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

西汉错金银朱雀玄武青铜灯文/赵睿 中国青铜器始铸于夏，兴盛于商周，到了西汉时期，随着青铜器实用范围的扩大，青铜器制作已彻底摆脱了商周青铜礼器凝重肃穆、神秘守成的风格，继之向式样多变，灵巧轻盈的造型方向发展。诸多灵巧轻便的的青铜生活用器皿也陆续出现，其中包括种类繁多的青铜实用灯具。举世闻名的长信宫灯，连枝灯，人型灯，以及笔者前不久介绍过的具有环保功效的牛形灯及雁鱼灯，都是这一时期青铜灯具的杰出代表。现介绍一件巧夺天工，轻灵通透到极致的西汉错金银青铜朱雀玄武灯，笔者初见此物时，瞪目结舌，惊为神物，不敢独享，特撰文与大家共赏。 这盏朱雀玄武铜灯通高28.5cm，灯盘直径20cm。整体设计巧妙，下以神龟为底座，龟背盘有一条小蛇，龟蛇相拥，似应称为玄武。龟四足稳立，头前伸，口衔耳杯，背驮一支茎状圆柱。柱上端有三片叶，平展外伸，每片叶端各立一只朱雀。朱雀双翅微振，尾部后翘，与其它雀尾相连以增加平衡支撑。每只朱雀头部又顶一条S形螭龙，螭龙颈部撑起环形灯盏。灯盏起双沿，内有三个等距离蜡烛支钉。螭龙与灯盘焊接固定，而与朱雀结合部是以朱雀头上的一小支钉活动性插入龙身上对应小孔。这样整个灯盏部分是活动的，可从朱雀以下的灯座上任意取下。灯盘、螭龙、朱雀、茎柱及龟蛇均满饰错金银图案，整个灯显得富丽堂皇。朱雀灯俯视图，三只朱雀双翅轻展，周身错金银，与灯盏形成“三叉星”图形。 这盏朱雀玄武铜灯的造型设计巧妙的运用等边三角形的对称平衡达到稳定。灯的多处都仅只有三点接触，例如三片叶与茎的接触点，朱雀头部与螭龙的接触点以及螭龙与灯盏盘的接触点。虽然接触点小，但制造工艺精准，三足鼎立，使得整个灯非常平衡稳定。由于各层接触点保持最小，整体造型显得格外轻灵通透，引人注目，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更有甚者，作品的表面装饰使用复杂昂贵的错金银工艺以达到锦上添花的艺术效果，真使人赞叹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从不同角度欣赏此灯，有着不同的艺术效果。笔者惊奇的发现，从上方俯视灯盘，眼前竟然出现了类似“奔驰”车标志的图形。 圆形与三叉星的叠加，给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赏心悦目的感受，是因为见惯了德国豪华车标志的缘故。令人诧异的是，眼前的三叉星，则是中国先民二千年前的创意作品。错金银朱雀玄武灯后面观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四大神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守护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神兽。朱雀守南，代表夏季，而玄武守北，代表冬季。早在夏朝，已有了玄武之词，当时的玄武指的是乌龟。夏禹的父亲鲧被认为是灵龟的化身。而夏朝另一分支涂山氏则以蛇为图腾。随着时间的流逝，玄武逐渐演变为龟蛇一体的形象。到了宋代，道家对玄武更为尊崇，由于对玄字的忌讳，改称之为真武，成了道教的守护大神，供奉在众多的真武庙中。这盏朱雀玄武灯，以南方北方的守护神兽为题材，在照明观赏的同时，也许有着更深层的寓意吧。 在迄今为止众多汉代青铜灯具中，尚未发现类似形式的朱雀玄武灯的报道。此器具有的独特的造型，轻盈飘逸的风格，脱凡超俗的气质，使其充满了艺术魅力，堪与其它国宝级青铜灯比肩而立。它的出现，为东周西汉时期孕育形成的中华灯文化增添了新的实物佐证。 

“调虎离山”是三十六计中的第十五计。原文是“待天以困之，用人以诱之，往蹇来连。”是说战场上若遇强敌，要善用谋略，如果敌方占据了有利地势，并且兵力众多，防范严密，此时，我方不可硬攻，应设计相诱，用假象使敌人离开驻地、引出坚固的据点，或者，把敌人诱入对我方有利的地区，丧失他的优势，使他处处受制，寸步难行，由主动变被动，而我方则可出其不意而取胜。 《孙子兵法》早就指出：不顾条件地硬攻城池是下等策略，是会失败的。敌人既然已占据了有利地势，又作好了应战的准备，就不能去与他争地。应该巧妙地用小利去引诱敌人，把敌人诱离坚固的防地，引诱到对我军有利的战区，我方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利用天时、地利和人为条件，一定可以击败敌人。 以下就是运用“调虎离山”之计而取胜的两个例子。 虞诩增灶 东汉元初二年(公元115年)，羌人入侵武都郡，朝廷任命虞诩为武都太守。 数千羌军在陈仓的崤谷拦截虞诩。这时，羌人士气正旺，又占据有利地势，虞诩进退两难。于是虞诩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扎营。对外宣称，已上书请求援兵，等援兵到后，再动身出发。以此蒙蔽羌军。 羌人见虞诩已停止前进，等待增援部队，就放松了戒备，纷纷离开据点，到附近劫掠财物去了。虞诩乘羌军离开了据点、兵力分散，下令部队日夜兼程行进了一百余里。他命令官兵每人各作两个灶，以后每日增加一倍。沿途今日增灶，明日增灶，迷惑羌军误以为朝廷援军已到，由于羌军自己的力量又已经分散，于是不敢逼近。虞诩顺利地通过陈仓的崤谷，到达郡府，不久大败羌军。 孙策取卢江 东汉末年，诸侯并起，各霸一方。公元199年，孙坚之子孙策，年仅十七岁，年少有为，继承父志，欲向北推进，准备夺取江北卢江郡。卢江郡南有长江之险，北有淮水阻隔，易守难攻，卢江太守刘勋实力雄厚。孙策知道，如果硬攻，取胜的机会很小。他和众将商议，定出了一条调虎离山的妙计。 针对太守刘勋极其贪财的弱点，孙策派人给刘勋送去一份厚礼，并在信中把他大肆吹捧一番。信中说刘勋功名远播，今人仰慕，并表示要与其交好。孙策还以弱者的身份向刘勋求救。他说，上缭经常派兵侵扰我们，我们力弱，不能远征，请求将军发兵降服上缭，我们感激不尽。刘勋见孙策极力讨好他，万分得意。上缭一带，十分富庶，刘勋早想夺取，今见孙策信中所言，认为其软弱无能，免去了后顾之忧，决定发兵上缭。部将刘晔虽极力劝阻，但刘勋根本听不进去，他已经被孙策的厚礼、甜言迷惑住了。 孙策密切监视刘勋的行动，见刘勋亲自率领主力去攻上缭，城内空虚，心中大喜，说：“老虎己被我调出山了，我们赶快去占据它的老窝吧！”于是立即率领人马，水陆并进，袭击卢江，势如破竹，顺利控制了卢江。刘勋猛攻上缭，一直不能取胜。突然得报，孙策已取卢江，情知中计，追悔莫及，但已无家可归，最后投奔了曹操。 

(接上期) 当时，曹操平息北方，中原已大致统一，关中诸侯也顺服曹操，征荆州、下江东开始提到日程上来，遂召集武将商议南征。  夏侯惇进言说：“近闻刘备在新野，每日教演士卒，必为后患，最好早日想办法解决。”  曹操于是命令夏侯惇为都督，于禁、李典、夏侯兰、韩浩为副将，领兵十万，直抵博望城，以窥新野。 华夏五千年文明中人才辈出，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是其中智慧、谋略出众的最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初出茅庐第一功  再说刘备，自得到诸葛孔明，以师礼相待。诸葛亮见刘备兵力不过数千人，于是招募新野三千民众作为民兵，由孔明朝夕教演阵法。刚好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万，杀奔新野。  刘备找诸葛亮商议，诸葛亮开始集众点将。诸葛亮命关羽带一千人马埋伏在豫山，放过先头部队，看到起火，迅速出击。张飞带一千人马埋伏在山谷里，待起火后，杀向博望坡。关平、刘封带五百人马，在博望坡后面分两路等候，敌军一到，立刻放火。又把赵云从樊城调来当先锋，只许败不许胜，诱敌深入博望坡。刘备带一千人马作后援。  诸将按诸葛亮吩咐行事，杀得曹兵丢盔弃甲。诸葛亮初次用兵，神机妙算，大获全胜。关羽、张飞等佩服得五体投地。 曹操兵袭荆州  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曹操亲自率领大约十五六万大军从邺城南下往攻荆州。刘表军队总共不到十万人，且在“不习军事”的刘表带领下，多年没有实战经验，而曹操军多为身经百战的劲旅，占绝对优势。曹操采取快速进攻的方针，大军经叶县(今河南叶县)、宛城，直趋樊城、襄阳，出其不意，攻敌不备，力求一举击溃荆州军的主力，或逼使刘表投降。 八月，刘表病死。刘表有两子，长子刘琦，少子刘琮。刘表派刘琦为江夏太守，死后遂以刘琮为嗣，代领军众。刘表病重时，长子刘琦自江夏前来省视，被遏于户外，不令他与刘表见面。刘表死后，刘琦打算趁奔丧的机会发兵进攻刘琮，但这时曹操大军已经压境了。 早在官渡之战时，刘表部下大员韩嵩、刘先、蒯越等就曾劝刘表归附曹操，刘表没有同意。这时，在曹操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蒯越、傅巽与侨居荆州的大族王粲等人劝刘琮投降，因为曹操打着天子的旗号前来，如果抗拒，有违臣子之道，于理不顺；且以荆楚一州之地抗拒强大的曹操军，没有侥幸取胜的可能；如果利用刘备去抵抗曹操，也是力量悬殊，得胜机会渺茫。即使刘备击退了曹操，他也不会甘居人下，与其受制于刘备，不如早日迎降曹操。于是刘琮决定迎曹操。曹操到达新野时，接受了刘琮的投降。  这个时候，刘备正屯驻樊城，未曾获得曹操军南下的消息，刘琮要投降之事亦无所闻。直待曹操大军到了宛城，刘备才知道刘琮投降的消息，但已无力抵御曹操军，只得匆忙向江陵退却。江陵原是荆州的郡治，那里存有军需物资。  刘备除令关羽率领一支水军乘船数百艘沿汉水南下外，其余主力由自己和诸葛亮、张飞、赵云等率领从陆路撤退。刘琮部下及荆州人跟随刘备南逃的很多，走到当阳(今湖北当阳东)时，队伍扩大到十余万人，辎重也有数千辆，因此行动很慢，一天只能行十几里。  有人劝告刘备撇下大众，迅速去保据江陵。刘备答：“要成就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曹操急于攻荆州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想让刘备在荆州站稳脚。刘备在荆州数年，深得荆州人的敬服和支持，一旦刘备取刘表而代之，占有荆州，对曹操将是一个大麻烦。  曹操知江陵存有军需物资，怕刘备先去占有，急速赶到襄阳，而刘备已过襄阳去江陵了。刘备一路保护着大约十万百姓，行军速度甚慢，曹操得知这个情况，派遣精骑五千急追，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在当阳县长阪赶上刘备。  刘备不敌曹军，只好带领军民逃走，由张飞断后，终于摆脱曹军。但是，刘备已经去不了江陵了，只得斜趋汉津与关羽率领的水军会合，又与来迎接的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会合，一同到夏口(今汉口)暂驻。  赤壁之战  曹操征荆州和刘表死的消息传到江东后，鲁肃请孙权派他以吊丧为名去荆州察探军情。鲁肃到荆州时，曹操已驱军南下。鲁肃与刘备会于当阳，同至夏口，刘备派诸葛亮随鲁肃赶赴吴国，商议联合破曹事宜，同时由夏口移住樊口(今湖北鄂城县西北)。  孙权当时在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诸葛亮见到孙权，陈说孙、刘联合破曹之计：“豫州(指刘备，刘备曾为豫州刺史)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诸葛亮上面这番话，指出刘备虽然在长阪坡不敌曹兵，却依然保有水军和精甲共计万人，而刘琦与江夏的兵马合在一起也不下万人。曹操兵马长途跋涉，已经显露出疲惫，况且曹兵是北方人，不习惯水战，荆州百姓投降曹操是因为曹操兵马强壮，人心并没有归顺。而孙权统领着东吴几万猛将强兵，只要与刘备联合，一定能够击溃曹兵，这样，荆州和东吴的势力必将壮大起来，与曹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势。  孙权听了诸葛亮一席话，心里安定了些。曹操到了江陵，就送信给孙权，内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曹操此次南征刘表，不仅是争荆州，也要拿下江东。曹操信中威胁意味很浓，说他是奉皇帝之命讨伐有罪的，大军南向，刘琮束手投降。目前已经训练好水军八十万人，正好要与孙权在东吴决战。 面对强大的曹军，东吴以长史张昭为代表的大多数的文武名士动摇了，劝孙权投降曹操，唯独鲁肃没有附和。看到众人一片投降言论，孙权低头不语，迟疑不决。  这时，孙权起身如厕，鲁肃乘机追上孙权。孙权意会到鲁肃的心思，就拉着鲁肃的手，问他有什么话说。  鲁肃说，刚才堂上众人一番投降的言论，实在令人失望，尤其对孙权不利。为什么呢？东吴谁都可以投降曹操，唯独孙权不可以。别人投降曹操，依然可以返还乡里，并且继续出来做官，安享荣华富贵，而孙权投降曹操，下场就不一样了，天下虽大，却没有孙权的安身之地。他希望孙权早日下决心，不要采纳投降的策略。  这时，周瑜正外出到鄱阳，鲁肃劝孙权召周瑜参与讨论，因为孙权的兄长小霸王孙策临死前对孙权说过，一旦遭遇变故，内部事务不能决断的可以向张昭请教；对外事务不能决断的可以问计于周瑜。  周瑜当时也下了抵抗曹操的决心，他对孙权说，曹操所谓八十万大军，可能是虚张声势，最多可能只有十五万人，而刘表七、八万刚刚投降的人马忠诚度不够，不可能为曹操卖命。我只要有五万人马，就一定能打赢曹军。  孙权听后非常高兴，说周瑜这番话说到他心里去了。  周瑜、鲁肃和诸葛亮的一番分析，切中孙权的心思，为了表达抗曹决心，孙权拔刀砍去奏案一角说：“诸将吏敢复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  孙、刘联合抗击曹操的协定就此定下来了。曹操由江陵水陆东进，孙、刘联军由樊口、夏口溯流而上。两军相遇于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  曹军战士多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交战之前，军中已疾疫流行。刚一交战，曹军不利，便撤到江北。周瑜部将黄盖针对曹军不习水战，船舰连接一起的机会，建议火攻。周瑜采纳了火攻并诈降之计。  黄盖向曹操送了降书，约定日期投降。到了约定来降的日子，恰逢东南风起，黄盖以斗舰在前，其余船只在后，向江北进发。曹军以为黄盖来降，皆出营观看。离曹军二里来路时，来船同时点火，火烈风猛，船行如箭，直冲曹军船群，烧了曹操的战船，还延及岸上兵营，曹军烧死落水无数。周瑜率军随后攻到，曹军大败。 曹操带领败兵由华容道(今湖北潜江南)撤退，一路大风，天寒地冻，又遇上这一带道路泥泞，步兵携草铺路，总算逃得性命。 赤壁之战虽败，曹操还是希望能保有荆州，留下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然后北回。  孙、刘联军乘胜追击。曹仁困守江陵经年，终因孤军悬远，后援补给困难，撤军北归。但曹操还占有了襄阳，取得以襄阳为中心的荆州北部大片土地。孙权占有江陵、夏口、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荆州东半部。刘备占荆州的南部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今湖南和湖北西部)，以油口(油水入江处，今湖北公安)为驻地，改名为公安。后孙权又把江陵让给刘备。曹、刘、孙三家瓜分了荆州。  赤壁之战之后，刘备的力量得到充实，实力大增，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将势力范围从荆州扩展到西川(益州)，最终建立了蜀汉政权，初步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赤壁之战以少胜多，以弱制强，是脍炙人口的历史事件，不仅历代文人多有诗词文章描述，民间百姓更有戏曲广为传唱，千百年来，已经深入中国人的内心。赤壁之战尤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是诸葛亮充满智慧的故事。  曹操大军压境，东吴人心动摇，大多希望与曹操讲和，这对需要与孙权联合抗曹的刘备方面来说，构成很大阻力。要说服孙权抗曹，首先就要据理力争，让东吴主和的文武名士心服口服。于是，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场景；大江之上，攻防武器首推弓箭，周瑜为十万只箭军需忧愁，诸葛亮签下军令状，承诺三天之内交上十万只箭，遂有草船借箭佳话；火攻曹营，东风最为关键，所谓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是赤壁之战的最大看点，可以说，没有诸葛亮借东风，就没有孙刘联军的赤壁大捷。  《三国演义》中这些与诸葛亮有关的故事，显示诸葛亮具有惊天动地的才学，为后世景仰。 (未完待续) 

文/赵睿 香炉是中国香文化的载体。焚香习俗的起始虽已不可考，但应该是肇始于中国先民采用焚烧的方法来驱逐蚊蝇及生活环境中的秽浊气味的风习。 早在商周之时，古人在祭祀仪式中就有焚香沐浴的礼节，当时的香炉造型大都简单实用。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列国诸侯及贵族对焚香器具的要求也逐步提高，出现了样式各异的香炉。 西汉之前，焚香多采用茅香，也就是将薰香草或蕙草放置在香炉中直接点燃，虽香气浓郁，但烟气较大。汉武帝时，南海的龙脑香、苏合香传入中土后，焚香材料开始特制为香球或香饼。下置炭火将这些树脂类的香料徐徐燃起，香味浓郁但烟火气不大，这使得焚香的用途日趋扩大，王公贵族争相使用，促生了千姿百态，巧夺天工的各式香炉。其中一大类香炉博山炉的出现，是缘始西汉早期对长生不老的追求，按照道士描述的三大仙山之一博山而创造的。博山炉盖的造型设计较为统一，一般都是仙山形状，唯其繁简及精致程度有所不同。而炉体及炉座则众彩纷呈，争奇斗艳。 现介绍一座西汉铜鎏金兽首三足博山炉，其式样奇特，造型精美，小巧玲珑，匠心独具。在设计上运用了空气动力学原理，与一般的博山炉大相径庭。香炉顶部山峰上铸有一只猛兽居高临下，其下为两只狂奔逃命的小动物。 此炉铜质通体鎏金，呈豆形，三足鼎立，高17cm，直径13.5cm。炉盖及炉身两部分铸，以子母口嵌合。半球形的炉身旁铸一兽首，双目圆睁，双耳直立，鼻后翘，须茂密，口微张，与炉腹相通。炉口沿下起一平行棱沿，使炉体为上下两区。炉体以三足支起，轻巧而稳定。炉盖呈博山形，三条弧形裂隙为出烟口，恰似山谷。山峰层峦迭嶂，分为三区，并铸以浮雕状动物三组。其中一组近景为两只鹿藏于山坡后，抬首远眺。远处一只母鹿飞跃而起，回首顾盼两只紧随其后的小鹿。另一组为一只猛兽居高临下，躬身欲跃，其下为两只狂奔逃命的小动物。栩栩如生的画面张力十足，令人爱不释手，叹为观止。 经测试，此炉所具有的独特设计，是为了其形成的烟雾定向往上流动而不是无序弥散。一般的博山炉或香炉置有多个出气孔，烟气逸出后缭绕弥并无固定方向可循，恰似飘飘仙气。设计者别出心裁，将此炉的烟雾出口造成三个狭窄的涡轮片形裂隙，缝口沿山势缓缓上行。每个裂隙底部外侧巧妙的设计了一个片状山峰，起到遮风作用，防止烟气向外弥散及周边的气流影响烟气向上提抽的作用。 当炉内香料点燃时，温度升高，炉外的冷空气经兽口进入炉腹，驱使炉内已产生的烟雾溢出炉盖上的三条弧形出口。三个裂隙状若山谷，两边夹以山峰形成烟道，使烟雾随山谷向上汇集到顶峰。而山顶峰上与三个裂缝相对应的沟壑使散出的烟雾在峰顶汇集而融合为一股烟，笔直向上。随着兽口不断进来的冷空气从下推动，冷热对流，使烟气直冲天际，形成一柱香的效果。笔者惊奇的发现，在燃完一支盘香的功夫，距炉顶正上方四尺有余的天花板上，居然薰出直径约10cm大小的黄色烟迹斑痕。如果没有天花板的阻挡，这柱烟能向上走多高，尚未可知。正如唐代诗人李白《杨叛儿》诗中描述的：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在众彩缤纷的博山炉大家庭中，本器可算是一朵奇葩。不独其造型新颖别致，在二千年后的今天，我们焚香的时候仍能欣赏到其与众不同的一柱烟效果。其所运用的科学原理及恰到好处的艺术效果，定是经过反复试验修改才得到的结果，是中国先民智慧的结晶。称其为国之瑰宝，似不为过。 

文/赵睿 博山炉是香薰中的一个大类别，始于战国时期，完善于西汉，盛行于两汉宫廷贵族生活之中，是中国香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博山，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三座海上仙山蓬莱、博山和瀛洲之一。为追求长生不老，秦汉时的皇帝大都崇信方术方士，热衷于仙丹妙药的练制。方士称在仙山中修练可以成仙而长生，故香炉设计成仙山的造型，称之为博山炉。中层莲瓣上的回首卧鹿及卷草纹上层莲瓣上的立鹿与卷草羽纹 这种追求长生的意愿，促使各种形态各异、巧夺天工的博山炉应运而生。博山炉盖多设计为仙山状，峰峦起伏，草木茂盛，各种飞禽走兽出没其间。当炉腹内焚香时，烟雾从缕空的炉盖孔中飘出，仙气缭绕，香气迷漫，给人以身置仙境的感觉。这类焚香器皿，最初多为铜质素面，西汉青铜铸造中失蜡法的成熟运用，使博山炉造型日趋繁复。除了仙山外，各种禽兽或者人物也融入博山炉的造型。随着工艺技术的发展，表面装潢也逐渐多样化，或鎏金、或错金银、或镶嵌宝石，不同工艺争奇斗艳，使博山炉更为精美，更具有艺术魅力。 本文介绍一件前所未见的西汉鎏金青铜盘龙朱雀博山炉。此器造型优美，气质高雅，金光灿灿，令人惊叹。博山炉高38cm，炉体与炉盖以失蜡法分铸，子母口相接。炉体座为一条盘龙，龙身及三肢盘踞以形成稳定的支撑，头颈部直立，鬃毛飘逸向下，终端卷起，龙口衔一圆柱以顶起半球形炉膛。龙左前腿上扬，与头颈部平行，以在视觉上达到平衡。龙盘着的三肢均为三爪，但仔细观察，上扬的左前肢则有六爪。龙周一身饰细密阴刻鳞片。炉体外为三层浮雕状仰莲瓣，底层莲瓣每个花瓣内以捶揲工艺饰阴刻草叶纹，中层莲瓣饰回首卧鹿及卷草纹，上层莲瓣饰立鹿与卷草羽纹。 博山炉盖形为层峦叠嶂的仙山，山上饰有浮雕灵候五只，姿态各异，或攀爬，或仰卧，铸工十分精美细腻。山峰上阴线草木茂密，飞禽走兽若隐若现。炉盖缕空，共有十二个孔，以供烟气逸出。炉顶端伫立一只朱雀，颔首翘尾，周身及尾部饰细密的阴线翎羽及羽毛。整件作品造型挺拔，气宇轩昂。 西汉时期的铜鎏金应用广泛，工艺日趋成熟。此博山炉通体鎏金，并以阴刻禽兽及草叶卷云纹作表面装饰。这种捶揲錾刻工艺在唐代金银器加工上十分盛行，多认为是沿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技术。本器上显示的錾刻工艺技术虽然在西汉青铜器表面装饰中尚不多见，但确是纯粹正统的本土工艺，比唐代金银捶揲工早了八百年。这说明唐朝金银加工技术是以中国传统工艺为主导而融合了西域风格技巧的艺术结晶。考虑到青铜器硬度远高于金银器，捶揲工艺的难度自然也高出许多。这件博山炉上的捶揲技艺精湛，线条流畅洗练，手法娴熟。特别是在每个莲瓣中刻出的立鹿与卧鹿，栩栩如生，廖廖几刀就活灵活现，加上卷草纹羽纹点缀，构图对称优美，方寸之间大气尽露。以錾刀作画达到这样高的水平，非大师而不能为。这件鎏金盘龙朱雀博山炉集精湛的青铜铸造工艺、华丽的鎏金装饰、炉火纯青的錾刻绘画艺术于一身，堪称国之瑰宝，实为西汉时期博山铜炉的巅峰之作。 

“借尸还魂”是三十六计中的第十四计。原文为：“有用者，不可借；不能用者，求借。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是指凡是自身能有所作为的人，往往难以驾驭和控制，因而不能为我所用；凡是自身不能有作为的人，往往需要依赖别人求得生存和发展，因而就有可能为我所用。将自身不能有作为的人加以控制和利用，这其中的道理，正与幼稚蒙昧之人需要求助于足智多谋的人，而不是足智多谋的人需要求助于幼稚蒙昧的人一样。 以下两例就是运用“借尸还魂”的战术而取胜的例子。曹操画像 曹操挟持汉献帝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曹操胸怀大志，决心改朝换代，统一中原。 曹操一度为自己大动干戈的名义问题而烦恼。他的谋士对他说：“在历史上，晋文帝接纳了周襄王，各地诸侯便纷纷地投靠于他。汉高祖为义帝孝服东征，天下之人都归心于他。自天子蒙难，您首倡义兵以来，无时无刻不感念汉室。现在，天子已到达洛阳，正是您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您若把天子迎奉到许都，至少有三点好处：一可以顺从民心，得到百姓的拥戴；二可以借辅佐天子之机，使各地诸侯顺服；三可以取义于天下，使英才前来投效。到那时谁能与您相比呢？” 曹操闻言大喜，遂亲赴洛阳，将汉献帝奉迎至许都。说是“奉迎”，实际上是“挟持”。自此，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权倾朝野的枭雄。 奉迎天子，以令诸侯，确实有利可图。曹操欲借已经衰落的汉朝之“尸”，还自己成为中原霸主之“魂”。曹操这一谋略对于他日后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刘备名正言顺占荆州 三国时，刘备与孙权联合在赤壁大胜曹操之后，便占领了了荆州。 荆州原是刘表的属地，刘备初来乍到，对当时的混乱局面一时无法控制。名士马良向刘备献计说：“主公如果举荐刘表的儿子刘琦做荆州刺史，那么荆州人一定会心悦诚服。刘表是荆州的故主，刘琦是刘表的儿子，子承父业，名正言顺。这样，孙权就没有借口索要荆州了。”刘备觉得很有道理，便让刘琦做了荆州刺史。果然，荆州的局势很快安定下来，孙权也没有索要荆州。后来刘琦死了，刘备自领荆州牧，长期占据了荆州。 刘备刚入荆州，立足未稳，便借刘表之子刘琦，来收买人心。在这里，刘备借用的只是刘琦的名义，而要达到的是长期占据荆州的目的。一旦刘备站稳脚跟，所借之物也就失去了作用。 

文/楚天  在中华传统礼仪中，对人的行坐举止自古以来就有良训。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弟子规》就有：“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勿践阈、勿跛倚、勿箕踞、勿摇髀”的说法。俗话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正确而有礼的举止和体态，可以使人显得有教养，给人留下文雅得体的好印象；反之，则显得粗俗失礼、散漫轻浮。古语有“站如松、坐如钟”之说，就是对一个人坐立姿势的基本要求。  人的正常站姿要“立端正”，即站得端正、稳重、自然。具体为上身正直，头正目平，面带微笑，下颌微收，肩平挺胸，直腰收腹，身体重心落在两脚正中，从整体上形成优美挺拔、精神饱满的体态，避免出现全身不够端正、双脚叉开过大、双脚随意乱动等无精打采、自由散漫的姿势，否则会被看作不雅或失礼。 日常生活中要时刻注意自己的礼仪。  如果站立过久，可以将左脚或右脚交替后撤一步，但上身仍须挺直，伸出的脚不可伸得太远，双腿不可叉开过大，变换也不能过于频繁。同时，也要避免用一条腿支撑身体斜靠着的疲惫无力的形象，即“勿跛倚”。  人的正常坐姿也要“坐端正”。一般要求上身保持挺直，头部端正，目光平视前方或交谈对象。腰背稍靠椅背，在正式场合，或有位尊者在座时，不能坐满座位，一般只占座位的2/3。两手掌心向下，叠放在两腿之上，两腿自然弯曲，小腿与地面基本垂直，两脚平落地面。两膝间的距离，男子以松开一拳或二拳为宜，女子则不松开为好。非正式场合，允许坐定后双腿叠放或斜放，交叉叠放时，力求做到膝部以上并拢。端坐时间过长会使人感觉疲劳，这时可变换腿部的姿势。  在长者面前，要留意“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守住“长幼有序”的原则，才是懂礼之人。坐的姿势除了要保持端正外，还应做到轻松自如、落落大方，方显得文静优美，谦恭有教养。  

诸葛亮是琅邪阳都（今天山东沂南县）人，是汉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代。父亲诸葛珪，字君贡，是汉末太山（即泰山）郡丞。诸葛亮父亲去世较早，诸葛亮跟着叔父诸葛玄在豫章（江西南昌）、荆州（在今湖北省）等地生活，后来在南阳隐居。  叔父诸葛玄去世后，诸葛亮以种地为生，安家于襄阳城西二十里的地方，诸葛亮称之为“隆中”。诸葛亮喜欢吟诵《梁父吟》，常常将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具有济世之才，被人称作“卧龙”、“伏龙”。 古书中描绘的诸葛亮 当时，曹操已经消灭了北方的袁氏兄弟，占有河北四州，北方大半部分和中原地区都在曹操治下。马超、韩遂则占有西边的关中和陇右，刘表占有南方的荆州，孙权占有东南方的江东。  初平元年（194年），刘表由何进推荐任荆州刺史。刘表对东汉皇帝“不失贡职”，采取保境安民的措施，自初平元年到建安十三年（208年）刘表去世，近二十年间，尽管中原和关中地区迭遭变乱，荆州却比较安定，很多北方人逃难到荆州。刘表虽然能够保境安民，却胸无大志，不敢开疆拓土，而对于投奔荆州的北方才学之士只能够给予赈赡，却不能任用他们。诸葛亮、徐庶、庞统都是一度荟集在荆州的俊杰之士，刘表却一个也没有任用。  官渡之战时，刘备在袁绍帐下。袁绍派他到汝南收编当地的黄巾余部，扰乱曹操后方，同时与刘表取得联系，夹击曹操。官渡之战后，曹操亲自征讨刘备。刘备遂南奔荆州投奔刘表。刘表对刘备的声望有些忌惮，不敢用他，但又想依靠他抵御曹操，就让他屯驻新野。新野在汉水北，与襄阳隔水相望，是荆州的北方门户。  初闻“卧龙”之名  刘备最先是从司马徽那里听说“伏龙”之名的。按照罗贯中《三国演义》的描述，刘备为躲避刘表部将蔡瑁的谋害，马跃檀溪遇到隐士司马徽。 司马徽字德操，号称“水镜先生”，刘备由童子引至水镜居住的庄院时，庄内传出弹琴声，遂侧耳驻足倾听。这时，琴声忽然止住，一人笑着走出说：“琴韵清幽，音中忽起高抗之调。必有英雄窃听。”这人正是司马徽。  司马徽遂问刘备从何而来，刘备谎称偶尔经过。司马徽点破刘备必是逃难至此。  司马徽说，明公大名，如雷贯耳，至今如此落魄，皆因没有人才相助。如今天命有归，龙向天飞，都应在刘玄德身上。他说，对于需要人才的刘备而言，天下奇才如伏龙、凤雏都在荆襄之地。  当晚刘备歇息后，颍川人徐庶也来到庄上，向司马徽陈说投奔刘表失望而回的过程。司马徽有些责备徐庶，说他身怀王佐之才，却不识明主，还去投奔刘表。他说，明主（指刘备）就在眼前，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徐庶连忙称善。 据《三国志》记载，刘备屯驻新野时，徐庶谒见刘备，刘备很器重徐庶，延为宾佐。这时，恰好遭遇曹操部将夏侯惇、于禁引军来攻，徐庶当即为刘备画策，自烧屯粮，出城南走；夏侯惇与于禁以为刘备怯战，麾兵急追，不意伏兵四起，掩击一阵，杀得夏侯惇等七零八落，收拾残众逃回邺中。 刘备见识到徐庶的本领，但徐庶却说自己的本领尚不及诸葛亮，于是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刘备希望徐庶去请诸葛亮过来。徐庶对刘备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往驾顾之。”这话是说，诸葛亮不是一般人，必须刘备亲自登门拜访，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请到的。 这样，诸葛亮人还没有出现，名声已经深深印在刘备的心上了。  刘备三顾茅庐  在隐士司马徽和徐庶的推荐下，刘备下决心登门拜访诸葛亮，完成心中匡济天下的志愿。  建安十二年（207年）深冬的一天，刘备带着关羽、张飞到隆中寻访诸葛亮，不凑巧的是，诸葛亮已经出门了，三人只好扫兴而归。  刘备回到新野，不断派人到隆中打听诸葛亮何时在家，得知诸葛亮外出已经回到家时，刘备当即决定第二次到隆中拜访诸葛亮。  时令正值隆冬，天气严寒，彤云密布，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而降。尽管刘备事先打探消息，诸葛亮这次又临时出游了，他们只见到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寒暄并交谈一阵之后，只好留下一封信托诸葛均转交。  建安十三年（208年）春，刘备更衣备马，第三次去拜访诸葛亮。刘关张三人飞马直奔隆中，来到诸葛亮的草庐前。此时诸葛亮正在午睡。刘备唯恐打扰诸葛亮，不顾路途疲劳，屏声敛气地站在门外静候，直到诸葛亮醒来才敢求见。 未出茅庐 已知天下三分  午睡醒来，诸葛亮问童子有无访客，回答说刘皇叔在外面等候多时了。诸葛亮忙到后堂整顿衣冠，出来迎接刘备。诸葛亮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好似神仙。  刘备与诸葛亮二人叙礼完毕，分宾主坐下，童子献茶。  刘备对诸葛亮说，眼下汉室倾覆在即，备不量力，想施展抱负挽救天下危亡，苦于自己才疏学浅，至今没有任何成就。希望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这个抱负。  诸葛亮回答刘备说，曹操在北方拥有百万之众，利用皇帝的威望发号施令，刘备根本无法与之争锋；孙权在江东，已历经三世，根基牢固，刘备只能与孙权联合，而不能对其有所图谋。刘备唯一可以利用的是荆州和益州。荆州是兵家必争的用武之地，益州凭据山川的险阻，保有千里肥沃的平原，可谓天府之国。现在占据这两处地方的分别是刘表、刘璋，皆暗弱不能守成，这正是刘备攻占荆、益之地的良好时机。占有荆、益两地之后，向西可以联合诸戎，向南可与夷越交好，外结孙权，内修政理，一旦天下出现变故，就可以从荆、益两路出兵中原，成就大业，复兴汉室。  《三国演义》还增添了一个细节：诸葛亮说完上面这番话后，让童子取出一轴画卷，挂于中堂，对刘备说：“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也称作“草庐对”，从草庐对的内容来看，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  诸葛亮这一席话使刘备茅塞顿开，于是恭敬地请诸葛亮出山相助。以后的三国鼎立之势，果如诸葛亮“隆中对”所分析的那样。 (未完待续) 

娱乐圈中有不少明星收藏家，他们的收藏品小至电影剧本，大至古老木材、建筑物，应有尽有，真是说得出口的东西都有。当中以张信哲、伊能静的最具收藏及欣赏价值；郭富城与刘嘉玲的最实用；林志颖的最具回忆；强尼•德普(Johnny Depp)的最意想不到。 周润发闲暇时喜欢收藏汽车，尤其是古董车及维修用的零件，每次外出，他都会买许多汽车指南的专业书籍。而发仔花费最多的，就是在那四辆名牌古董车上，它们每年的维修费用已不是笔小数目。虽然是昂贵的费用，但是古董都能镇店，更何况是保家宅平安了。刘嘉玲爱收藏名表 原来张信哲与伊能静都是名古董收藏家，只是张信哲的古董是能供博物馆展览的中国古代清朝皇家贵族服饰，伊能静则偏爱能融入家中的西方古董家具和灯饰。 张信哲去年办了一场个人珍藏展，拍卖收藏20多年的清代龙袍、女袍、袈裟、贵族用的烟袋、香囊等过百件珍品。他表示外曾祖母小时候用过的绣花鞋、肚兜是其首批收藏品，除纺织品外，其后又收藏家具、文房用品等。伊能静摆放了40多盏古董灯在家，每次点亮所有灯便要花上半个多小时。 刘嘉玲爱收藏名表，源自小时间在乡间经常听妈妈说往事，当中最深刻的就是手表，长大后便渐渐在这方面作出研究和收藏，一来方便于不同场合佩戴，二来保值，三来又可当作是投资。时至今日，她不但成为名表代言人，更与国际品牌合作推出其设计的限量版名表，大受用家欢迎。 没有明星不爱用太阳眼镜来增添星味！郭富城喜欢购买不同款式的太阳眼镜，据知至今已收藏了上百副，以便配衬不同服饰、发型及妆容。 黎姿对眼镜也有偏爱：“我很喜欢买太阳镜，一见到有趣的便买，绝不手软，不过，平时又不常戴，十分矛盾。”原来她上街才会戴太阳镜，而日常常常拍剧集，除非拍外景，否则进录影厂根本不用戴太阳镜，收工又是深夜，就算戴的话，由于工作着装随便，与出席记者会拍照不同，随便一副即可，因此造成有些眼镜常戴，而另一些则很少戴。她有几十副样式不同的太阳镜，全放于盒内，有人笑她可以开眼镜店。由于在众多款式的眼镜中，她较喜欢一款椭圆形的潜水镜，另一款细小圆形、白框尖角的眼镜亦十分可爱，黎姿戏称之为“女飞侠”眼镜。 

文/赵睿 二零一四年中国收藏界的大事莫过于国宝青铜重器皿方罍器身与器盖分离近百年后回归湖南，实现了身盖合一，完罍归湘的梦想。这年三月份，经湖南省收藏家及湖南省博物馆多方几个月的努力，通过私洽方式使国宝皿方罍器身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预展后又撤拍，国宝回国，值得庆幸。这件国宝背后的传奇故事跌宕起伏，曲折离奇，使人津津乐道且已多有报导，这里就不赘述了。 笔者有幸见到一件铸工精美，凝重大气的商晚期青铜方罍。这件方罍与皿方罍造型及纹饰几乎完全一样，范铸工艺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是商晚期青铜礼器的典范之作。这件方罍高47cm，器盖分铸，为庑殿顶形，器身直颈，圆肩，方体，腹下收，高扉棱，方圈足略外撇，扉棱为长条钩㦸状。整体以商晚期青铜器常用的“三层花”装饰，即扉棱及兽首鋬等立雕为第三层，各种兽面纹夔龙纹及鸟纹浮雕为第二层，细致的云雷纹线雕为第一层装饰。从上向下，纹饰可分盖纽、器盖、颈、肩、腹、足共六个区，每区纹饰多寡不一，各种纹饰参差交错，美不胜收，摄人心魂。除了其形体较皿方罍小一些，此方罍肩部有四个兽首鋬，其中两个为环形但无套环。与皿方罍不同的是，此器下腹部正背面各有一个环形兽首鋬，而皿方罍仅有正面兽首。此外，皿方罍的颜色黑亮，为黑漆古，是在南方酸性土壤中埋藏上千年形成的。本器的绿色底子则是在北方碱性土壤中形成的，说明此罍从制作到出土始终在北方。 青铜罍是流行于商周时的盛酒器，在历史上流行时间较短，有圆形及方形之分，是等级较高且少见的青铜器皿。特别是方罍，由于制作难度高，技术最为复杂，更是十分稀少珍贵。据史书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汉文帝之子梁孝王刘武的后代为了争夺铜罍而发生了宫庭流血事件。这说明在当时，铜罍已是十分显要的青铜重器，重要到王家子弟可以为之搏命的地步。查询中国青铜器全集及近十几年来拍卖记录，所见的方罍屈指可数，尚未见类似皿方罍及本器这种高扉棱，满花装饰的方罍，因此本器属十分罕见的青铜器珍品，代表了中国商代青铜文化巅峰水平。 二十世纪以来，湖南境内出土了几件商代青铜重器，除了皿方罍外，著名的虎噬人卣及人面方鼎均在湖南出土。关于湖南商周青铜器的来源，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中一种看法认为，这些青铜礼器并非是在当地铸造的。 夏商周之时，长江以南尚属蛮荒之地，青铜铸造仍处萌发期，只有地处中原的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发达，青铜铸造工艺达到了高峰时期。据此推断，在湖南出土的这几件青铜礼器很有可能是从中原运到南方，通过祭祀山川而用来镇守边疆的。支持这种学说的证据是这些青铜重器多单件发现于山巅，而非墓葬所发现的成组器皿。山川祭祀及镇守边土对于古人来讲是神圣的，只有铸造精美的青铜重器才值得千里迢迢的从中原运来，用以担任护佑疆土的重责。皿方罍系在中原所制似无争议，由其主人皿氏家族肩负特殊的使命长途跋涉而带到湖南。而型制纹饰相同的本件方罍应为同期同地所造，但其一直留在中原而由当地贵族使用珍藏。 

文/周安达 曾国古称“隋”、姬姓。乃周王朝安插在“楚”周边的“侯爵封地”，即史上的“汉阳诸姬”之一。疆域在湖北阳、隋册、京山及河南新野。“汉阳诸姬”的分封，属周王朝意在对“楚”的监督、控制、防范；以及令该地区诸国间之平衡与相互制约。最终“汉阳诸姬”均被楚陆续兼并。 曾、楚青铜工艺到战国早期，风格已非常相近：均崇尚、追求精致繁褥之美；偏向于丽、丰富、奇诡的审美心理；着意于微、中、宏大的穿越、密织特效，因此呈现了（明显有别其它各国、各时期的青铜器）所独具特有的风格－－抽象、多层次、细密到极致，令无论具何等修养的观者，都会为之惊叹、倾倒的绝佳效果！ 此曾侯乙豆的装饰手法多样，有乳钉纹、圆涡纹、重环纹、环带纹、蟠龙纹、鳞纹、粒粟纹、勾连纹、凸弦纹等，在青铜器中实属罕见！ 豆的两耳各有一独角大蟠龙，龙的造型呈三个S形曲线、龙身饰三个层次，大、中、小优美的勾连、穿插纹样；蟠龙上攀立两只向外引颈的瑞兽，兽体上亦布满精致的纹样；在两只瑞兽的后臀部位，盘踞一只大耳、巨角的吉兽，吉兽小而精、只见头、角而不见其身。 正是这各有一龙、三兽的组合所构成的双耳，为豆体增添了无穷的、无法言表的风格！这极其美妙的波动曲线，使豆体别开生面，呈现令人陶醉的灵动！ 豆的上盖边缘，铸有三个卷纹、变形吉兽头，令盖稳扣于豆的上口；盖中央铸一穿孔环栓(穿绳后用作此盖之开合)；环栓被一大圈正圆、精美的结绳纹围绕；结绳纹内、盘曲四条繁巧华丽的蟠龙，造型十分别致、高雅；构图极为严谨、曼妙。 蟠龙间布满圆涡纹、三角纹，并与蟠龙身上那细密纹样、凭借圆旋纹、卷角纹、蝌蚪纹相互交织、连接、互为上、下、表、里，构成四个层次的“浮雕”空间！圆结绳纹外围，饰有变形蟠蛇纹、圆涡纹、珍珠纹、卷尾珠纹、粒粟纹、乳钉纹、重环纹，并以各种弦纹布满整个空间。 豆体的上半部，与盖的外缘部分之纹饰大体上相同，若以45°角观之，亦极具生动、活泼的四层次感！ 此豆的底部呈大盘状，令豆体构成十分稳重的效果。底盘上饰有连凤纹，连凤纹间布满大粒珍珠地。此珍珠地装饰纹样，在青铜工艺装饰中尚属首见！此前，古物鉴定领域一直持：“珍珠地装饰纹样始见于南北朝；盛于唐；没于寮晚期”之观点，如此，已被郭沫若笑称“珍珠地老寿星”！而曾侯乙“蟠龙、瑞兽双耳”豆的发现，又将珍珠地装饰手法一下子向前推了近千年，现在应该惊奇的称珍珠地为“太上老寿公了”！此器下腹部所铸的11字铭文：“之宫曾侯乙佑持用终”。 曾侯乙“蟠龙、瑞兽双耳”豆运用了“失腊法”、“铸镶法”、“分铸与焊楼法”，令青铜工艺达到炉火纯青之境地！此乃世所罕见的艺术珍品！ 到目前为止，属于“曾侯”一级、只有“曾侯乙”诸器，其它均为曾国士、大夫等级的陪葬器。此曾侯乙“蟠龙、瑞兽双耳”豆，堪属中华青铜重器中最精美、纹饰最复杂的顶级稀世珍宝之一！ 此器下腹部铸有：“之宫曾侯乙佑持用终”11字铭文。 

苏东坡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诗人，又是一名画家。有一次，他给自己的儿子苏过传授作诗、绘画的诀窍。 苏东坡说，写诗和绘画有一个重要诀窍，就是，观察仔细，想像具体；移情入物，形神兼备。比如描写一朵牡丹花，就要酷似牡丹，不能让人看了以为是梅花或丁香花。这就叫做形似。同时，还得培养想像力，为了描绘一条鱼，就应了解鱼的特性，把自己想像成鱼，在水中游来游去，徜徉自得，藉以体验鱼的神情，分享鱼对潮水、风雨、光线和食物的具体反应。作者唯有明白鲑鱼跳滩的喜悦，知道它多么兴奋，才可濡墨挥毫。否则，他就不可能把鲑鱼写活，任凭他把鱼鳞、鱼鳍画得多么精确，那鱼还是死的，因为它徒具形似，未能传神。苏轼画像 苏过接受了他父亲传授的这一经验，认真实践，后来果然成为诗人兼画家，著有《斜川集》二十卷传世，被人誉称为“小坡”。 苏轼教子成功的这一事实，证明了他的创作经验是正确的。特别是他所说的，作者为求神似，要把自己想像成描写的对象，做到移情入物，确属精湛深切，很有见地。 体物入微 形神毕现 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的心理学家、美学家立普斯在美学领域中创立了“移情说”，确有较大贡献。其实立普斯的“以人度物，物我交融”的观点，苏东坡远在十一世纪就已经悟得，并有所阐述了。他不仅在给儿子传授经验时，谈到过这个见解，还在题咏文与可画竹的诗中，写道：“（文）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在这首诗中，苏东坡正确地总结了我国著名画家文与可的创作经验，记载了文与可作画时，移情入物、以人度物的真实情景，“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由于体物入微，使创作达到了千姿百态、变化无穷而又形神毕现的妙境！ 移情入物，就是作者把自身的情感，“经由某一种暗换，付予了自然界的对象”，使 “无情之物”呈现出“有情色彩”，以便达到写景状物栩栩如生的妙境，更加有力地感染读者。 宋代诗人黄鲁直的七绝：“故人去后绝朱弦，不报双鱼巳隔年。邻笛风飘月中起，碧云为我作愁天！”诗人与他的朋友，一年多来音信断绝，思念得好苦！以致在仰脸望天时，觉得碧云也愁眉不展，天空是满面苦情。其实，天空、碧云，本无所谓愁与不愁，只是诗人“移情入物”罢了。 有个作家曾经说过：文艺无诀窍，倘有，则父亲是作家，父传子授，儿子也一定是作家无疑。那种一教而成，转手生效的创作诀窍，确然无有。但是话不能讲绝对了。一般规律和基本技巧，还是有的，比如，苏轼所说的“观察仔细，想像具体，移情入物，形神兼备”便十分重要。苏过遵教而行，获得成功，也是事实。 苏轼教子学艺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文/宇祥  王维，字摩诘，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多才多艺，诗书画音律兼善。他一生“好道”，15岁时作诗所写“自有山泉入，非因采画来”，即反映出其少年时胸中便有自然丘壑。唐代宗誉其为“天下文宗”，杜甫也称他“最传秀句寰区满”。 王维天性至孝，侍奉母亲崔氏，其母笃信佛法，王维受其母影响，“与弟缙齐名，资孝友……兄弟皆笃志奉佛”（《新唐书》）。他的善念逐渐使他走上了修佛的道路，清心寡欲，过着亦仕亦隐的生活，每天退朝回府，便焚香静坐，屏除妄念，诵读佛经。以修心向善、宁静淡远的超然心境，感受到生命的“真意”和世界的神妙，聆听到天籁之音。因其在诗书画乐等方面均有较高成就，被苏轼称赞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根据王维的诗作《积雨辋川庄作》所画的《王维诗意图》(部分) 王维留下许多千古名诗和传世名画。他把诗画艺术融为一体，把“诗境”带入画境，使画意更为充实、隽永；把“画境”融入“诗境”，使诗意更为形象、精妙。无论是雄奇壮观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象，还是细致入微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恬静与流韵，他都能营造意与景的空灵秀美。其作品体现最为显著的就是一个“境”字，被誉为“意趣幽玄、妙在文字之外”。 他隐居山水之间修身养性，更使他愉悦的是，山中有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如裴迪、崔兴宗、储光羲、卢象、张湮等。他在《山中与裴秀才书》、《燕子龛禅师》和《游悟真寺》等诗中描述了与友人在一起的种种场景：或吟诗唱和、作画抚琴；或共泛轻舟赏清风明月；或攀至山顶一览众山小，赏奇峰云雾、听山泉叮咚；或与仙人下棋，与樵夫攀谈，与飞鸟嬉戏。春赏山花烂漫，夏饮清泉甘露，秋闻长空雁啼，冬至雪中观竹。他寻道访道，写下了“与我同心人，乐道安贫者”（《过李揖宅》），“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桃源行》）。 人们称王维“诗中有画”，而且是“有声画”，读其诗就仿佛一幅幅图画呈现在眼前。其诗清逸脱俗，达到了澄澈之境，如他在《青溪》中写道：“言入黄花川，每逐青溪水……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诗人笔下的青溪，既宁静，又活泼，既幽深，又素净，从其不断流动的韵致中，呈现出不同天然景致的画面，表现出其鲜明个性和盎然生意。青溪为什么能这样吸引人呢？是因为诗人于山林溪壑中寄托了自己的心志、不与世俗合流，青溪在这里是诗人心境的写照——就像清澈溪水般澄净、安然，心境、物境在这里已融合为一了。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是一种“空”“静”之美。但他诗中讲求的“空”并不是无有的“空”，而是有生命力的“空”，使人在宁静而充满生机的山水中，感受到自然造物的生生不息。诗人在审美上以虚静为怀，以静心而达到彻悟佛理及人生要义，心中充满光明，包含万有，以这种心境去观察景物，景物亦呈现“虚静”和“空明”。如他在《积雨辋川庄作》中写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白鹭飞行，黄鹂鸣啭，诗人置身于这世外桃源般的辋川山庄隐居修行，感到无穷的乐趣，而这是在这山中“习静”、“清斋”的结果。 其诗经常出现空山、空林、空翠……等意象，描绘出一种蕴涵自然界万籁之声的生机景象：“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以动衬静，空谷传音，愈见其空；人语过后，愈添空静。“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细致描绘出人在山色浓翠欲滴的山路上行走时那种微妙的湿衣之感。“清川兴悠悠，空林对偃蹇”（《戏赠张五弟湮》），纵使世事纷纭，然怀一颗清静之心即可于清幽之境中自在遨游。“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暝》），新雨涤去山中尘埃而愈益清明，抛弃物欲纷扰洗尽心境方显澄净广阔。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读其诗使人宛若身临其境，仿佛听到了“静”的声音，闻到桂花的芳香，由于太静了，甚至于月光可以惊起山鸟。“秋天万里净，日暮澄江空。清夜何悠悠，扣舷明月中。”（《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綦毋潜辞官归隐，王维赋此诗相送，烘托出友人在悠悠清夜、皎皎月光之下驾一叶扁舟，扣舷而歌，荡漾在如烟似雾的江波中，其心境如澄江般洁净，不同流俗。 其诗有时像一幅典型的水墨淡彩画，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汉江临泛》）江流无尽，好象流出了天地之外，远山蒙蒙，时隐时现，以郡邑浮沉极写水势的浩渺，表现出“前浦”波澜壮阔、浩渺连天的风貌。其诗有时又像一幅典型的工笔重彩画，如：“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田园乐》）诗中用“红”、“绿”颜色着色，雨后的桃花格外芬芳，碧绿的柳丝笼罩在一片若有若无的水烟之中，使人看到辋川的阳春美景，闻花香鸟语，感受到辛勤劳作的淳朴村民浓郁的生活气息。 其诗除了具有一种平和之美外，还有一种韵外之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走到水的尽头而坐看行云变幻，柳暗花明，见妙境之无穷。“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送樟州李使君》），无论一山一石、一花一木、一虫一鸟，都与其心境契合。古诗中白云常被引用为隐逸、仙家之意象，司空图《诗品》中用“白云”喻“超诣”的神韵，说“如将白云，清风与归”，王维在诗中取意象最多的是云，如：“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王维的“画中有诗”。山水画家讲究因心造境，心中要容纳天地万物，才能做到吞吐自如、来去无阻，将大自然中的一山一水，选撷其内美神韵，将其升华为一种境界、气象、格调。王维说：“胸次洒脱，中无障碍，如冰壶澄澈……故落笔无尘俗之气。” 其画论倡导清幽绝俗的意境。他在《山水诀》中说：“凡画山水，意在笔先”、“夫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他以素朴清新的画面意趣，以水墨渲淡的写意画风，被后世称“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唐朝名画录》称其“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他常选择诸如“山川秀逸”、“寒山古寺”、“溪涧飞瀑”、“烟霞深处”等意象，表达出一种象有限而意无边的艺术效果。他画水墨也画青绿山水，其水墨画特征“草本敷荣，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风不待五色而萃。” 他在辋川清源寺里作《辋川图》，共绘辋川二十景，画面群山环抱、古树参天、亭台楼榭、偶有舟楫过往，可谓幽静之至，却富有生机，给人精神上的陶冶和身心上的审美愉悦。朱景玄评其“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使人联想到其诗“高馆临澄陂，旷然荡心目。淡荡动云天，玲珑映墟曲”。 其画《山阴图》画中意象简单明了：在平坦山丘上，几棵古槐稀落其间，两人对座相谈，一人隔溪独望前山风景，后倚几枝古松，清旷高远。树石用中锋，墨色平淡，重视转折顿笔，山石绿色渲染由淡到无，远处山林云烟飘渺。使人自然想起他的诗意：“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 其画《江山雪霁图》，天高淡远，含万千气象于幽深静穆之中。画中绘雪山绵绵，重峦叠嶂，古树伫立于山间坡上，树梢、山顶覆盖着皑皑白雪，小径之中有行旅人迎寒冒雪经过，构成一幅山峦素裹，疏木多姿，溪水纯净的图景。雪原、屋舍、行人、孤舟等布局随意而不乱章法，意境深远宁谧，体现了其明心见性的修养，也为欣赏者创造了广袤的意象空间。 历代文人雅士爱竹。竹有凌霜傲雪、经冬不凋，“虚心”、“正直”和“有节”等品格。王维画竹气韵生动，形神兼具，苏轼称其壁画雪竹“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画与诗的交融，在王维《竹里馆》这首诗里结合臻于完美：“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幽篁（幽深的竹林）、深林、明月，和前景中独坐、弹琴长歌的诗人自己，浑然一体，诗人听竹萧萧，感竹清韵，胸无尘滓。没有刻意寄寓，而意韵深长。 王维在《山水诀》中写道：“或咫尺之图，写百千里之景。东西南北，宛而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笔下。”使人于有限画中获无限之境，感受无穷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史载他作画不拘泥具体物象，画物不问四时，曾把芭蕉与寒梅画在一起于雪景中，“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宋代沈括谓之“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其下笔有神，“气韵高清”的美学意境，同样成为一种典型的盛唐之音。 他写了“北窗桃李下，闲坐但焚香”“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修炼使他“静则生慧”，体物精细，状写传神，以致达到了“眼空今无染，心空安可迷。”（《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他在《偶然作六首》中写道：“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他看到了自己宿世的因果，自己多世转生都是文人，而前世是个画家，以前多世的这些习惯没有改掉，这一世偶然的又被世人发现了。以坦然平和的态度表现出其对世事人生的感悟，不在乎世间的虚名，走返本归真之路。 他明了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和善恶有报的道理，“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旧唐书》），劝勉亲朋好友要信奉佛法，修持心性，慈悲心志，切不可执着名利，否则自招灾祸。其诗画的意境无不是其高尚而祥和心境的自然流露，自然能够打动人心，从其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其纯净的心态和向道的精神，追求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境界，追求美好和光明。 

“打草惊蛇”是兵法三十六计的第十三计。原文为：“疑以叩实，察而后动；复者，阴以谋也。”是说有怀疑就要侦探确实，待情况完全掌握再行动。反复侦察，而后采取相应的行动，实际是发现隐藏之敌的重要手段。   打草惊蛇，语出段成式《酉阳杂俎》：唐代王鲁为当涂县令，搜刮民财，贪污受贿。有一次，县民控告他的部下主薄贪脏。他见到状子，十分惊骇，情不自禁地在状子上批了八个字：“汝虽打草，吾已惊蛇。” 打草惊蛇之计，一则指对于隐蔽的敌人，己方不得轻举妄动，以免敌方发现我军意图而采取主动；二则指用佯攻助攻等方法“打草”，引蛇出动，中我埋伏，聚而歼之。 【典故一】 公元前627年，秦穆公发兵攻打郑国，他打算和安插在郑国的奸细里应外合，夺取郑国都城。大夫蹇叔以为秦国离郑国路途遥远，兴师动众长途跋涉，郑国肯定会作好迎战准备。秦穆公不听，派孟明视等三帅率部出征。蹇叔在部队出发时.痛哭流涕地警告说，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 果然不出蹇叔所料，郑国得到了秦国袭郑的情报，逼走了秦国安插的奸细，作好了迎敌准备。秦军见袭郑不成，只得回师，但部队长途跋涉，十分疲惫。部队经过崤山时，仍然不作防备。他们以为秦国曾对晋国刚死不久的晋文公有恩，晋国不会攻打秦军。 哪里知道，晋国早在崤山险蜂峡谷中埋伏了重兵。一个炎热的中午，秦军发现晋军小股部队，孟明十分恼怒，下令追击。追到山隘险要处.晋军突然不见踪影。孟明一见此地山高路窄，草深林密，情知不妙。这时鼓声震天，杀声四起，晋军伏兵蜂涌而上，大败秦军，生擒孟明视等三帅。 秦军不察敌情，轻举妄动，“打草惊蛇”终于遭到惨败。当然，军事上有时也可故意“打草惊蛇”而诱敌暴露，从而取得战斗的胜利。 【典故二】  公元1642年，李自成率部围困开封。崇祯皇帝连忙调集各路兵马，援救开封。李自成部已完成了对开封的包围部署。明军二十五万兵马和一万辆炮车增援开封，集中在离开封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 李自成为了不让援军与开封守敌合为一股，在开封和朱仙镇分别布置了两个包围圈，把明军分割开来。又在南方交通线上挖一条长达百里、宽为一丈六尺的大壕沟，一断明军粮道，二断明军退路。明军各路兵马，貌合神离，心怀鬼胎，互不买帐。 李自成兵分两路，一路突袭朱仙镇南部的虎大威的部队，造成“打草惊蛇”的作用，一路牵制力量最强的左良玉部队。 击溃虎大威部后，左良玉果然因被围困得难以脱身，人马损失过半，拼命往西南突围。李自成故意放开一条路，让败军溃逃。哪知，左良玉退了几十里地又遇截击，面临李自成挖好的大壕沟，马过不去，士兵只得弃马渡沟，仓皇逃命。这时等在此地的伏兵迅速出击，明军人仰马翻，尸填沟堑，全军覆没。 

赵胜（约公元前308年－251年），战国四公子之一，赵国贵族。赵武灵王之子，惠文王之弟。因贤能而闻名。封于东武（今山东武城），号平原君。 他礼贤下士，门下食客至数千人，和朋友关系处理的很好。但不注意礼貌对待平民，后在一名门客的指导下和平民搞好了关系，威名大震。 赵胜初为赵惠文王之相，赵惠文王死后，又为赵孝成王之相。赵孝成王七年（公元前259），长平之战后，秦军进围赵都邯郸（今属河北邯郸），形势十分危急。赵胜尽散家财，发动士兵，坚守城池，长达三年之久。赵王派赵胜向魏和楚求援。九年，食客毛遂自告奋勇，同赵胜去楚国求援，说服了楚王，派春申君率军救赵。此即“毛遂自荐”。援军到来之前，邯郸城内兵困粮尽，赵胜尽散家财，发动士兵坚守城池。直到楚军和魏信陵君援兵赶到，解邯郸之围。描写“毛遂自荐”的绘画 毛遂自荐 秦国围攻邯郸时，赵王曾派赵胜去求援，当时拟推楚国为盟主，订立合纵盟约联兵抗秦，赵胜约定跟门下有勇有谋文武兼备的食客二十人一同前往楚国。赵胜说：“假使能通过客气的谈判取得成功，那就最好了。如果谈判不能取得成功，那么也要挟制楚王在大庭广众之下把盟约确定下来，一定要确定了合纵盟约才回国。同去的文武之士不必到外面去寻找，从我门下的食客中选取就足够了。”结果选得十九人，剩下的人没有可再挑选的了，竟没办法凑满二十人。 这时门下食客中有个叫毛遂的人，径自走到前面来，向赵胜自我推荐说：“我听说您要到楚国去，让楚国作盟主订下合纵盟约，并且约定与门下食客二十人一同去，人员不到外面寻找。现在还少一个人，希望您就拿我充个数一起去吧。”赵胜问道：“先生寄附在我的门下到现在有几年啦？”毛遂回答道：“到现在整整三年了。”赵胜说：“有才能的贤士生活在世上，就如同锥子放在口袋里，它的锋尖立即就会显露出来。如今先生寄附在我的门下到现在已三年了，我的左右近臣们从没有称赞推荐过你，我也从来没听说过你，这是先生没有什么专长啊。先生不能去，先生留下来。”毛遂说：“我就算是今天请求放在口袋里吧。假使我早就被放在口袋里，是会整个锥锋都脱露出来的，不只是露出一点锋尖就罢了的。”赵胜终于同意让毛遂一同去。那十九个人互相使眼色示意，暗暗嘲笑毛遂，只是没有发出声音来。 等到毛遂到达楚国，跟那十九个人谈论、争议天下局势，十九个人个个佩服他。赵胜与楚王谈判订立合纵盟约的事，再三陈述利害关系，从早晨就谈判，直到中午还没决定下来，那十九个人就鼓动毛遂说：“先生登堂。”于是毛遂紧握剑柄，一路小跑地登阶到了殿堂上，便对赵胜说：“谈合纵不是‘利’就是‘害’，只两句话罢了。现在从早晨就谈合纵，到了中午还决定不下来，是什么缘故？”楚王见毛遂登上堂来就对说：“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回答说：“这是我的随从家臣。”楚王厉声呵叱道：“怎么还不给我下去！我是跟你的主人谈判，你来干什么！” 毛遂紧握剑柄走向前去说：“大王敢呵叱我，不过是依仗楚国人多势众。现在我与你相距只有十步，十步之内大王是依仗不了楚国的人多势众的，大王的性命控制在我手中。我的主人就在面前，当着他的面你为什么这样呵叱我？况且我听说商汤曾凭着七十里方圆的地方统治了天下，周文王凭着百里大小的土地使天下诸侯臣服，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士兵多吗，实际上是由于他们善于掌握形势而奋力发扬自己的威力。如今楚国领土纵横五千里，士兵百万，这是争王称霸所凭借的资本。凭着楚国如此强大，天下谁也不能挡住它的威势。秦国的白起，不过是个毛孩子罢了，他带着几万人的部队，发兵与楚国交战，第一战就攻克了鄢城郢都，第二战烧毁了夷陵，第三战便使大王的先祖受到极大凌辱。这是楚国百世不解的怨仇，连赵王都感羞耻，可是大王却不觉得羞愧。合纵盟约是为了楚国，不是为了赵国。我的主人就在面前，你为什么这样呵叱我？”听了毛遂这番数说，楚王立即改变了态度说：“是，是，的确像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一定竭尽全国的力量履行合纵盟约。”毛遂进一步逼问道：“合纵盟约算是确定了吗？”楚王回答说：“确定了。”于是毛遂用带着命令式的口吻对楚王的左右近臣说：“把鸡、狗、马的血取来。”毛遂双手捧着铜盘跪下把它进献到楚王面前说：“大王应先吮血以表示确定合纵盟约的诚意，下一个是我的主人，再下一个是我。”就这样，在楚国的殿堂上确定了合纵盟约。这时毛遂左手托起一盘血，右手招呼那十九个人说：“各位在堂下也一块儿吮盘中的血，各位虽然平庸，可也算完成了任务，这就是所说的依赖别人的力量来完成自己的任务吧。 赵胜确定了合纵盟约便返回赵国，回到赵国后，说：“我不敢再观察识别人才了。我观察识别人才多说上千，少说几百，自认为不会遗漏天下的贤能之士，现在竟然把毛先生给漏下了。毛先生一次到楚国，就使赵国的地位比九鼎大吕的传国之宝还尊贵。毛先生凭着他那一张能言善辩的嘴，竟比百万大军的威力还要强大。我不敢再观察识别人才了。”于是把毛遂尊为上等宾客。 

文/楚天宰相是中国古代辅佐君主、总揽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为百官之首。天下百官奏事，须经宰相，而重要政策亦须由宰相领衔奏请；对于郡国百官则有考课论赏及任免之权，并需收阅各地“上计”。换言之，宰相是朝廷上行政权力最大，助天子理政之最高负责人。  王旦（公元957—1017年），字子明，宋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宋真宗执政时期任职最长的宰相，天下称之为“贤相”。 王旦父王佑为宋太祖、太宗时名臣，有很高的威望。王旦幼时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好学上进，善著文辞，深得其父器重。其父曾说：“此儿当至公相。” 王旦于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进士及第，为大理评事，知平江县。后回京师为著作佐郎，预编《文苑精华•诗类》。淳化二年（公元991年）累迁知制诰。历任同判吏部流内铨、知考课院、理检院等。 宋真宗即位后，擢王旦翰林学士兼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封驳司。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同知枢密院事。逾年，任参知政事。 公元1004年十二月，北宋与辽朝（契丹）之间订立澶渊之盟，之后，“契丹修和，西夏誓守故地，二边兵罢不用”。随着北宋与周边的关系缓和下来，长期对外征战的局面已经结束，天下趋于太平，宋真宗为人怂恿，大兴神仙土木祷祠之事。王旦规劝皇帝：“祖宗之法具在，务行故事，慎所变改”。他身体力行，克尽职守，坚持减轻人民的负担，维持社会稳定，得到了宋真宗的信赖。 宋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王旦拜相，监修两朝国史，参与决策军国大事。王旦凡事不固执己见，受人毁谤也不与计较，宽宏大度，贤明旷达。适时，寇准为枢密使。一次，中书省有事需要与枢密院沟通，所拟的文书违犯了诏令格式，寇准立即把这事报告了皇帝，真宗大为动火，对王旦说：“中书行事如此，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则！”王旦赶紧拜谢说：“此实臣等过也！”中书省的其他官吏也因此受到处罚。 不过一个月，枢密院有事需要传达给中书省，其文书也不符合诏令规格，中书省的官员发现后，以为有了报复的机会，就非常得意的将文书呈送给王旦，王旦看后却下令退还给枢密院。枢密院的官员把这件事告诉寇准后，寇准非常惭愧。后来寇准对王旦说：“同年，甚得许大度量？” 每当王旦拜见皇帝时，都要称赞寇准的才华，而寇准却经常在皇帝面前议论王旦的短处。一次，真宗对王旦说：“卿虽谈其美，彼专道卿恶。”王旦答道：“臣在相位久，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由此，真宗更认为王旦贤明宽厚。 后来，寇准得知将被罢去枢密使职务后，便托人到王旦家私下请求出任使相，王旦听后非常吃惊地说：“将相之任，岂可求耶。吾不受私请。”寇准大失所望。不久后宋真宗问王旦：“准当何官？”王旦说：“寇准未三十岁，已登枢府，太宗甚器之。准有才望，与之使相，令当方面，其风采足以为朝廷之光。”遂任命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接到诏令后前去拜见皇帝，哭诉道：“苟非陛下主张，臣安得有此命！”真宗告诉他是王旦推荐的，寇准即羞愧又感叹，逢人便说：“王同年器识，非准可测也。”由此可见王旦胸怀大度、宽以待人的气魄。 王旦为相时，宋朝社会经济已有了很大程度地发展，各项典章制度已基本确立，又值契丹讲和，西夏纳款，战争状态已结束。自古道“创业难，守业更难”，王旦提出守“祖宗之法，务行故事”，帮助真宗基本完成了由创业到守成的转变，从此奠定了宋朝三百年的基业，维护了当时的政治局面。 王旦为外事，有大家风度，且不失民族气节。而平时则谨言慎行，考虑问题周密，善断大事，处处表现出其执政才能与处事智慧，“其为人寡言笑，其语虽简，而能以理屈人，及奏事上前，群臣异同，公徐一言以定。” 王旦身为宰相，权重位尊，宾客满堂。他以大局为重，广泛交往，平等待人，尊重人才，选贤任能。王旦不计较个人恩怨，不求全责备，任人唯贤，以江山社稷为重。他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所长，每有差除，就是先把拟定好的三、四人的候选名单密报给皇帝，让皇帝从中挑选，绝不市私恩，而是使恩归于上，平生举人无数，大多官至显位。王旦死后，史官撰修《真宗实录》时，从内宫中收集到许多奏章，方知朝士中许多人都是王旦推荐的。 寇准性情刚正秉直，嫉恶如仇，以致于“面折廷争”，触怒龙颜，亦常惹同僚不悦，王旦也曾受其指责。但当王旦病重，真宗询问王旦：“谁可代卿者？”王旦坚定地说：“以臣之愚，莫若寇准。”真宗曰：“准性刚褊，卿更思其次。”王旦答道：“他人，臣所不知也。”王旦看重寇准刚正不阿、襟怀坦荡及治国才能。 王旦任宰相11年，为政清廉，处事谨慎，善断大事，为人宽厚，以德服人，顾全大局，深得真宗信任，亦为同僚所折服，备受当时人们尊敬和赞誉，被时人称为“贤相”。 

文&图/周安达 此提梁壶乃盛唐时期“超高雕”工艺绝品的代表作！ 壶体两面各有两只醒目的“超高雕”凤纹，凤纹造型高贵、优美，做工极其繁巧、精致，对于当时工具、设备条件，这是一件施做难度极大的佳作！“超高雕”类皇室御用金银器在当时是非常鲜有的，具有如此水准、风采的“超高雕”金银器，更是难得之至！ 双方的头部单独鎏金处理手法，犹如“画龙点睛”，令凤纹无比传神、生动！辅之以神秘、夸张的头部结构，清晰的羽丝，靓丽的眉目，动感地塑造出凤鸟瑰丽、高雅、超凡的资质。 凤纹的长尾羽稍，呈螺旋形上卷，与主翅骨根部的螺旋相呼应，构成古今艺术品绝无仅有的独特形态和风格！如此别具一格的变形纹饰，通过极为细腻、丝丝入扣的刀工绝技，令提梁壶主体顿生光彩，若两面的四只凤鸟跃然壶上！ 提梁壶的两侧，分别镌刻一只平雕飞凤，造型与正面“超高雕”纹相若。此构思巧妙地将“超高雕”凤鸟在强烈对比下“弹”飞出来！仿佛飞离壶体！如此构思及绝技，如此高妙的手工艺圣品，怎能不对千古圣手们五体投地！ 在平雕飞凤纹上部，各有两只对鸣的鹂鸟，每两只“超高雕”飞凤之间镌雕一朵“超高雕”鎏金四叶牡丹纹，此乃彼时皇室惯用习制之承载。 在“超高雕”鎏金四叶牡丹纹下方，“中高雕”一束卷蕉纹，蕉叶终端以螺旋形环收，与“超高雕”凤纹之环尾相呼应，构成一个“环”雕境界！ 提梁壶的上述诸纹饰间，别致地镌刻卷草纹及卷花纹，穿凿自如、舒卷优美、极富弹性！ 在主体诸纹饰间密布细腻、规整的珍珠地。珍珠地做工十分考究，无星点瑕疵，此技貌非盛唐莫属！ 壶体上端与提梁根部衔接处，镌刻两道双线纹，两道双线间分别在上、下部镌刻半体四瓣花纹，中间部位镌刻四瓣整体花纹，并在饰纹间布陈匀密的珍珠地。 提梁壶前端立口之中部，亦镌刻两道双线纹，线纹间“二方连续”镌刻卷花纹，空间布满匀密、规整的珍珠地。 提梁壶立口盖面，镌刻双层、共十二片鎏金阔叶纹，阔叶上端镌刻六点鎏金豆纹，豆纹及提梁中部以鎏银链条衔接。 提梁壶底部，置一椭圆形直立底座，底座与壶体连接处，镌刻一周莲纹。 此“超高雕”鎏金、鎏银双凤纹提梁壶，乃帝后出行时皇后专用之器。从其型制、风格、做工、规格分析，此壶的主人应为皇帝的“宠”后。 据野史《天宝炎凉录》载（大意是）：“在唐宫中，曾数度看到杨贵妃的侍女手中所持御器应属皇后专用型制，而且均是当着玄宗面，肆无忌惮地招摇而过！杨贵妃越制之举，肯定是得到明皇首肯的。此事在宫内，甚至在安将军（禄山）辖域均有窃窃之议。” 此“超高雕”提梁壶，经全面分析，应属杨玉环之物的可能性极大！因为从此壶风格的极度张扬、灵动观之，与杨妃的性情十分契合！ 野史有载（大意是）：“杨妃异常喜欢环状物及环状饰纹！她的宫帷中布满与环相关的物品，并乐此不疲”。 此提梁壶上，凤尾等如此多的卷环状纹样，正应了“环”这个形象，难怪此壶的风格如此“绝无仅有”！ 

文&图/周安达 这是一套鎏金、掐丝、微粒泼珠（俗称炸珠）的“十二生肖”金器。从此套“十二生肖”可以看到唐代“生肖”金器的形象和规范。有唐一代“十二生肖”的龙、蛇造型，有别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至今尚未见此“十二生肖”中龙、蛇的形态在任何文献或各种器物的纹样上面出现。 此“十二生肖”属银“胎体”；炸珠、掐丝等工艺完成后反复鎏金三次，除所呈现的“生肖”造型外，（唐“皇室御用”造型，官民不得擅用）均着立领、半圆领尖、阔袖、掩足朝服。朝服腰系金腰带、臀下系束身带、束身带前缘露三叠卷尾掐丝纹饰，通体匀布卷草纹掐丝，掐丝造型优美、高雅、极具弹性，所有生肖均足蹬半梅形护履、裸露朝服底摆外，各尊生肖“天神”均双手持笏于胸前，作临朝状。 所有生肖之神均立于一方形金板上，呈现一派稳重、庄严、肃穆、华丽的“天神”风采。图/周安达 野史载（大意是）：“大唐至肃宗李亭以前，唐皇均会在新降生的皇子、皇孙或公主肖岁时，存藏一尊与该新生皇子、皇孙、公主匹配的袖珍炸珠生肖金器。”随着时光的流逝，由于皇子、皇孙、公主们数量的增加，唐皇所存藏的“十二生肖”金器也不断的丰富！但每位唐皇大都存藏了许多雷同者，想把“十二生肖”分别凑齐，诚非易事！有唐一代真正将“十二生肖”凑齐的，只有高宗李治一帝！此一祥兆被官民颂之为“福满金庭”。 纵观唐史，李治虽凑齐了“十二生肖”袖珍炸珠金器，并被誉为“福满金庭”的唐皇，但那些享肖的皇子、皇孙、公主们却命运坎坷，甚至死于非命！乃至有的慨叹：“缘何生于帝王家！”究其原委，并非如他们的祖先那样“兄弟相残”，竟是他们共同有个母后——武周女皇！ 根据野史，凭据此套完整、齐全的袖珍炸珠金器，可以大胆地推断：“此套十二生肖袖珍炸珠金器或为高宗李治与武后“媚娘”所有，不无可能！ 此“十二生肖”，乃盛唐登峰造极的工艺科技，也是中华金、银器微型艺术制品之绝响——微粒泼珠袖珍金器的珍稀遗留！此工艺操作难度极大，成功率极低，废品率又奇高！野史有云：“曾楚重器四得一；洛郡泼珠‘鬼见愁’”。大意是：“战国早期之隋国的曾侯以及楚王，所拥有的青铜器由于太过繁巧、精美，故从制作模具到浇铸铜液的各个阶段，废品率都极高！乃至四套模具的运作，有时最后只有一件成功！而唐庭，在洛阳为皇室所制定的袖珍泼珠金器（彼时被民间称作‘泼金’），在制作过程中，废品率居高不下的困扰，鬼见了都愁”。即使如此，盛唐还是为我们后人留下来些许无比宝贵的炸珠袖珍艺术绝品！ 除废品率奇高外，炸珠工匠大都短寿！野史载：“族人多中、壮夭亡，乃至渐无薪火以继。”除安史之乱外，此令人同情和惋惜的状况，应也是泼珠工艺没落的重要原因。所谓“炸珠”，可知必是高温作业。在高温下，银胎体中的高含量“铅”被释放出来；又因朝廷封册为“绝技”，为严防外人偷窥，偷技，其工作环境必然封闭。这便令家族工艺巨匠们呈长期、持续、挥之不去的被铅毒夺命之状态！巨匠家族的成员们，又如何能不夭寿？这挥之不去的铅中毒，又何尝不是“鬼见愁”！ 如前所述，唐“皇室御用”炸珠袖珍金器（微粒泼珠工艺圣品）是工艺巨匠们拿“命”换来的！弥足珍贵！ 目前，全世界不超过二十套（每套数件不等）！除文中介绍的仅此一套“十二生肖”外，收藏家（极少数）手中或许也会有寥寥散乱、不全的生肖。有幸得到散乱、不全生肖者，千万不要轻视、“慢怠”它们，亦应以三珍“圣物”之礼待之——珍惜！珍爱！珍藏！ 安史之乱后，炸珠工艺也日渐衰落，最后几乎凋落殆尽。后世也不时有仿制、创制，然均不可与初唐比肩，与盛唐更不可同日而语！水平相差甚巨；更无真正可堪与盛唐袖珍炸珠金器媲美者！泼珠工艺技术，特别是袖珍微粒泼珠工艺，几成绝响。 袖珍泼珠“十二生肖”金器等高在12厘米（4又3/8英寸）左右。 

“顺手牵羊”是三十六计中的第十二计。三十六计原文为：“微隙在所必乘；微利在所必得。少阴，少阳。”是说我方要善于利用时机，乘隙捣虚，化敌方的疏漏为我方的得利。 “顺手牵羊”一词来自于《礼记•曲礼上》：“效马、效羊者，右牵之；效犬者，左牵之。”“效”是进献的意思。文意是说：进献马和羊的时候，因为它们的性情温驯，可以用右手(“顺手”即右手)牵着，方便行事。但要进献狗的时候，因为狗的性情较不温和，用左手牵引，右手空着，随时预备在必要时加以制伏。所以，“顺手牵羊”引申为，趁着敌人的空隙，方便行事的意思。 此计核心是“乘虚而入”，也就是说，如果彼方没有“虚”，我方也就无机可乘了。以下二例就是运用“顺手牵羊”的战术而致胜的例子。描写淝水之战的绘画 淝水之战 前秦自从统一了黄河流域地区之后，势力强大。西元383年，前秦王苻坚调集90万大军，打算一举歼灭避居长江以南的东晋。 苻坚派他的弟弟苻融为先锋，攻下寿阳，再派前秦将军梁成率精兵五万，进攻洛涧，没想到遭到东晋将军刘牢之狙击，梁成亦毙于此役。 东晋的前线大都督谢石，随后率师渡过洛涧，顺淮河而上，抵达淝水。苻坚见东晋阵势严整，立即命令坚守河岸。 谢石见敌众我寡，决定用激将法激怒苻坚。他派人送去一封信，说：“我要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不敢决战，就趁早投降。如果你有胆量与我决战，你就暂退一箭之地，让我渡河与你比个输赢。”苻坚大怒，决定暂退一箭之地，等东晋部队渡到河中间，再回兵将晋军歼灭于水中。 不料，秦军士气低落，一后撤就失去控制，人马乱成一团如潮水般溃散。这时谢石指挥东晋兵马，乘敌人大乱，奋力追杀。前秦先锋苻融在乱军中被杀死，苻坚也中箭受伤，逃回洛阳，前秦大败。 李愬雪夜袭蔡州 唐代中期，藩镇割据。淮西节度吴少阳死之后，吴元济起兵叛乱。唐宪宗派大将李愬(音sù)担任唐州节度使，讨伐吴元济。 李愬到任后，亲自慰问将士，稳定军心，且故意向淮西示弱。在蔡州的吴元济见李愬毫无进攻之意，便不把李愬放在心上。 另一方面，李愬趁机擒获吴元济的手下大将李佑，却对他优礼有加，因此感动了李佑。李佑告诉李愬，吴元济的主力部队都部署在洄曲一带，而防守蔡州城的都是些老弱残兵。 在一个雪天的傍晚，李愬见时机成熟，便下令冒雪奇袭蔡州。他率领精兵抄小路，直抵蔡州城边，趁夜爬上城墙，杀了守兵，打开城门，部队静悄悄的涌入城内。吴元济从睡梦中惊醒时，发现宅第已被围困，负隅顽抗，最终不敌而投降。 

孛儿帖，蒙古弘吉剌部人。特薛禅之女，元太祖铁木真的皇后。端庄健美，聪慧贤德。 在铁木真出生时，他的父亲也速该俘虏到一位属于塔塔儿部族，名为铁木真兀格的勇士，按当时蒙古人信仰，在抓到敌对部落勇士时，如正好有婴儿出生，该勇士的勇气会转移到该婴儿身上。成吉思汗“铁木真”之名遂因此而来。 铁木真九岁时，父亲带他到弘吉剌部与孛儿帖订了婚。铁木真暂留在岳父家，也速该在回家的途中，被塔塔儿人毒死。成吉思汗的生母诃额仑(左)与皇后孛儿帖(右)的雕塑 铁木真长大后，与孛儿帖结了婚。孛儿帖带来一件黑貂袭，送给婆婆作为见面礼。铁木真曾被泰赤乌贵族掳去，逃回后，决心投靠蒙古最强大的克烈部，他把这件珍贵的黑貂裘送给克烈部首领汪罕，并认他为义父，汪罕答应帮助他收复先父的旧部。 孛儿帖与铁木真婚后十分恩爱，度过一段愉悦的新婚生活。有一天，蔑里乞人突袭铁木真的营地，孛儿帖被蔑里乞人掳去，配给赤勒格儿为妻。铁木真和扎木合共同出兵，夺回了已经怀孕的妻子孛儿帖。不久，孛儿帖生下赤勒格儿血统的儿子，所以铁木真为他取名“术赤”（蒙语“客”之意）。此后，孛儿帖又生三个儿子。 1206年，铁木真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是为太祖。上尊号为成吉思汗（“成吉思”谓“海洋”或“强大”之意，“汗”意为王者），建立蒙古汗国。元朝的后妃制度，汗妻称大皇后，贵妾也可称皇后。孛儿帖即为大皇后。她为太祖统一蒙古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成为蒙元时期首屈一指的皇后，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太祖死后，她的三子窝阔台即位为太宗，进一步扩展了蒙古帝国的势力。孛儿帖死后，她的孙子（拖雷之子）忽必烈建立元朝，追谥她为“光献翼圣皇后”，“翼”指羽翼，“圣”指太祖，即为辅助的意思。忽必烈对祖母给予很高的评价。 孛儿帖死后的灵柩，随太祖铁木真安放于成吉思汗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