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

【解释】：拉一拉衣襟，就露出臂肘。形容衣衫褴褛，引申为处境困难。 【成语典故】：春秋时，鲁国有一个叫曾参的人。他是孔子的一位得意弟子，以孝著称。曾参住在卫国的时候，生活穷困，常常三天也做不了一次饭，十年也没做一件新衣服，整一整帽子帽带就会断，整一整衣襟胳臂肘就会露出来，可他高唱《商颂》的声音充塞天地之间，象敲响的钟磬。 鲁国国君派人去给他赠送采邑，对他说：“请用采邑的收入做件衣服吧。”曾子不接受，使者又去了，曾子还是不接受。使者说：“这不是先生您向国君要求的，而是国君要奉送您的，为什么不接受呢?”曾子回答说：“接受的人往往害怕赠送的人，赠送的人往往对接受的人表现出骄纵，能不能使国君赠给我采邑而对我不骄纵，我很担心这一点啊 ！”     

【解释】：在路旁筑室，和过路人商量。比喻各有各的说法，事情没法做成功。 【成语典故】：成语出自《诗经•小雅•小旻》：“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 曹褒，字叔通，鲁国薛县（今山东胜县东南）人，是汉末三国时期曹魏名将曹仁的祖父。 曹褒的父亲专门研究周朝的礼仪制度，曹褒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父亲研究礼仪一类的学问。他仰慕叔孙通为汉高祖制定礼仪的功业，不分昼夜地刻苦学习，常常忘记自己在什么地方。 曹褒初举孝廉，不久被任命为图县（今河南妃县南）县令。在任期间，以礼仪管理县政，以恩德影响民俗，治理得非常出色。 有一年，五个小偷因作案被衙役捕获。太守马严非常痛恨偷盗行为，暗示曹褒立即杀掉五个小偷。 曹褒说：“小偷罪不至死，如果无原则地服从上级指令，杀掉不该杀的人，有违我的处世准则。我宁肯得罪上司，绝不向权力妥协。”后来，曹褒因这件事被降为功曹。 当时汉章帝在位，他认为朝廷的礼仪制度很不完备，应重新制定，使之完善，于是命令百官详加研讨。曹褒当时在朝中任博士，他上书章帝，陈述意见，表示愿负责这项工作。皇帝很欣赏曹褒的见解，提升他为侍中，经常在皇帝身边充当顾问。 有一次，皇帝向玄武司马班固询问改制礼仪的事宜，班固说：“京城读书人很多，他们对礼仪都有些研究，不妨多找些人议一议。” 章帝说：“民谚道：‘在大道边盖房子，三年也盖不起来’（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人多嘴杂，意见不一，什么事都办不成。当年尧帝制定规章让夔一个人就办了。” 皇帝知道曹褒对历朝礼仪很有研究，即下诏，命曹褒主持这项工作。曹褒接受任务后，撰写了从皇帝到百姓关于婚丧嫁娶的一系列文章，计一百五十篇，其中多半参照前代制度。 成书后，百官议论纷纷，章帝下令，停止讨论。 这段故事提醒后人，作事要果断，听取意见要善于选择，否则言人人殊什么事都办不成。曹褒不仅是个出色的学者，还是非常称职的地方官，值得敬仰。    

据《杜阳杂编》记载，唐德宗时期，曾有吴明国使者跨越万里之遥渡海来朝进献，他们献上2种能使人返老还童，不药而愈的“稀世珍宝”，同时也让世人得知了他们是一个崇尚修炼成仙的修仙之国。  修仙之国 吴明国 唐德宗贞元八年，曾有一个国家来朝进贡，这个国家名为“吴明国”，他们献上的供品为“常燃鼎”与“鸾蜂蜜”。  吴明国的使者表示他们的国家距离东海足足有数万里远，沿途会经过“揖娄”、“沃沮”等国家。 由于吴明国的居民们经常看见远方散发着“黄气”，知道位于此处的中国拥有“土德”，是天下万国的王朝，于是愿意跨越万里之遥前来献物朝拜。  吴明国的子民讲究礼仪，为人仁义，对于音乐具有高度的喜好。从此能看出吴明国也是一个具有涵养的国家，据说这里不存在任何偷盗、抢劫的犯罪，居民们具有极高的道德标准。  一般来说，踏足一百岁的“百岁人瑞”已是德高望重之人，现今一百一十岁以上的长者更是一千名百岁人瑞才能出现一名的“超级人瑞”，不过这在吴明国来说却是稀松平常之事。吴明国人民相当长寿，住在这里的人们能够活到二百岁的年纪。  吴明国人相当向往修仙之事，因此他们有着崇尚“神仙术”的习俗，与许多方士、术士一样走向修炼成仙的道路。据说吴明国在一年当中，经常能看见有人成功跨越人世间的境界，乘云驾鹤成仙而去。  这样一个有着高度道德与涵养的国家，修仙的道路已然融入他们的文化中，使得吴明国的自然环境也同样相当优异与可贵。 吴明国境内的土地优渥，非常适合种植五谷，同时也是许多珍宝、玉石的出产地。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们得以产出进贡时献上的2样“稀世珍宝”。  神奇厨具 常燃鼎 常燃鼎的容量是3斗，有着光亮洁净的外观，似乎是以某种紫色玉石的材质打造而成。  常燃鼎的神奇功效能从名字中的“常燃”看出端倪，每次进行食材调理时，只要将食材放入其中，不需要点火开烧就能达到将食物煮熟的成效。这种方式做出的美食既香美又干净，与一般的烹饪方法截然不同。 经常食用常燃鼎做出的饭菜，能使人达到返老还童，百病不生的神效，令人啧啧称奇。  长寿万灵蜜 鸾蜂蜜 ...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即将来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中秋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在这天，各地有赏月、拜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习俗；中秋节另一个重要且永恒不变的主题是“月圆人团圆”。 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中秋节也因此而成为思念故乡、亲人，祈盼丰收、幸福的美好节日。 （123RF） 中秋节的应景习俗 中秋节由来已久，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中秋习俗。早在唐朝便有中秋赏月、拜月的记载，到了明、清时期，中秋节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传统节日。除了赏月、拜月之外，各地还有观涛、祭祖、拜土地公、赏桂花、喝桂花酒等应景习俗。 观涛：清朝诗人袁枚的作品《七发》中，描绘了八月十五日与好友一起去广陵的曲江观涛。因为是望月，所以日月的引力相配合，使这天的潮汐汹涌壮观，再加上秋高气爽，让人更觉胸襟广阔。 祭祖：中秋节是要祭祖的。普通人的家中都供有祖先，中秋节这天，会在摆有祖先牌位的桌子上摆上“三牲”和“三素”。“三牲”是指鸡肉、猪肉和鱼肉，“三素”是指三种水果，以此祭拜祖先。 拜土地公：中秋节正值农作秋收时节，因此许多人过中秋节时会祭拜土地公，感谢土地公保佑其有丰富的秋收。 拜月娘：月亮又称为“月娘”，“拜月娘”是中秋节传统的习俗之一。每逢中秋，人们大多要“拜月娘”，在香案上摆上月饼、柚子，祈求阖家平安。 赏桂花、喝桂花酒：中秋时节除了是柚子的产季，也是桂花盛开的季节，因而在古代，八月又称“桂月”。据说，一年中秋，清朝乾隆皇帝几杯陈年桂花酒下肚后，对桂花酒的美味大为赞赏，甚至题下“桂花东酒”的赞誉，自此，中秋节饮桂花酒便逐渐成为传统中秋节的习俗之一。 日本、韩国也过中秋节 中秋节虽然起源于中国，但由于华侨移民至各地，逐渐发展出各地区独特的习俗与传统文化，因而在日本、韩国等地也可见华人庆祝中秋节的活动。 日本称八月十五日的中秋节为“十五夜”，九月十三日是另一个中秋节，称作“十三夜”。日本的中秋节习俗有团圆赏月、感谢丰收，团圆赏月时将“月见团子”摆成金字塔形，向月亮表达丰收的感谢，祭祀结束后，便可以一边赏月，一边品尝这些美味的团子。 韩国称中秋节为“秋夕”，并将八月十五日的中秋节和过年、端午节并列为韩国三大节日。中秋节的习俗有祭祖、扫墓、感谢身边的一切人物。“松饼”是韩国“秋夕”的经典食物，在各色的米粉团内填入红豆、栗子、枣泥、芝麻、栗子等馅料。蒸煮时铺上一层松叶，松饼会散发出淡淡的松叶香气。 经典绝美的中秋诗词 古人望月怀远，寄托思乡之情。月亮在古典诗词里承载了许多的人生感慨。如张九龄的《望月怀远》、辛弃疾的《花木兰慢》。 其中，最经典的中秋诗词非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莫属了。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

唐朝灭亡，各地节度使大多成为军阀，互相攻杀，割据一方，由此开启了“五代十国”的乱世。 十国中有一个南楚国，开国君主是马殷，所以又被称为“马楚”。马殷早年以木匠为业，在晚唐乱世中，投入反王秦宗权军中，隶属于孙儒。孙儒多次杀害无辜百姓，因此军中闹瘟疫，后来就战败而死。 楚武穆王马殷像（公有领域） 孙儒死后，马殷南下湖南，攻占潭州等地，逐步统一湖南全境。晚唐朝廷任命他为湖南留后、判湖南军府事，迁武安军节度使。 唐朝灭亡后，后梁取代唐朝，马殷立即予以承认，派遣使者入朝进贡。梁太祖慷慨大方地赠给马殷多种头衔。在这些头衔中，最重要的称谓便是“楚王”。 成为楚王后，梁太祖还册封马殷为“天策上将军”，准许他开天策府，设置官属。 马殷手下有位谋士叫高郁，善于谋划，被马殷视为智囊，深受重用。在高郁的辅佐下，政治上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内靖乱军、外御强藩等政策，使百姓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经济上，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发展茶业、提倡纺织、通商中原等措施，南楚国力蒸蒸日上。 高郁受重视的同时也引来了其他割据政权的敌视。后唐、荆南国都有人制造流言，说高郁迟早会发动兵变取代马氏政权。 当时马殷年老，许多事务都是他的儿子马希范、马希声在处理。 马希声中计策弹劾高郁奢侈僭越，交通他邦，请求诛杀，马殷拒绝。马希声坚决要求罢其兵权，马殷把高郁降为行军司马。接着马希声私自诈称奉马殷的命令，杀害了高郁全家及其亲信，并在南楚国内外发布文告，诬蔑高郁谋反。 此时马殷年老，不再关注、处理政务。高郁被杀的事，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高郁遭难那天，异常的大雾笼罩着天地久久不散，马殷很奇怪，就对身边的人说：“我曾经跟随过孙儒，每当他残杀无辜的时侯，上天肯定要降大雾，难道今天也有冤死的人？”第二天，有人向他报告了高郁无辜被杀的消息。 马殷痛心疾首，锤胸顿哭：“我年老昏花，他们竟杀我的功臣。”他哭着对身边的人说：“事已至此，我也活不了多久了！” 马殷并未对儿子做任何惩戒，第二年，便带着遗憾去世了。 马殷去世后，杀害高郁的马希声继位，但并未称王，只称藩镇。继位不到两年，马希声也去世了。 古人所说的“天人感应”是非常有道理的，掌权者做了大坏事，人间都会有异象出现加以警告，如不悔改则必有灾殃。    

宋朝名将韩世忠从一个一文不名、放荡的穷小子，变成勇战金人主将兀术的“中兴名将”。韩世忠根本难以预知自己传奇的脱胎换骨，但早有一位算命师预测到了他的未来，还在他未成年时，就精准预言了他将有位居三公之命。 算命师预言将成真  韩世忠先成中兴名将 韩世忠（1089—1151年），字良臣，南宋延安（今陕西西安）人，他风骨伟岸，目光如电，勇猛过人，崇尚义气。不过，他在早年时因家境贫困，又嗜酒不受拘束，人们称他为“泼韩五”。偏偏在他穷困的时候，有一位叫席三的算命先生，居然说他将来能当上“三公”（三公是中国古代地位最尊显的三个官职的合称）。韩世忠顿时冒起无名火，他认为算命先生在侮辱他，遂痛殴了席三一番。 韩世忠像（《中兴四将图》局部 南宋•刘松年/公有领域） 韩世忠不须使用马鞭和缰绳，就能骑未驯服的野马。十八岁时，韩世忠响应乡州招募入了兵籍，并在挽强弓、骑马、射箭的技能上，勇冠三军。他还以喜欢孤身涉险而闻名。 宣和二年，方腊反叛宋朝，震动江浙。朝廷从四方调兵围剿。当时身为偏将的韩世忠跟随王渊去讨伐。当抵达杭州后，遇到方腊等叛贼暗中掩至偷袭。贼方人多势大，王渊手下的大将知悉后，可谓人人惶恐无策。 但韩世忠这时却带着二千兵卒，埋伏在北关堰按兵不动，等到叛贼一过，他就发动伏兵追击。叛贼背后受敌，顿时慌乱地奔逃，在互相踩踏之间，死伤无数。韩世忠乘胜追击，叛贼败逃。王渊赞叹韩世忠：“真‘万人敌’也。”于是，把随身的白金器都赏给韩世忠，并与他定交。 朝廷当时有诏，能拿下方腊人头的，将授予统领两镇的符节及斧钺。韩世忠一路猛追到睦州清溪峒。方腊贼方借着清溪峒坚岩深洞的形势，布置成狡兔三窟的迷宫，让来人找不到入口，拼死抵抗。 韩世忠循着溪谷小道潜行，问得洞窟路径，立马挺身直进。他渡险数里路，直捣贼穴，擒拿了方腊。 金兵入侵，宋室南迁。韩世忠被提任为浙西制置使，镇守镇江。不久兀术分道渡江，攻破京都临安（今之杭州）。韩世忠分三军驻守，伺机还击。移驾浙东的皇上召见他时，韩世忠亲奏表明说要留在江上拦截金人归师，拼命一战。 建炎四年上元节，秀州（嘉兴）张灯结彩，韩世忠忽然引兵到镇江。金兵突击，韩世忠的军队已屯守焦山寺，做好万全布局。兀术遣使来约日大战，韩世忠同意了。两军交战近十回合，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亲掌战鼓，金兵不得渡江。 兀术一方用计笼络诈骗，但韩世忠都不予以回应。另一方，金朝加遣兵力，派遣将领孛堇太一到淮东，占据江北以援助兀术。金兵大阵分别在江北与江南，夹击韩世忠的军队。韩世忠以黄天荡为根据，和金兵对阵四十八日。 韩世忠将海舰进泊到金山脚下，事先准备了铁锁链大钩交给骁勇的士兵，计划重击金兵。次日破晓，敌舟鼓噪而来时，韩世忠的海舰分成两路从敌舟的后方进行攻击，导致金人的战船被拖沉入海中，兀术最后只好哀求会谈。 韩世忠提出要求：“还我两帝，复我疆土，则可以相全。”兀术语塞无言。过了数日，兀术相求再会谈，但却又出言不敬，韩世忠引弓要射他，兀术赶忙骑马逃走。 兀术求得献策，并命令兵卒在一夕间偷偷凿穿渠道三十里，通到宋军船舰的上游。次日无风，宋船帆弱不能运，金人改以小舟纵火，射出箭矢如雨落，得机遁逃。 兀术在这次战役中率来兵号十万，韩世忠手中仅掌控八千多兵卒，但却致使兀术差点遭擒。皇上前后褒奖韩世忠六次，并加封节度使、神武左军都统制等职。 ...

【解释】：比喻因小失大。 【成语典故】：成语出自春秋•左丘明《左传•闵公二年》。 春秋时期，卫国是个小国，依靠齐国的帮助才得以保存下来，成为齐国的附庸国。公元前669年，卫惠公死后，他的儿子姬赤继位，史称卫懿公。 卫懿公不思富国强兵之道，整天吃喝玩乐特别喜欢养鹤。在宫中修建豪华鹤舍，甚至还对鹤给予官吏一样的待遇：戴官帽、坐官车、享官禄；同时横征暴敛，使得百姓怨声载道。 北方山戎部族中的赤狄部落借机出兵攻打卫国。卫国百姓没有一个肯应征入伍，青壮年纷纷逃跑。卫国百姓打开城门，守卫士兵纷纷四散逃命。 最后，卫懿公被赤狄军杀死了。    

歇后语“大水冲了龙王庙”，又被称为“大水冲倒龙王殿”，意思就是“自家人不识自家人；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换言之，是在比喻自己人因为不相识，而发生了误会、冲突、争端。 “大水冲了龙王庙”的出处为清代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七回。这个歇后语跟民间传说中司雨水的龙王有关。 （Adobe Stock） 传说在很久以前，东海岸边有一座龙王庙。距离龙王庙几里远的地方，则有一块菜地，菜地紧挨着一座庙。庙里的老和尚与种菜的老头是好朋友，两人经常相约一起下棋聊天。 这一天，老和尚和老农夫俩闲聊时，老农夫神秘地对老和尚说：“方丈，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原先我那二亩菜园子都是我自己在打水灌溉，可是从昨天开始，当我去浇菜园子时，发现菜园子都已经浇过水了，但是我却没能看见是谁给浇的。你说怪不怪？” 和尚听了也觉得奇怪，决定去看看，弄个水落石出。 当天晚上，老和尚早早就来到菜园子，在距离那口水井不远处躲藏了起来。整整盯了一夜，天快亮时，忽听“咔嚓”一声，从井内射出一道白光，飞出一只像鹅似的怪物。只见他两只大翅膀“忽扇”了几下，井水就溢出老高。 眨眼间，那只怪物又飞入井内。和尚到井边看时，菜已全部浇好了。一连三个夜里都是这样。 老和尚练过武术，第四天夜里，他带了把宝剑，等那只怪物刚一飞出井口时，一个箭步上去猛刺了几下。那只怪物翅膀一斜，一头栽入井中。顿时，“轰隆”一声巨响，井裂开有几亩大的口子，大水翻滚。眨眼间，连几里外的龙王庙前也是一片汪洋。 龙王大怒，带领水兵前来与那怪物交战。战了三天三夜，怪物因寡不敌众，现了原形。原来它是龙王的三太子，因犯了律条，被贬出了东海，受罪三年。三太子为了立功，想在凡间做些好事。不想被和尚刺了一剑，一怒之下，掀开海眼，淹了龙王庙。与龙王交战时又不敢泄露天机，造成一场误会。 后来，人们在议论这事时，都会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接上期） 从1895年涉足报界，到1922年，梁启超的报业生涯长达27年，亲自创办或主编的报刊就有11种，积极支持和暗中指挥的有6种，这在中国报业史上是罕见的。 梁启超对报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创造的报刊“新文体”——被誉为“新民体”。他在《清代学术概观》一书中自述：“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 梁启超（公有领域） 梁启超开辟短评和时评，打破冗长、空洞的论说独占报刊评论版面的局面，创造出一事一议、短小精悍、开门见山的短评这一新型的报刊体裁。《新民丛报》专门设立了《国闻短评》专栏，各报纷纷仿效。他规划的《时报》也以时评见长。 梁启超首创报刊杂文体，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过不少犀利的杂文；他最早在《新民丛报》刊用铜版新闻照片；他将小说引进报刊，不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设立小说栏目，而且创办《新小说》，发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身体力行，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他为推动“文明之母”做出的这些努力将永远记在中国新闻史上。 1925年，这位当年的“舆论权威”为戈公振译的《新闻学撮要》作序，称新闻事业是高尚的事业，报纸的目的是服务公众，“惟其感化人民思想及道德之力至大无匹”，语重心长地勉励青年人进入报界之后——“勿因现状之未善而灰心于此界”。 为新闻界“立法”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的长篇新闻学论文，首揭衡量报刊“良否”的四条著名标准，实际上提出了他的四条办报准则： “一曰宗旨定而高”，反对以牟利、媚权贵、悦市人为宗旨，主张“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 “二曰思想新而正”，倡导新思想，以造成新空气、新国民。同时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校本国之历史，察国民之原质，审今后之时势”。1903年，他去美国考察，曾得出共和不适合中国的结论；1919年，他去欧洲考察，又得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结论。 “三曰材料富而当”。强调报刊内容要丰富，编辑要得当，使读者能“阅一字得一字之益”。 “四曰报事确而速”。100年前，他就指出新闻要准确真实，报导要迅速及时，对报纸的真实性、时效性原则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说：“故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也更重时事。” 梁启超同时指出：“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中国昔虽有一人报，而无一党报、一国报、世界报……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报之范围也。敢问清议报于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党报与国报之间。”坦言《清议报》还够不上“一国之报”。 1904年6月12日，梁启超在《时报》发刊词中指出：“若夫新闻事实之报导，世界舆论之趋向，内地国情之调查，政艺学理之发明，言论思想之介绍，茶余酒后之资料，凡全球文明国报馆所应尽之义务，不敢不勉，此则同人以言报国之微志也。” 在《〈时报〉发刊例》中，他制定了报刊评论和新闻的写作准则。论说的准则有四条：以公为主（“本报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非好为模棱”，因为挟党见论国事，就会有失公允）、以要为主（必一国一群的大问题）、以周为主（凡关于一国一群的大问题，为国民所关注的）、以适为主（适合“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 记事分别是以“博、速、确、直、正”为主，提出了新闻要广泛、及时，在社论外另设“简短隽利”的短评，以“忠实报闻，无所隐讳”、不登“风闻影响之事”、摒绝“攻讦他人阴私，或轻薄排挤，借端报复之言”等为准则。这些在西方早已是常识，但对中国报界还是陌生的，所以有人说他的这些观点“无异于在替当时的新闻界立法”。 梁启超很早就留意研究舆论问题，认为报刊对健全舆论的形成负有很大责任。“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 ...

（接上期） 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提倡客观报导、注重新闻评论，这些思想和他的办报实践一起，把中国报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成为王韬之后，中国报纸“文人论政”的一个代表人物，开创了百年言论史上光彩夺目的“梁启超时代”。 从1899到1907年，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孟德斯鸠的政治法律学说，在梁启超的灵魂深处扎了根。这是他政治思想的高峰期，也是他报业生涯的黄金时代。 在日本期间的梁启超（公有领域） 梁启超在《清议报》批评清廷的腐败、黑暗，在《新民丛报》大力传播民主、自由、平等、民权、共和等观念，大量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发表了《新民说》等脍炙人口的著作，以他清新的文笔、振聋发聩的言论开一代风气，影响了一个时代，倾倒了无数青年，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同一时期，梁启超还创办了我国最早刊载新体小说的《新小说》月刊，提出了小说与社会关系的著名观点，发表了他自己用对话体写的《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著名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到1905年10月，出了10期以后停刊。 1903年2月，梁启超到美国、加拿大游历、考察，12月回到日本，深感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不够共和国公民资格，实行共和“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从此，他不再倡言种族革命，专言政治革命，一度曾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围绕这些问题，从1905年开始，他在《新民丛报》与《民报》展开了一场历时近两年的大论战。 1907年2月，徐勤向康有为报告：“东京自去年《新民丛报》与《民报》剧战，大获全胜。留学界中言论大变后，《中国新报》（杨度所主持）、《大同报》（满人所主持）、《牖报》（山西人李君主持）、《云南》杂志诸报，皆与《新民丛报》表同情，故革命党之势顿衰，孙文又被逐，《民报》记者又不和，政闻社遂乘时而起。”但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92期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中则远没有这么乐观。 1907年8月，被誉为“丛报界之魁首”的《新民丛报》停刊，但其影响并没有随着它的停刊而消失，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几代人。与梁启超同时代的黄遵宪评价他的学说政论“所向无前”，“震惊一世”，“力可谓雄，效可谓速”。 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将他的文章与同时代的谭嗣同、章太炎、严复等进行了比较之后说：“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任公诚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也。” 吴其昌所言并不过分。梁启超独创的“新民文体”和他的文章本身，无论在当时还是身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新民说》、《少年中国说》那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不知倾倒了多少中国少年，激励他们去建设20世纪初的中国。 像胡适、鲁迅等等在20世纪历史上许多绕不过去的人物都深受“新民文体”的影响。 邹韬奋说在南洋公学时把《新民丛报》“几本几本地借出来看，简直看入了迷”，“新民文体”的极大感染力使他产生了“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动机”。 王芸生说：“我读《新民丛报》，而且在十年以后，也在这份报的合订本中得到不少的知识”，“很受他的文章的启迪”。 1923年10月9日，胡适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的信中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其中两个杂志是梁启超主笔的。 从1896年执笔《时务报》到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的十年间，梁启超在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报业，他引进、提出了“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及“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等新思想、新观点，甚至连后来的报刊常用的“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治”、“自由”、“自尊”、“合群”、“进步”、“义务思想”、“私德”、“民智”等大量普通名词也都是并不精通外语的他一手贡献给本民族的。 《时事新报》头版（公有领域） “文明之母” ...

“东坡肉”是杭州名菜，用猪肉炖制而成。其色、香、味俱佳，深受人们喜爱。慢火，少水，多酒，是制作这道菜的诀窍。一般是一块约二寸许的方正形猪肉，一半为肥肉，一半为瘦肉，入口香糯、肥而不腻，带有酒香，色泽红亮，味醇汁浓，酥烂而形不碎，十分美味。 东坡肉相传为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四川眉山人）所首创。他不但对诗文、书法造诣很深，而且堪称中国古代美食家，对烹调菜肴亦很有研究，尤其擅长制作红烧肉。 苏轼不但对诗文、书法造诣很深，而且 对烹调菜肴亦很有研究，尤其擅长制作 红烧肉。（Winnie Wang/看中国）； 小图：东波肉（公有领域）。 宋神宗熙宁十年四月，苏轼赴任徐州知州。七月七日，黄河在澶州曹村埽一带决口，至八月二十一日洪水围困徐州，水位竟高达二丈八尺。苏轼身先士卒，亲荷畚插，率领禁军武卫营，和全城百姓抗洪筑堤保城。经过七十多个昼夜的艰苦奋战，终于保住了徐州城。 全城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他们为感谢这位领导有方，与徐州人民同呼吸、共存亡的好知州，纷纷地杀猪宰羊，担酒携菜上府慰劳。苏轼推辞不掉，收下后亲自指点家人制成红烧肉，又回赠给参加抗洪的百姓。百姓食后，都觉得此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一致称它为“回赠肉”。此后，“回赠肉”就在徐州一带流传，并成了徐州传统名菜。这都在《徐州文史资料》、《徐州风物志》、《徐州古今名馔》中有记述。 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苏轼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他自己开荒种地，便在此地号称“东坡居士”。在黄州期间，他亲自动手烹饪红烧肉并将经验写入《食猪肉诗》中：“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苏轼在徐州及黄州时烹制的红烧肉，只是在当地有影响，在全国并没有多大名气。真正叫得响并闻名全国的红烧肉，是苏轼第二次在杭州时的“东坡肉”。 宋哲宗元佑四年七月三日，苏轼来到阔别十五年的杭州任知州。元佑五年五、六月间，浙西一带大雨不止，太湖泛滥，庄稼大片被淹。由于苏轼及早采取有效措施，使浙西一带的人民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他组织民工疏浚西湖，筑堤建桥，使西湖旧貌变新颜。 杭州的老百姓很感谢苏轼做的这件好事，人人都夸他是个贤明的父母官。听说他在徐州、黄州时最喜欢吃猪肉，于是到过年的时候，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收到后，便指点家人将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酥的，然后分送给参加疏浚西湖的民工们吃，大家吃后无不称奇，把他送来的肉都亲切地称为“东坡肉”。 溯本求源，苏轼的这种红烧肉最早在徐州创制，在黄州时得到进一步提高，在杭州时闻名全国。    

汉族传统名菜无锡酱排骨，简称无锡排骨，也称无锡肉骨头，具有吴中菜肴风味。它与无锡惠山泥人、清水油面筋并称无锡三大名产，也是无锡本帮菜的传统名菜。其色泽酱红，油而不腻，酥软香咸，甜酸适口，肉美汁鲜，成熟的历史有百余年之久，在江浙上海一带广为流传，享誉海内外。 这道名菜的起源十分有趣，明明是道肉菜，却因一位和尚而生。这位和尚就是南宋时江南一带家喻户晓的名僧济公。相传，闻名海内外的“无锡肉骨头”竟然是在济公和尚的点拨下发明的。 背景：灵隐寺寺门（Huandy618/Wikipedia/CC BY-SA 3.0）； 右图：无锡酱排骨（王波波/Wikipedia/CC BY-SA 3.0）; 左图：济公（正见网）。 南宋时，无锡城里的南禅寺来了一位身穿破袈裟，手持破蒲扇的游方和尚。他疯疯癫癫走在街上，到一家熟肉庄门口向老板化缘。老板因为生意冷清正心烦，就说：“刚开店门没有钱，给你一块肉吧!”于是，便拿了一块卖不出去的熟肉递给这个和尚。老板原以为和尚不会要他的肉，没想到这个疯和尚不加避讳，拿起肉便吃，吃完和尚又向老板要，老板又给了一块，和尚吃了还要，最后竟把店中熟肉吃光了。老板大惊失色，悻悻地说：“肉都给你吃完了，我卖什么呀？”和尚答道：“卖肉骨头嘛!”说着，就从破蒲扇上拉下几根蒲茎，交给老板，说：“把这几根蒲茎放在肉骨头锅里一起炖，我吃的肉，日后会加倍还给你的。” 老板半信半疑，骨头还能比肉好吃？肉也没了只得试试，加了蒲茎的肉骨头竟然异香扑鼻，在无锡古城弥漫，引来无数人围观，争相购买。等老板卖完肉骨头，才回过神来，恍然大悟是遇到了神仙，再去找，和尚已然远行。一打听，原来这个和尚是杭州灵隐寺大名鼎鼎的济公和尚。 济公和尚（1133年－1209年）法号道济，外号济癫和尚、俗名李修缘。他本是名臣之后，却与佛法修炼有不解之缘，不稀罕世俗生活，因逃婚而出家，在灵隐寺当了一名烧火做饭的小和尚，吃苦耐劳，修行日渐长进，被长老点醒灵性，顿时彻悟，神通大开。他担心被人看破，所以假作癫狂，以混世人耳目，转到净慈寺抄写经籍。 杭州西湖净慈寺内纪念济公神迹的运木古井。 一次皇上看到济公写的一幅榜文很妙，便给该寺布施三万贯钱。寺院长老想要用这些钱从四川买木头建殿宇。四川路远，济公和尚便运用神通，三天之内把七十根木头从峨眉山运到寺院的一眼井里，他从井里一根一根地往出扔木头，最后一根留在井中没有取出。这口古井因此被命名为“运木古井”，后人在井上建起亭子，供人瞻仰里面的木头，至今仍然是净慈寺最吸引人的古迹。 然而在当时，济公和尚却因此暴露了自己的神通。一个烧火抄经的小和尚能出神通，寺院中许多资历老、级别高却不真心修炼的老和尚心生妒嫉，将他赶出寺院。从此，济公和尚衣食无着，只能要饭为生，同时行医济世救人，运用神通惩恶扬善，在世间留下许多千古美谈。 作为游方僧人，无人供养茶饭，他无法恪守寺院的清规，于是按照释迦牟尼带弟子传法时的要求，只能要食物，施主给什么就吃什么，不能挑剔。有几次人家就只给肉，他为填饱肚子就吃了。在无锡向肉店老板化缘就是其一。 但济公并不白吃人家的东西，为感恩，他点拨肉店老板烧排骨的秘方，老板凭借这个绝招生意兴隆，世间也因此多了一道名菜。从此，这家肉庄便开始经营起肉骨头生意。后来，逐渐传播开了。 经过多年的发展，一百多年前无锡酱排骨已经成为成熟的菜式，有北派与南派之分，各有爱好者。 ...

清初，以王时敏为首，及王翚、王鉴、王原祁为代表，形成受皇室支持的“四王”画派。“四王”之一的王鉴，只比王时敏小了七岁，是他的族侄。“四王”中的王原祁，是他的孙子。而“四王”中的王翚，则是他的学生。“清六家”中的吴历，也是他的学生。他们的山水画风影响着整个清代。 背景：《康熙南巡图》局部；左起：王时敏、王原祁、王鉴、王翚。 （公有领域） 王时敏 王时敏（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晚号西庐老人，江苏太仓人。祖父王锡爵为明朝万历年间相国，父亲为翰林编修王衡，家本富于收藏，对宋、元名家，无不精研。因此，王时敏少年时学画，颇多方便。“每得一秘轴，闭阁沉思”。由于家里古书、名画收藏丰富，且大都是名迹，像当时很少传世的宋代李成的画他都能够见到，这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国朝画征录》中就有记载：“姿性颖异，淹雅博物，工诗文，善书法，尤长于八分，而于画有特惠。” 根据当时的规定，由于祖先功劳显赫，子孙可不经科考而继承之，王时敏在二十四岁时就出任尚宝丞，就是管理皇帝玺印的官，崇祯初又升太常寺少卿（掌宗庙祭祀礼乐），仍兼管尚宝司事，故亦称“王奉常”。 清军入关，王时敏归顺，他隐居不仕，潜心习画，且着力培养子孙辈之学业。其膝下有九子，多在清廷为官，八子王掞（颛庵）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直经筵，典会试。其孙王原祁于康熙九年成进士后，深得康熙喜爱，入值南书房，充《佩文斋书画谱》总裁，主持绘制《万寿盛典图》。康熙十九年（1680年）王时敏卒于家中，时年89岁。 王锡爵曾嘱托董其昌来指导王时敏，在董其昌的指导下，他少年时就开始从摹古入手，深究传统画法，尤其对元代黄公望山水，刻意追摹。王时敏早年临摹的古画，均按宋元古画原稿临写而成，笔墨精细淡雅，已见于临仿逼肖上，下了实实在在的功夫。他在摹古之中，也总结了前人在笔墨方面的不少经验心得，对于绘画历史遗迹的整理与研究，也是有贡献的。王时敏正是掌握了古人的笔墨技巧，形成自己的画风。他曾自白道：“迩来画道衰，古法渐湮，人多自出新意，谬种流传，遂至邪诡不可救挽。”可见他竭力主张恢复古法，反对自出新意而不改初衷。 王时敏《仿王维江山雪霁》（公有领域） “四王”都擅长临古，但即使同就一幅山水作品临摹，“四王”也是各自临出各自的理解和风格，这好比同一首名曲，不同的钢琴大师会演奏出不同风格的精彩旋律和韵味。原因在于每位大师有自己的心性、学养、感受。这就是董其昌重心性、禅悟的山水审美理论的本源，“四王”深得其精髓。 王时敏力追古法，刻意师古，作画无一不得古人精髓。其“一意摹古，反对没有根据的创新”的思想对后来中国画的发展影响深远。但他师古人画，形体、样式甚似，但与古人的意境就不一样了，这主要是源于他们的精神气质迥异。王时敏师古人笔法时，更严谨、更认真、更规矩，有他的匠心之所在。王时敏将清初山水画的临古之风发挥到了极致。但往往虽是临古之作，但他又能集众家所长，浑然一体，画得很有味道。 王时敏的书法为画名所掩，他尤精隶书，他的隶书受《受禅碑》、《夏承碑》影响较大，故他的隶书体方笔圆，遒劲平稳，雍容深厚，与唐人隶书有几分近似，实为时代所囿。他的隶书与朱彝尊、郑簠被称作“清初三隶”，可见当时人们对他的书法的重视并不亚于其绘画。 王时敏的《仿黄鹤山樵山水》，峰峦数叠，树丛浓郁，流泉飞瀑，苔点细密。画家所用皴笔干湿浓淡相间，兼施以醇厚的墨色，具有苍浑而秀逸的韵味。画中不仅有黄鹤山樵（王蒙）细密的笔墨，还有五代董源和巨然气势雄伟的构图，明董其昌所提倡的书卷之气亦迷漫于清疏的意境中。这种苍老而又清润的艺术特色，为王时敏集古人大成之代表，充分表现出画家深厚的传统笔墨功底。 王鉴 王鉴（1598－1677）字玄照、圆照，康熙元年（1662）后，避圣祖康熙玄烨讳，改为元照，自号湘碧、弇山后人。明代大文学家王世贞曾孙，明末清初画家，“四王”之一。王鉴在明崇祯六年（1633）乡试成举人，后以曾祖世贞荫左府都事，又出守广东廉州，崇祯十六年（1643）罢廉州知府，归故里，构室于弇园故址，额曰“染香”，遂号染香庵主，时年四十六岁。王时敏曾题王鉴画云：“廉州画出入宋元，士气作家具备，一时鲜有敌手”。 王鉴曾受到明末画家董其昌画风的影响，他在三十九岁时曾访董其昌于云间，曾记：“余丙子年（1636）访董文敏公于云间，出所藏元代画家赵孟頫《鹊华秋色卷》见示，相与鉴赏，叹其用笔浑厚，设色秀润，非后人所能梦见。”王鉴视南宗为山水画正脉，推许董其昌为南宗画家的最后大家。他在创作实践中进一步将董其昌所推崇的“南宗”绘画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达到“集古之大成，自出机杼”的境界。王鉴曾论道：“画之有董、巨，如书之有钟、王，舍此则为外道。唯元季大家正脉相传，近代自文、沈、思翁之后，几作广陵散矣。”他对董其昌以后画道的衰微颇为担忧，并对仅得文人画逸笔草草之意，而未能深究宋元文人画精髓的风尚表示不满，这也促使他坚持要走将南宗画脉传承发扬的创作道路。 四十岁以后,王鉴即专心于绘事,“尽力画苑”, 成为专业的文人画家。归里不久, ...

1912年11月，梁启超终于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祖国。作为蜚声海内外的“言论界的骄子”，他受到了各界空前热烈地欢迎。他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与将来》的演讲中说：“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 的确，从他在1895年第一次办报到1929年逝世的35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几乎都与他和他所办的报刊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他开创了百年言论史上极为重要的“梁启超时代”。 1889年，梁启超（右）考中举人，1890年开始跟随 当时的大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康有为（左）学习。 （公有领域） “以言报国” 1895年8月17日，年轻的梁启超追随老师康有为在北京一起办起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多年后，他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演说时说，“日出一张”，“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每册连封面10页，约4500字，梁启超“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随宫门钞免费赠阅，还要给人送酬金。 这是梁启超第一次参与办报，是他所说的“沿门丐阅时代”。 1896年1月20日，强学会被封，《中外纪闻》与《强学报》一起随即被迫停刊，一共只存在了5个多月。同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汪康年为经理，梁启超为总撰述，他前后主持笔政一年多。 《时务报》为旬刊，10天一期，每期20页，约3万字。“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 《时务报》一纸风行，不胫而走，发行量最高时达1.7万份，创下了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时务报》共出了69期，据统计，《论说》栏发表政论112篇、《时务报馆文编》栏发表文章21篇，共133篇，其中梁启超一个人就写了60篇，年仅24岁的他以那支“笔锋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的笔，写下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政论。 《变法通议》全文7万字，连载21期，热情地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代最强音，提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的具体措施。这些“务求平易畅达”的议论，使国内耳目为之一新，舆论为之大振。《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左图：《时务报》创刊号（公有领域）；中图：《清议报》创刊号（公有领域）；右图：《新民丛报》创刊号（公有领域）。 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期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首次把报纸比做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报纸，“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这段时期，他还参与创办了澳门《知新报》，遥领撰述之职。 1897年10月，梁启超离开《时务报》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同时积极支持《湘学报》和《湘报》，为两报写稿。这些报刊形成了一股有力的维新变法思潮，对于推动戊戌变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梁启超报业生涯的第一个阶段，是他“以言报国”理想的最初尝试。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不到3个月（12月27日），在冯镜如等华侨的支持下，他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旬刊，每期40页，比《时务报》的篇幅增加一倍，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批评政府，介绍新知。 梁启超连续发表《爱国论》、《自由书》、《国民十大元气论》及《少年中国说》等文，首次提出“国民”概念，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国民”，“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并开创了短评、时评等体裁，至今流行的“记者”、“党报”、“机关报”等新闻专用名词都是他在《清议报》最先创用的。 ...

“ 欲速则不达 ” 出自《论语》，是孔子对子夏说的一句话，是说操之过急，反而不能达到目的。 子夏曾是一位地方官员，他对自己的工作和未来感到迷茫，便去拜访孔子，希望能得到帮助。孔子同他说：“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意思是 “ 不要只求速度，不要贪图小利。只求速度，往往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子夏听完孔子的教导后，恍然大悟，之后做事勤勤恳恳，再也不着急了。 现代人真是太急了，总和时间赛跑，凡事都要快，好像慢一秒就会输掉整个人生：吃早饭要快，否则上班该迟到了；约会要快，好赶回去加班；旅游也要快，走马观花似的看景点，拍照打卡 ……             ...

中国古代，皇帝成婚谓之“大婚”，仪制隆重，筹备精详。同治皇帝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1856—1875），作为清朝历史上的第十位皇帝，他是继顺治和康熙后第三位在紫禁城大婚的皇帝。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十五日，载淳与阿鲁特氏举行了隆重的大婚典礼。 同治皇帝5岁登基，在两宫协助下垂帘听政的前十几年，清军不仅攻陷了太平天国首都南京，还平定了东西捻军的起义。等到同治长大亲政后，又平定了发生在陕甘和云南地区的回乱。同治帝用人唯才，重修圆明园（后停）和重建被太平军几次毁掉的景德镇御窑厂，在业绩上大有向康乾盛世靠拢的努力迹象，历史上被称为“同治中兴”，但颇有争议。同治是清朝最短命的皇帝，也就是在他大婚后亲政一年，年仅18岁还没留下后嗣就暴病而亡了。 同治大婚瓷 根据同治八年的御旨：“同治大婚典礼依照康熙四年成例办理”，可以看出尽管大清江河日下，但仍然要与康熙盛世时期看齐，最后勉强做到了。咸丰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几次荡平了代表皇权的景德镇御窑厂，到同治五年太平军灭，才下旨在景德镇旧址上重修御窑厂 ，而御窑厂重建两年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同治准备结婚用瓷。 因此，早在同治六年（1867年），即景德镇御窑厂复建的次年，宫廷就已着手筹备大婚用瓷的烧制，并由宫廷出具御样，标明种类、数量、尺寸等信息，下发景德镇御窑厂按需烧制，于同治六年至同治十一年分批次烧制完成。同治六年三月初十日，造办处正式交下为同治皇帝大婚礼预备皇后需用瓷器的式样，共计十四份又九项花色。此十四份又九项花色，制用性质明确，其中“同治年制”款大婚瓷器为预备皇后需用瓷器、内务府用瓷、内廷传办用瓷、御茶膳房用瓷、祈福应用瓷。“吉祥如意”款大婚瓷器为清宫大婚礼仪处札饬九江关监督烧制的皇后妆奁用瓷。“长春同庆”款为太后宴会用瓷。“燕喜同和”款为居住在“燕喜堂”和“同和堂”的后妃制用。这些统称“同治大婚礼用瓷”。 当时景德镇刚从太平天国的战火中喘息过来，窑厂工艺失传、工匠流失，以致两年后，产出的瓷器被清廷认为“烧造粗糙，不堪应用”，皇帝的母亲慈禧太后很不满意，下令补烧。同治九年，清宫再次传旨，要求：“各项瓷器要端正，毋得歪斜，其里外花釉及颜色均烧造一律精细鲜明，勿使稍有草率”。 这时距成婚还有两年，为了按时保质烧完，甚至不得不停掉当年宫廷常备瓷器的烧制。同治大婚瓷先后耗时五年，由李鸿章任钦差大臣筹集白银十三万两重建景德镇御窑厂，并每年提供一万两瓷务费。 烧造精细鲜明的同治大婚瓷，做工精致，色彩丰富艳丽，纹饰极其考究，充满喜庆吉祥的寓意，绝对堪称中国晚清瓷器的精华和代表作。根据《清宫瓷器档案》记载及传世资料可知，同治大婚瓷器的烧制，以碗、盘、碟、盅、盒、盆、缸、羹匙等日用瓷器为主，这与清宫大婚礼仪中的燕飨礼仪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同治大婚日用瓷器多为成套烧制，大小有别。 为贴合皇家气质及烘托大婚气氛，同治大婚瓷器的烧制要求色彩富丽，画工精细，寓意吉祥。从大婚瓷器各式花色中“喜鹊梅”、“万寿无疆”、“万福万寿”等字眼，不难看出同治大婚瓷对于吉祥纹样的追求。这也符合清代官窑瓷器“饰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品味。同治大婚瓷包括大婚礼用瓷、皇后大妆用瓷，148件为一套、一共10072件。除了故宫收藏外，这些瓷器大部分散落民间。 蝴蝶是中国古代瓷器中常见的装饰纹样，它和猫组成图案，取其谐音“耄耋”（“耄”为七十岁，“耋”为八十岁），有祝福长寿的寓意。到晚清，蝴蝶纹在瓷器上应用更加广泛，逐渐成为主体纹饰。 今天我们看到的同治大婚瓷处处显示出吉祥精细，但这批瓷器的烧制过程却透露着末日帝国的力不从心。婚后第二年，同治帝染病去世，七十五日后，皇后崩逝于储秀宫，年仅22岁。这批瓷器极尽华丽，所见证的却不过是段短暂苦涩的婚姻，并留下了两宫太后独断专权的大清。    

满清入关以后，经顺治、康熙帝励精图治、发展生产，雍正帝肃整吏治，乾隆帝繁荣经济，出现了“康雍乾盛世”，中国传统工艺美术达到又一高潮。 陶瓷工艺 清代瓷器以景德镇为生产中心，技术上讲究精工细作、不惜工本、品种繁多，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达到顶峰。 清代的景德镇瓷器，不仅保留了明代的工艺和品种，而且还有许多发明创造。清代的青花瓷的色彩呈宝石蓝，比明代的更鲜艳纯净，别具风格。粉彩和珐琅彩瓷器为清代独有，均始于康熙、成于雍正而盛于乾隆。粉彩是将玻璃白调入彩料，呈不透明色，柔美鲜艳。珐琅彩是将珐琅料绘在瓷胎上，烘烧而成，其瓷胎是由景德镇窑烧成后，运抵北京，交造办处用珐琅作彩绘烧制。清代的单色釉瓷，品种繁多，如康熙时出现的郎窑红、豇豆红、胭脂红、珊瑚红、茶叶末等数十种新釉色，色彩丰富艳美，前所未有。 左上图：清康熙紫檀木盒；右上图：清黑漆嵌螺钿六足香几；中间图：清雍正铜胎画珐琅黄地牡丹纹瓶；左下图：清康熙珐琅彩红地牡丹浅碗；右下图：清康熙珐琅彩粉红地番莲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嘉庆以后，景德镇窑转入低潮，且每况愈下，康、雍、乾三朝瓷器的盛况，一去不返。 纺织工艺 缂丝在明代已有，在织造时，各色纬丝（竖丝）仅于图案花纹需要处与经丝（横丝）交织，故纬丝不贯穿全幅，而经丝则纵贯织品，被称为“通经断纬”，给人以雕琢缕刻的效果。清代缂丝生产的数量之多，前所未有，除有大量实用品外，还有大量以佛像、书画和诗文等为题材的上等制品。其中以乾隆时期的缂丝最为丰富和精美，用丝细匀、精巧牢固、紧密整齐、题材丰富，多为精品之作，有的整幅画面使用色丝多达三十余种，构图饱满，画面精美，是缂丝艺术中的无价之宝。 清代是苏绣的全盛时期，以“精细雅洁”而闻名。清代皇室专用的大量刺绣品，几乎全部出于苏绣艺人之手。湘绣在清代时成为长沙城乡的主要手工艺，繁荣昌盛，图案多借鉴于中国传统绘画，所绣多为山水、人物、花鸟、虫鱼、走兽，生动逼真。蜀绣在清朝也得到空前发展，除日常所用的绣品外，还生产各种如同绘画的作品。清朝乾隆年间，广州设立绣行，粤绣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清代粤绣构图饱满、繁而不乱、用色明快、对比强烈、讲究装饰效果，华丽夺目。 玉器工艺 乾隆时期平定回疆，打通了和田玉内运的路途，新疆年贡质地精良的玉材四千余斤，促进了玉器工艺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中国古代玉器史上最为昌盛的时代。 清代重白玉，尤尚羊脂白玉，黄玉极少，也受到珍爱。清代宫廷用玉做工严谨，一丝不苟，器形规整，图案繁密。民间用玉以两江（江南和江西）地区产品最多也最精。清朝最负盛名的碾玉中心是苏州，其所产玉器精致秀美，内廷玉匠也多来自该地。扬州玉作发展也很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玉作豪放劲健，特别善于碾琢几千斤甚至上万斤重的特大件玉器。清代玉器的用途比明代更加广泛，如：陈设、器皿、佩饰、祭器、人像、文玩、用具、镶嵌等等，品类齐全。具有阿拉伯风格的莫卧儿王朝玉器，在乾隆中、晚期时已大量进入内廷，得到乾隆的喜爱，被称为痕都斯坦玉器，其风格影响至北京、苏州、扬州等玉肆（作坊）。 道光、咸丰时期，战端又起，内忧外患，国家经济严重受挫，新疆玉贡完全停止，宫廷玉器日渐衰落，有时甚至停止碾制。从此之后，清代玉作就再也没有振作起来了。 玻璃工艺 清宫于康熙三十五年成立了皇家玻璃厂，初期从广州召募玻璃匠进内廷烧造玻璃器，雍正以后，以博山县吹玻璃匠取代广州匠人。乾隆初年，欧洲传教士进入宫廷烧造玻璃器，完成了圆明园西洋楼吊灯等巨大工程。清代民间玻璃产于颜神镇和广州、苏州等地，行销全国。道光年间，玻璃烧造技术下降，从咸丰起，宫廷仅制素玻璃器，一九一一年随着清朝灭亡而告终。 雕漆工艺 由于宫廷的喜爱，清嘉庆以前的雕漆多出自皇家造办处。这一时期的雕漆作品风格与明代不同，构图严谨细腻、雕工精致、工艺复杂、雍容华贵。清代雕漆工匠们还常刻出两色锦地，以增加色彩的变化，称为剔彩。从题材上看，清代的雕漆在花卉、蔬果题材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寓意吉祥、歌颂太平盛世的作品。乾隆之后，随着国力的衰退，雕漆的制作日益萎缩。到了清末，由于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宫廷对漆器需求锐减，致使雕漆制造一度衰落，技艺几乎失传。 金属工艺 ...

清初，战乱初平，经济凋蔽，有这么一位女性，她提倡节俭，几次将宫中节省下来的银两赈济灾民进行抚慰。顺治帝去世后，她虽然成了清廷的首要人物，却不贪图权力和享受，甘心退居幕后，除了对大清重要国策最后的决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之外，一意扶持、精心培养出一位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有道明君之一，康熙。她虽贵为太皇太后，人们多以为她过着华丽舒适的生活，但孝庄一生都没有要求为自己建园以供享乐，人们更不明白她是如何殚心竭力地培育幼小的皇帝。她穷其大半生之力，协助几位皇帝成就伟业，她深沉坚毅，果断敏锐，但又心胸广阔，待人宽厚，更拥有深远的眼光和慈母的心肠，她就是奠定大清帝国不拔之基的建国之母——孝庄文皇后。 孝庄，姓博尔济吉特氏，公元1613年出生于蒙古科尔沁的贵族世家。她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名叫布木布泰（亦作本布泰），意为“天降贵人”。她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尤喜读史书，兼通蒙文、满文。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称帝，本布泰被封为永福宫庄妃。虽在闺阁深帷，但她也常对国家政策上的失误提出建议，皇太极经常积极采纳。 孝庄文皇后朝服像（公有领域） 孝庄诞下福临  与多尔衮共同辅佐顺治 1638年，庄妃怀孕时发生了一件十分神奇的事情，宫女和太监们经常看见庄妃浑身被红光缠绕，衣帽上似有龙盘绕。临产前一天晚上，庄妃还梦见一位神仙将一个小孩塞进她怀里，对她说：“此一统天下之主也！”皇太极得知后大喜，认为此子日后必建大业，皇九子之后就出世了，起名福临，即“福从天降临”之意。小福临秉赋异常，神智宛若天授。 皇太极驾崩后，6岁的福临继位，改元顺治，由多尔衮摄政。31岁的庄妃成为孝庄太后，因皇太极谥号“文”，称孝庄文太后。1643年，李自成率军队攻陷燕京，明朝灭亡。孝庄闻知消息后，立刻建议摄政王多尔衮率大清所有兵马，大举入关，问鼎中原，成功地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遗愿。她告诫多尔衮：入关后必须严明军纪，赢取民心。 顺治元年（1644年），孝庄携6岁的皇帝及大清文武百官，离开盛京，迁都北京。为了让福临当好大清入主中原的第一位皇帝，孝庄选择最有学问的满汉大臣作为福临的老师，尽心培养小皇帝，“令翰林官直宿备顾问，经书史策，手不释卷。”福临每次到皇太后宫问安，总是“长跪受教”。 清世祖顺治成年肖像（公有领域） 孝庄和摄政王多尔衮一起辅佐福临。她采纳明朝降清汉官洪承畴等的建议，任用明朝文臣武将，减轻农民税负。在内对王公大臣普施皇恩，在外实施满汉联姻。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率十万大军，攻克了镇江，围困了南京。一时间朝野震动，顺治惊慌失措，想要退守关外。孝庄斥责他：祖先以勇武得到的江山，怎么可以如此卑怯放弃？少年的顺治，血气正盛，当他激动地要“亲自出征，或生或死”时，孝庄又对他的轻率鲁莽给予劝阻。 在反清势力的纷乱烽烟里，在幼主临朝造成的诸王、大臣人心不稳的情况下，孝庄以超人的智慧、淡定果敢的气度，左提右挈，抚内安外，终于使清政权平稳过渡。 孝庄辅佐康熙   终成大清杰出皇帝 顺治十八年，顺治患天花病亡。年仅8岁的玄烨，在祖母的支持下登上了皇位，改元康熙，48岁的孝庄，成了圣祖母太皇太后。 这时中国已接近统一，但社会上百废待兴，太多地方需要改善和发展，而将这重担全部压在只有8岁的玄烨的肩上，实在不易负荷。为防止外戚干政导致亡国，清初就有后妃不许临朝乱政的规定。将玄烨扶上皇位后，孝庄严守国制，让四位大臣辅理政务，问政而绝不擅权。当时有人上书，劝孝庄垂帘听政，都被她拒绝。 康熙帝便装写字像（公有领域） 玄烨10岁时，生母就亡故了，为使孙儿能完成此艰巨使命，孝庄责无旁贷地肩负抚养、教育、保护和辅助他的责任，培养了他日后作为帝王不可缺少的品质，以及治国安邦的才能。 ...

【解释】：比喻可以达到求官、求名利的便捷途径，也可比喻达到目的的便捷途径。 【成语典故】：成语最早出自唐•刘肃《大唐新语•隐逸》卷十。 终南山距离唐代京都长安很近，常有朝中显要入山寻幽访胜或是烧香拜佛，隐居在此的居士因此颇有入朝为官的机缘，所以终南山一直被当成寻求官职的捷径。卢藏用就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 卢藏用在举进士第后，并未得到重用，所以就隐居在终南山，后来果然被召入宫中任职，从此官途一帆风顺，屡获升迁。 当时有位道士名为司马承祯，隐居在天台山玉霄峰修道，人称“白云道士”。他生性淡泊，不求仕宦，唐朝好几个皇帝多次请他出来为官，都被他谢绝了。 有一次，司马承祯应皇帝的诏书来到都城长安，许多人都来拜会他。三个月后，司马承祯要回去了，右丞相卢藏用也来送行。他用手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那里面有无穷的乐趣，你为什么要回天台山呢？”司马承祯知道卢藏用的用心，于是回答：“依我看，那里应该是求官的捷径吧！”卢藏用不由得感到非常地羞愧。 后来卢藏用因为参与太平公主的谋反被发配岭南。唐玄宗即位后才重新启用他，任命他为黔州都督府长史，但他还未来得及到任，便死去了。    

6月14日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Ⅱ）在位的第70年128天，这让她成为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君主。法国路易十四（Louis ⅩⅣ）是目前有明确史料纪录的君主在位时最长纪录保持人，他于1643年5月14日即位，直至1715年9月1日逝世，享寿76岁，统治时长72年110天。 英国媒体《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报导，伊丽莎白二世于1952年2月6日继承其父乔治六世（George Ⅵ）的位置，成为英国君主，当时她仅25岁。 法国国王乘坐仿制的中国轿子参加活动。（公有领域） 英国不久前举办了盛大的白金禧（Platinum jubilee）活动，庆祝她登基70周年。 法国路易十四在位时间七十二年，是欧洲历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其在位时期被形容为“伟大的时代”、“最开明的时代”和“最接近尽善尽美的时代”。因此路易十四亦被称为“天赐之子”、“邱庇特”（罗马神话的主神）、“阳光之王”、“太阳王”。 身居辉煌的凡尔赛宫中的路易十四与生活在雄伟的紫禁城中的康熙皇帝几乎处在同一个时代。300 多年前，两位历经文化薰陶的东西方睿智君主本着海纳百川的远见卓识和了解对方文明的强烈愿望，开启了两国交流的大门。 1684年，路易还在凡尔赛宫接待了中国耶稣会士沈福宗，此外，路易的图书管理员和翻译，黄•阿卡迪奥，也是中国人。 17世纪前期，法国宫廷刺绣匠师瓦尔利特和园艺家罗宾已创建了刺绣协会，专门向宫廷刺绣匠师提供具有东方风格的刺绣图案和设计风格，由此可见当时法国人对东方艺术的热爱。 17世纪中期，中国瓷器在中国以外的地区仍被视为罕见的珍玩，只有凡尔赛宫这样少数大宫廷才较大规模地陈列和收藏瓷器。宫廷生活里的中国影响几乎到处可见。路易十四本人习惯使用中国或按中国式样制造的家具。 凡尔赛宫内，王后有一整套中国家具。王太子的办公室内，摆放着四把中国扶手椅和若干折叠椅。甚至国王的仆人的家中，也有中国的漆桌、花瓶与挂毯等物品。 中国的金银线刺绣和中国漆器上的金漆彩绘也对17、18世纪的法国绘画、手工艺以及建筑艺术、室内装饰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