加来地区进行猛烈轰炸，在加来海峡英国海港设置大量假登陆艇和假的物质器材，还伪造了一个由巴顿将军任总司令的军队。 这一系列的伪装行动使得希特勒判断错误，认为盟军将在加来登陆，因此把主要防守力量放在加来地区，而在诺曼底只部署了一小部分的兵力。 不料，在巴顿将军的统帅下，盟军已集结了四十五个师的兵力，做好了在诺曼第登陆的准备。由于德军在当地的抵抗准备不足，盟军又不断扩大战果，先后共有一百万人在诺曼底登陆，胜利地开辟了第二战场，给予德意志法西斯侵略者以毁灭性的打击。 

1925年“惠州之战”，“国民革命军”炮兵轰破惠州北门，克复惠州后，士兵在北门前合影。文/沧海 广州国民政府备受威胁   蒋介石奉命东征 1925年6、7月间，代行大元帅胡汉民在广州大本营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制定政府组织法和组织方案。7月1日，国父孙中山创立的广州大元帅府正式改名为“中华民国政府”，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的指导监督，掌理全国政务”。 1925年7月6日，国民政府设立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会”）为全国最高军事决策与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全国陆海空军，并聘请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为高等军事顾问。 8月18日，军委会将统辖的各地方军统一组建为“国民革命军”，最初总共5个军： 黄埔军校学生军改为第一军，由黄埔军校校长、粤军总参谋长蒋中正（蒋介石）任军长；建国湘军一部改为第二军，湘军总司令谭延恺任军长；建国滇军改为第三军，滇军总司令朱培德任军长；建国粤军大部分改为第四军，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晋升为军长；原大元帅府“福军”改为第五军，福军总司令李福林任军长。 后来，建国湘军另一部改为第六军，由大元帅府陆军次长程潜任军长。蒋介石、谭延恺、朱培德同时也是军委会8位委员中的3人。 7月中旬，陈炯明不甘心被蒋介石指挥的第一次东征打败，再次卷土重来，占领了东江地区，其主力杨坤如部队攻占了惠州。9月27日，叛军先头部队攻占距广州仅有150公里的平山，而邓本殷叛军则在广东南部地区盘踞捣乱，广州国民政府岌岌可危。 9月28日，国民政府决定第二次东征，讨伐叛逆陈炯明，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何应钦、李济深、程潜分别担任一、二、三纵队队长，首先攻打惠州。 惠州天险易守难攻   叛军顽强倚城拒降 广东惠州攻城战是关系此次东征成败的关键，蒋介石亲任总指挥，以何应钦指挥的第一纵队为主力攻城，李济深第二纵队以粤系第四军为主，配合黄埔系何应钦第一纵队作战。 惠州三面环水，墙高水深，加之城南又有飞鹅岭作屏障，易守难攻，素称“南中国第一天险”，并由陈炯明手下有名的骁将杨坤如任城防司令。东征军只有先攻下惠州，才能彻底打跨陈炯明叛军的嚣张气焰。 总指挥蒋介石在惠州城郊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先向惠州守敌展开政治攻势，争取杨坤如投诚并让出惠州；同时由何应钦对周边地形做进一步侦察，选定攻城方向和设置炮兵阵地，并制定具体攻城计划。 何应钦派人侦查敌情后，跟指挥部高级军官进行反复研究，决定以便于隐蔽和前进的惠州城北门为主攻方向，南门和西门为助攻方向。 陈炯明麾下军长杨坤如，是地地道道的惠州人，出身于广东东江一带的绿林土匪。收到东征军的劝降书，杨坤如自恃惠州有坚固的城防工事，自己也率军打过许多仗，此次又有居高临下的火力优势，并不把初出茅庐的黄埔学生军放在眼里，因此拒绝向蒋介石投降。 步炮协同飞机助阵   重炮猛轰克敌制胜 10月13日上午，东征军总指挥部下达攻城命令，同时炮轰惠州城北门和西门，坚固的北门城墙被炸开一个大缺口，东征军士兵扛着登城云梯，潮水般冲上前去。 等东征军冲近，杨坤如命城上居高临下的轻重机枪手疯狂扫射，东征军士兵不断倒下，但勇士们前仆后继，不断冲锋攀登。一直战到晚上，何应钦再一次组织冲锋，4团团长刘震宸身先士卒，奋勇登城，将竹梯靠上了墙脚，却被敌人的机枪射中，壮烈成仁。敢死队虽英勇冲锋，还是被敌军击退。蒋介石在城外临时指挥部听取了何应钦的战斗汇报后，决定加强炮击，跟手下众将重新制定了一个“步炮协攻”的作战方案。14日下午3时，蒋介石下令再次总攻。东征军2架飞机飞临惠州城上空，轰炸敌军阵地，投下促降传单，并炸断了合江口上的浮桥铁锁。 炮兵营营长陈诚指挥山炮连近距离炮轰，惠州全城炮声隆隆，震天动地，有一颗炮弹，恰好飞到惠州公园杨坤如的指挥所旁爆炸，弹片削去了杨坤如的半边耳朵，副官和几个侍卫当场丧命。 这时，参谋跑过来惊慌报告说，北门、西门均遭到重炮轰炸，南门也遭炮击，几处机枪阵地被摧毁，北门城墙被炸开一个大口子。杨坤如吓得面如土色，惊慌失措，率部从东门逃走。 东征军的猛烈炮火刚停，隐蔽在北门附近四周围的敢死队队员扛着云梯冲出，倒下一批，又一批冲上前去，纷纷奋勇架梯攀登。激战中，黄埔学生陈明仁运气最好，举着军旗，第一个登上惠州城头。 此时，惠州敌军得知杨坤如丢弃全军先逃跑了，怨声四起，心无斗志。东征军迅速冲入城内，将杨坤如叛军全部消灭，俘虏6000余人，克复惠州城，东征军伤亡400余人。 惠州一役，黄埔学生牺牲众多，战后蒋介石极其哀痛地表示：“名城虽克，实不能偿本校精华之损失！”可见此役之惨烈！ 蒋介石肃清叛逆 广东统一 克复惠州城后，蒋介石把总指挥部迁入汕头，并指挥东征军直捣陈炯明老巢兴宁，接着一鼓作气收复东江。11月6日，蒋介石向广州国民政府发出《收复东江通电》。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以及各国府委员纷纷发来贺电，嘉奖蒋介石和东征军的功绩。 蒋介石再下令粤系第四军陈济棠第11师继续向汤坑、高陂、饶平方向追击陈炯明叛军。 11月7日，陈济棠率军克复叛军占据的最后一个城市饶平，陈炯明残部逃入福建境内。 此时，陈炯明叛军虽被消灭，邓本殷叛军还在广东南部骚乱。11月初，国民政府委任粤系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为南征总指挥，追剿邓本殷叛军。 此次南征困难重重，南部属于广东广西两省的交叉地带，地形复杂，有山有海，岛屿众多，便于叛军潜藏；而且攻打海南岛须进行渡海作战，盘踞在岛上的军阀不只邓本殷一人。 李济深于是亲自请广西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派来新桂军，在南部密切配合协同第四军作战。南征粤桂联军总指挥李济深又委任第四军旅长张发奎为渡海司令，命张发奎做好各项渡海准备。12月4日，李济深率南征粤桂联军一举攻下雷州。 1926年1月17日，张发奎旅长率领朱晖日、云瀛桥两个团，以木帆船渡琼州海峡，直捣邓本殷老巢。22日，南征军胜利克复海南琼州。至此，在粤叛逆全部被肃清，广东省获得统一。消息传出，举国振奋。 

【本报综合报导】北京大学举办的关于绘画中的细节，艺术史学家与艺术家的对话活动邀请了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董强和艺术家徐累进行对谈，围绕北大培文出版社再版的法国艺术史学家阿拉斯的《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进行讨论。委拉斯开兹的作品《宫娥》局部(维基百科) 细节的重视是20世纪人文学科的一大特点 董强从阿拉斯的书讲起。董强认为阿拉斯在艺术史上的最大成就是提出了“细节”的概念。这里所说的细节，并非客观上的细节，而是主观的细节，是作为心理、生理和文化各异的个体去看画的时候注意到的细节。一般而言，艺术史的学院派训练会将绘画概念化，例如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风格，古典派的风格，或者浪漫主义的风格，但是阿拉斯认为，这种把一幅画按照流派去归类的方法，属于远观。即在现在拿着望远镜去远距离的看历史。而一旦近距离的、细节地去看每一幅画，就会形成一个观者心中的艺术史，跟学院派的艺术史不同。 董强认为这种细节式的观看，是20世纪人文学科的一大特点。在人文学科领域，20世纪不再相信纯粹客观的科学性，转而强调个人的东西，意识和无意识等等，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比如文学里的意识流——卡夫卡和普鲁斯特。董强觉得卡夫卡和普鲁斯特的文学跟巴尔扎克的文学不一样，后者是从上往下看，站在遥远的地方看社会，像望远镜。而前者是钻进人的心里看，像显微镜，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种20世纪伊始的往内部的转向，是理解阿拉斯这本书的基础。阿拉斯认为一个人作为观赏者，不再是纯粹接受一些学院派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社会的、心理的、生理的人。当被还原为一个具体的人时，我们该如何观看？会发现何种细节? 在《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一书中，阿拉斯用了一章来写委拉斯凯兹的《宫娥》，这幅因为福柯的《词与物》开篇序言而颇受关注的画。阿拉斯认为福柯式的解读——认为画中画家身后的镜像是主体的表现，每一个观看者都可以像镜中的国王和王后一样，在镜子中看到自己，这就是福柯所说的古典体系。董强补充道，这类似于笛卡尔主张的我思故我在。但在书中阿拉斯认为这个解读带有其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因为这幅画是西班牙国王让委拉斯凯兹为皇室而作，因此在当时这幅画是放在国王家中的，一个普通的平民并没有机会欣赏到这幅画。只有到了20世纪，福柯生活的时代，这幅画从皇室移到了博物馆中，普通人才有机会站在画前观看和欣赏，对其解读。 照观内心：中国式的镜像 在探讨中国的绘画时，镜像的主题如何得以表达？大英博物馆里的《女使箴图》中有个照镜子的场景。中国的镜子和西方的不同，它指的是人的思想境界。这个镜子对人的修为是一种矫正，所以人要经常用镜子照自己，看看行为是否端庄，因此有“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的说法。另外，也有唐太宗的“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镜子在中国是一种道德，它不仅仅反映世界本身，也是一个道德的表现。 另外，徐累总结道，中国很多镜像是通过屏风表现出来的，而屏风里面并不是真正反映自然，而是反映一种理想、一种想像，或者是另外一个不在此地的、室外的场景。 比如：刘贯道的《消夏图》画的人物，后面有屏风，屏风里还出现另外一个屏风，还有榻都出现，像是镜子一样不断反射，这个反射带有一种想像力。又例如：《重屏会棋图》，李后主后面是一个屏风，屏风后面还有屏风，也许反映几个女人的内宫，也许是他想像的。这里的镜像对中国人来说，跟西方那种现实的反映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张画描绘的是文姬归汉，他画文姬历经千辛万苦回到自己家的时候，第一张和最后一张图是从马上下来，边上有马车在家门口。这两个门口一模一样，但一个是冬天，一个是夏天。这两张同样的画反映不同的时间，通过自己的镜像来反映出来，所以这个技术堪比委拉斯凯兹镜像空间的不断延伸。因此徐累认为中国的镜像特别有意思，有时是反映自己的心像，反映自己的想像，反映自己的理想，同时还反映时间和时空观。 中庸之道：东西方绘画的交汇点 在分别疏理了西方和东方绘画中关于镜像的主题之后，徐累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东西方可能的交汇点和融合点在哪里？中国的艺术家如何能够立足东方，同时又能放眼世界的进行自己的创作？ 徐累说东方艺术偏植物性，西方的绘画偏动物性。中国水墨和西方油画，就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作为人类文化来说，他们应该有更多的共同点。其实在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的艺术和中国在元代之前的艺术，两者之间有一些差距，但是不大。这种差异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就是透视和西方古典主义出现之后，西方开始走向另外一条道路，中国从元代之后走向文人画的路线，这造成了中西方的差别。 后来西方到19世纪的时候，开始向东方学习。西方绘画史上有很多结点都受了东方艺术极大的影响。西方基本上在文艺复兴透视之后的绘画，视点是等人高的，是通过透镜这样的工具去看一个场景。所以西方艺术是一个窗户里面看到的东西，是一个边缘的东西。 徐累认为东西方文化是互容的，他现在试图找到一种东西方的共通性，以致于最后能够求同存异的，把文化的基石用一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变成中庸之道的做法，就像赵无极说的，我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西方的，这是平衡的、把为我所用的两个资源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