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

1945~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此，本报通过走访当年浴血抗战的国军老兵、先烈后代，再现当年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日历史。特推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飞行员们在长坂雄风碑前留影（高正明女儿高曼丽提供）文/吴文超家住巴黎八区的高曼丽女士，其父亲高正明曾经是空军飞行员，抗战爆发后，他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和芷江机场保卫战，屡立战功，官至国军少将。最近我们有幸采访了高女士。一、考入军校高正明戎装照（高正明女儿高曼丽提供）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校址（高正明女儿高曼丽提供）高正明1909年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县白水洋，三岁时失去父亲，由母亲抚养长大。虽然家里并不富裕，生活艰苦，母亲还是坚持让他读书，将来好成为人上人。高正明喜欢读书，他启蒙于家乡私塾，后就读临海外浦中学，毕业后进入中央大学农业系。他有一个想法，毕业后对家乡农业耕种有所助益。后见母亲筹措学费辛苦，翌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南京招生，他报名参加了考试，考上中央军官学校第八期第一总队步兵科。三年结束，在中央军官学校即将毕业时，他考取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于是转入航校，入伍第一期中央航校飞行科，1934年（民国23年）中央航校毕业，同时获颁军校八期毕业证书。不久，成为空军侦察第一队准尉飞行员，开始了他的飞行生涯。二、淞沪会战淞沪会战中的空军飞行员（高正明女儿高曼丽提供）1937年8月13日，日本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中国军民打响了著名的淞沪抗战。为尽快摧毁中国的防御力量，日本调动了庞大的海军舰队配合作战，并将“加贺”号和“龙骧”号等四艘航空母舰开到中国东南沿海，出动舰载机支援日军在上海的作战。日军从8月下旬开始，不断出动飞机对阻塞线实施轰炸，成群的飞机从日军航母上起飞，飞临江阴上空，将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几乎所有的舰艇炸沉，打通了长江航线。在以后的作战中，日本航母经常出没于中国的东南沿海，配合陆上的作战行动。日本当局狂妄地叫嚣，依靠这样的军事力量，在3个月之内就可灭亡中国。8月14日凌晨，高正明所在的空军第五队接到了空军总指挥部发出的“空军作战命令第二号”——轰炸日军司令部、军械库、公大纱厂日军机场以及游弋海面的日本军舰的命令。这天上海正刮台风，雷雨交加，空军第五队早晨6点派出第一队两架飞机飞往吴淞口日本飞机周围收集情报，由于天气不佳，能见度低，不得不飞回。7点又派出第二批飞机也是无功而返，高正明和队友赵嘉义同机和另一架侦察机是第三批，8点出发到现场，他的飞机穿过云层向下接近江面侦察，发现日军军舰已经撤离。原来，时任行政院机要秘书的黄浚早已成为日本间谍，将国民政府打算封锁长江航道，集全力在长江一线炸沉敌舰的计划密报日军。日军连夜逃跑，使得封锁计划落空。他的飞机追击到吴淞口外，发现敌舰踪迹，这时日军军舰也发现了他的飞机，舰上炮火向飞机猛射，高正明毫不畏缩，盘旋于高射炮之烟幕中，顺利完成侦察任务，国军的轰炸机对敌舰进行了轰炸，这一仗，吴淞口外，击沉潜水舰一艘，焚烧敌袖珍舰两艘。就在同一天，高正明的校友高志航，在杭州笕桥机场，率领空军第4大队迎头痛击来犯的日军轰炸机，经过不到半个小时的空战，第四大队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加上日机在串扰前失踪2架及空中受伤坠落1架，日军共损失6架飞机，而第4大队自身无伤亡，从而粉碎了日军航空兵不可战胜的神话，为纪念这个光辉的日子，1939年11月，国民政府确定8月14日为“空军节”。8月15日，中国空军分8批攻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和舰艇。高正明驾机轰炸敌舰，日本船只在江面没有灯火，难以找到目标，地面人员发动江岸民房点起灯火，飞行员沿着灯火发现日舰，进行轰炸。当时日舰的炮火异常猛烈，飞机随时有中弹危险，飞的太高，炸弹不知落于何处，飞的太低，飞机会被击中，但每次出击，飞行员都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次轰炸，高正明的飞机两翼被飞起的弹片炸的都是麻眼。8月17日，高正明大队25中队少尉飞行员阎海文，驾机执行对日军虹口海军司令部轰炸任务，返航中飞机被日军高射炮击中，被迫跳伞的阎海文因风向不利而飘落日方阵地，随即被几十名日本士兵包围。随身只有2把手枪的阎海文在击毙5名日军、击伤数人后，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并留下一声呐喊：中国无被俘空军！在一次完成任务返航过程中，高正明也遇到了危险，他驾驶的飞机罗盘失灵了，整个飞机失去了方向感，急的高正明一头大汗，失去方向，不知高度，飞机会有撞山危险，或落于敌占区。这时他的肚子也饿的叫起来，他摸了摸口袋，发现出门时母亲放了几片人参片在他口袋，他摸出一片放在口里含着，慢慢冷静下来，沉着查找原因，使罗盘恢复正常。淞沪会战后，高正明升任空军第五队分队长。1938年4月，高正明调任空军第二（四川重庆）总站飞机管理股股长。那时，高正明已和一位叫吕美贞的美丽姑娘恋爱结婚，他的两个儿子也先后出生，他开始有了家庭的乐趣。但日本人的飞机加紧对重庆的轰炸，尤其机场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高正明的二儿子出生不久，重庆就遭遇了一次轰炸。那次二儿子正在发烧，防空警报响了，吕美贞带着两个儿子去防空壕躲轰炸，但在防空壕里的人不愿有发烧症状的孩子住防空壕，怕会传染。吕美贞只得在外面挖个坑将孩子放在里面，待警报解除，立即跑去抱出来，这时发现，孩子的烧竟退了，这让吕美贞惊喜有加。1939年12月，高正明调任空军第九（湖南芷江）总站副总站长。这时，他已经成为机场整修专家。三、修建机场高正明和队友（高正明女儿高曼丽提供）芷江，地处湖南西部边陲，居云贵高原东缘和雪峰山西脉之间，是通往西南诸省的孔道，素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之称。由于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也视芷江为军事要镇。1934年，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在御日国防建设中，就极力主张“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基地宜设在云南昆明，战时大本营宜设在湘西芷江、洪江一带”。同年12月1日蒋介石电谕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为将来绥靖川湘黔三省边境计”，令在芷江修建飞机场。1937年11月初，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电令芷江县长赵叔筠即刻征调民工5000名扩修芷江机场，限期竣工。当年修建机场几乎完全没有机械，全部依靠人工，采用人海战术。每天在机场干活的人数在上万甚至数万人。由于芷江机场此次扩修面积庞大、地形复杂，加之雨水较多，时间紧迫，绝非一县之力可为。赵县长向省府建议：为争取时间早日建成芷江机场，为抗日战争做贡献，拟从湘西各县抽调精干劳力分批赴芷参与扩修。11月下旬，何健采纳了芷江建议，责令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速从所属麻阳、晃县、黔阳、会同、辰溪5县按壮丁人数征调民工赶赴芷江抢修机场。至此，扩修芷江机场的6县民工总数达到2万多人。1938年1月，正是寒冬季节，两万民工各自携带锄头、畚箕，从四面八方涌向芷江机场工地。修机场，最重要的设备就是压路机。但是当时中国内地根本没有这样的机械。民工只好自制石头碾子来代替压路机。修建机场的石碾子最大的直径1.8米，重量在5吨以上。成百上千的人同时拉动几个石碾子的场面非常壮观，使在场的美国工程人员为之感动，他们纷纷用相机记录下中国军民拉石碾子的许多珍贵镜头。　　　　日军飞机多次飞临机场上空轰炸，芷江机场多次发生民工被炸死炸伤的惨况。但是，抢修机场的工作直接维系着整个中国的命运，一刻也不能耽误，活着的劳工在埋葬了死去的劳工后，又套上绳索拉动石碾子继续未完的工程。民工的生活极其艰苦，卫生条件极差。各县民工分住在县城的庵堂寺庙、宗祠会馆及居民的院落里。由于人员过份集中，暑天施工，体力消耗大，饮食差，身体虚弱，加之挖掘的上万座坟墓，白骨乱抛，日晒雨淋，造成工地环境的严重污染。1938年7月，发生霍乱流行，修机场的民工，每天死亡数十人。据官方统计，在几次扩修机场中，因患霍乱或劳累而死亡的民工不下5000人。当时外地人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语:“人到芷江，九死一伤。”这次芷江机场全面扩建任务主要是：修建主副跑道、停机坪、地面排水系统、隐蔽工程（如弹药库、汽油库、飞机机窝等）、风向风力标示塔、防空指挥与预警系统，以及空勤、警卫人员食宿、娱乐、医疗卫生设施等。经过前后两批数万民工近10个月的拼死抢修，芷江机场扩修工程终于在1938年10月底提前竣工。空军第九航空总站随即从武汉迁来芷江，负责全面接收和管理芷江机场。经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芷江工程处验收合格后，机场于11月初正式启用。高正明到达芷江机场后的主要任务是加固扩修机场，他事必躬亲，和民工一起吃住。芷江机场从开始修建起，日本人似乎已预感到它潜在的严重威胁，成了日本人的心腹之患。为了摧毁芷江基地，日方派特务搞破坏，出动飞机不断轰炸。每当机场遭受日机轰炸后，成百上千的民众，就带上锄头畚箕，填补弹坑，抢修跑道，确保了作战飞机的正常起飞降落。1941年8月，高正明调任空军第四总站（云南沾益）总站站长。（未完待续） 

1945~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此，本报通过走访当年浴血抗战的国军老兵、先烈后代，再现当年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日历史。特推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法国神父饶家驹与安全区的儿童和妇女（网络图片）文/吴文超二战期间，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中国淞沪战争爆发后创办了上海南市难民区，前后共收容难民25万到30万人。日前，来法国收集饶家驹史料的德国海德堡拉贝交流中心理事会成员Allerdings（中文名：姜郁春）先生到访巴黎，我们特地对他做了专访。Allerdings先生长期关注国际抗战友人，他曾在德国华人华侨留学生中发起过为拉贝捐献塑像的活动，引起中德媒体的很大反响。近几年，他转向推动饶家驹神父的事迹，发起了在饶家驹墓碑镶嵌玉牌，参与在上海举办的《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纪念饶家驹的活动，他向本报详细地介绍了他对饶家驹神父的研究。饶家驹，字轶才，生于1878年法国西部滨海夏朗德省桑特（Saintes）镇，法文名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出身贵族。 1894年入耶稣会，1913年到沪传教。初在徐家汇学习中文，同时任徐汇公学监学，兼教法文和化学。一次，在制作烟火时不慎引起爆炸，失去右臂，被人们称作“独臂神父。”创设南市安全区的法国神父饶家驹与驻沪英国防军司令麦克奈顿准将合影。（网络图片）一九三七年淞沪战争爆发后，随着战区逐渐扩大到昆山、嘉定、太仓等县，大批民众家破业毁，流为难民。逃亡的人们以为租界安全，纷纷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千上万的难民无家可归，无亲可投，流浪街头巷尾，就地坐卧露宿，每天冻饿而死者成人超一百人，儿童死亡率每日达二百多。面对越来越多的难民，租界当局恐难民滋事，也恐惧因此日军趁机寻衅进入租界，8月15日，法租界公董局决定，在租界与华界交界口安装铁栅门，架设铁丝网，建构围墙，以阻止难民大量涌入。当时，南市居民大多已避入租界，不少房屋空置，更兼公共场所甚多，都可作为收容难民之用。饶家驹时年五十八岁，他此时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父、震旦大学教授、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救济会救济部主任，兼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难民委员会主席。饶家驹最初设想凡日军侵犯所到的战区遍设难民安全区，办法是征得中日双方同意，在各战区内划出一部分区域为难民居住。安全区的难民（网络图片）身为法国人的饶家驹首先与租界当局进行了沟通工作。饶家驹的具体建议是，沿着租界的范围，建立一个难民区，保护无家可归的难民，并建议中日双方不在此展开任何军事行动。这一建议迅速为租界当局所接受。11月2日，饶家驹直接找到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因为长期在华的救济工作，与中国的政府机关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当时的上海市长俞鸿钧表示支持饶家驹设立南市难民区的计划。因为与日本方面没有打过交道，饶家驹找到了自己在华洋义赈会的同事、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上海的记者田伯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田伯烈，请他帮忙联系日本方面。田伯烈深感责任重大，在这一天晚上，紧急约见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松本重治是日本侵华内阁首相近卫的“智囊”，以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名义长期驻华，亲身经历过三十年代中日关系史上诸多重要事件，也是诱降汪精卫的主要参与人之一。在同盟社上海分社社址内，松本重治接见了田伯烈。在得知田伯烈的来意时，松本重治表示，个人赞成饶家驹的计划。11月3日，由松本介绍，饶家驹、田伯烈与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信六郎面谈设立难民区的详细计划。在会谈中，日高信六郎担心这个难民区会成为中国军队的抵抗阵地，饶家驹则代表法租界保证：这个由美国、英国、法国等民间人士管理的难民区将是彻底中立的区域，目的只是保护难民。如果有中国士兵进入难民区，法租界的维护人员将解除他们身上的武器。在得到这样的承诺以后，日高信六郎马上与负责南市事务的日本陆军特务部楠本大佐联系，并向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及陆军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海军司令长谷川汇报这一计划。对日方来说，由于进攻上海已付出惨痛代价，进入房屋密集、道路复杂的旧城厢地区，为避免与熟悉地形的中国军队展开巷战导致更大的伤亡，设立难民区不仅对其战略有利，而且可以粉饰自身形象。11月5日，日本方面同意了这一计划。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致信给饶家驹，“我向你证实，日本陆海军当局在获悉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委员长所给予的担保以及在特别警察保卫之下，该区发生一切越轨情况时，将立即得到报告之保证后，出于人道，同意该区域只供市民居住时，保证不对此进攻，也不在该区域进行局部行动或敌对武力行为。”日本方面保证，日本军队不进入难民区，日常的维护工作由少量法租界的武装人员负责。11月5日下午，饶家驹公开宣布划南市北部为难民区之建议已获中日双方之同意，并开始组织人员实施难民区的计划。11月8日，上海市政府发表布告：“红十字上海国际委员会建议，在本市沪南区，南至方浜桥路，东、西、北至民国路之前区域为难民区，以为战区难民暂时寄托之所……”11月8日下午，上海国际救济会派员在难民区四周各路口、屋顶竖立国际红十字的旗帜，旁缀“国际救济会”中英文字样，以免遭日机轰炸，并在方浜路各路口构筑防御工事。南市难民区定在南市旧城厢北部，占旧城厢三分之一面积，南以方浜路为界，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为界，东端为小东门(今方浜东路、中华路交界处)，西端为方浜桥(今方浜西路、人民路交界处)，形成了一个半月形地带。该难民区可通法租界，东端至小东门直达黄浦江边，便于浦东难民登岸；沿方浜路有三路开放，可接纳难民。迨至9日中午，“饶神父计划”才开始正式运行。安全区南界至方浜路，横穿整个老城厢；北界至民国路（今人民路）。方浜路上用带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安全区内的治安归南市警察局负责，警察们只佩带手枪与警棍上岗，以取代昔日的步枪。按约定，安全区归中国地方政府管辖，而事实上所有事项都尽量由民间人士出面处理。当时上海不少机关、团体承诺供应给养一周或一旬；上海伶界曾发起义演，集款资助难民；区外难民也有节食捐献者，如“三一三难民贩卖团”绝食一天，每人节资6元，购大饼600余只送难民区；财政部长孔祥熙曾拨款5万元给饶家驹，并说明其中4万元专用于南市难民区；法租界为救济难民发行慈善奖券，每期所得十分之九拨南市难民区；美国红十字会捐赠中国战区难民100万美元，有部分拨予南市难民区。在南市的学校、吃食店及寺庙里还设了些较大规模的难民营，最著名的首推城隍庙。在安全区刚开放的几天里，庙里挤满了逃离战争威胁的人们，正如饶神父所言，此时的城隍真正发挥了作用。现在这里成了赈济米发放中心之一，这样的中心共有9个，每天向6万难民发放大米，每人每天可以领到约1磅口粮。安全区还实行票证制度，被认定为赤贫者的难民，每人可领取一份口粮。难民营的头脑们或一家之主每天带着票证到寺庙领粮，排起的长队饶着寺庙转圈，足有100米长。淞沪战争爆发初期经外白渡桥涌入公共租界的难民潮（网络图片）难民区在梧桐路老天主堂处设7所难童学校，招收了2000余名学生，难民子女均免费入学。另在九亩地阜春街设残老院，收容病残老人130余位。中华医学会在区内设问诊处12处，并在万竹小学内设流通图书馆。区内还设立了草绳工场和板刷作坊，招收难民200多人，后因缺原料停办。继而又办起一个刺绣与花边工场，由法籍拯亡会修女执教，收难民妇女为徒。上海饶家驹安全区的出现，为中国其它地方的难民保护活动提供了范例。饶家驹与南京安全区也有关联。德国人拉贝等正是看到了饶家驹在“八•一三”以后在上海救助难民的义举，才萌动了建立一个国际安全区的念头，并且拜托饶家驹神父与日本方面联系，饶家驹成为拉贝跟日本联系的纽带。其后汉口、广州、吴江、福州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安全区。在难民区里，饶神父有很高的威信。一次，有人站在高处分发馒头等食物，几十个饥肠辘辘的难民一拥而上，乱成一团。饶神父推开那些饥饿的手，拍打着难民们的头，“不要抢，安静下来，排队领取！”原本温文尔雅的神父突然大声训斥，但那些被打的难民都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外国人，丝毫不动怒，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是来帮助自己的。日方虽然表面上承认南市难民区“不受武力攻击”，但实际上从未放弃对这个区域的觊觎。1937年11月12日中午，新北门障川路窜出30多名日兵，在沙包上插起太阳旗，用刺刀驱散周围难民；下午又开来2辆轻型坦克，西向巡行民国路，14名步兵尾随，恣意查抄行人。后经饶家驹交涉，日军才未越过民国路。一直在难民区工作的饶家驹喜欢和难民在一起，他经常搀着儿童的手，抚摸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神父和大家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神父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枪顶着他，他毫不畏惧，幸而举枪的日本兵最后没有扣动扳机。1939年九、十月间，由于日军在上海实行经济封锁，严格管制米、棉、煤等物资，加之物价飞涨，难民区经费日渐枯竭，供给越来越困难，不得不降低供应标准；同时动员有工作能力的难民自谋出路，并疏散部分人员回乡。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离开中国，回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这样南市难民区就没有了主心骨，因此到6月30日，南市难民区已经停止活动。饶家驹回到欧洲后，又推动了欧洲的难民救助。到了二战结束时，受国际红十字会的派遣，饶家驹亲自到柏林，从事慈善救济，并推动法德和解。1946年他因病死于西柏林的法国占领区，享年68岁，当时的柏林大主教、法国占领军司令、中国政府的代表——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黄埔一期毕业曾任国府海军司令、总参谋长等军职）等在Frohnau的天主教堂出席了他的葬礼。1949年，63个国家代表制定《日内瓦公约》。其中，第四公约就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文件两次提起“饶家驹安全区”，饶家驹的“上海模式”成为公约的范例。 

1945~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此，本报通过走访当年浴血抗战的国军老兵、先烈后代，再现当年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日历史。特推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1938年11月16日，高醇芳的父亲高士愚与母亲施嘉德（前排中）抵达重庆珊瑚坝机场。“1941年9月初的一天，日军狂轰滥炸，抛下的硫磺燃烧弹在东水门公共防空隧道的洞口引起大火，炸毁了洞口。人们在烟雾弥漫之中无法出隧道，生命危急，非常恐慌。我父亲立即打开了通往高家防空洞的木栅门，维持秩序，让受困市民一个一个从我家美趣时商行的洞口疏散出去，走到街上。救人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约有两千多男女老幼得救。”文/高醇芳、吴文超高醇芳，法籍华人，著名女画家、美术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她1947年12月生于上海，她的父亲高士愚是一名纺织工业家，母亲施嘉德是英国人。高醇芳的父亲高士愚与母亲施嘉德结婚照，1938年9月3日摄于英国利兹。我祖父祖母一家在重庆很有名望。祖父高秀山，字志敏，原籍河北省通县东石村(今北京市通州区东石村)，蒙古族，经北京、广州，辗转来到重庆创业安居。他是重庆商会主席，也是河北同乡会(抗战时扩大为冀鲁东旅渝同乡会)的主席。他在重庆林森路48号开设“美趣时”商行，销售染料、肥田粉、化工原料等，是英国卜内门公司(Brunner Mond，大英化学工业公司ICI前身)在四川全省的独家经销商。在四川各地好几个县城都有美趣时分行。他还开设分公司“慧苓商行”，销售香水、甘油、口红、雪花膏等化妆品。他也生产放脚女袜和提花棉织毯在店里销售。祖母童云仙，来自重庆巴县瓷器口童家桥，生有17个子女。我父亲是长子。后来他在沙坪坝买下了大批土地，修建了纺织厂房和住房。他还请了在金陵大学园艺系毕业的杨典章的弟弟杨定伦把他从南京带来的许多外国名种花卉种在石坡梯田上。这些名花异卉艳丽多彩，大家都可前往观赏，当地百姓就称之为“高家花园”。1938年11月，高士愚与施嘉德到达中国，过海关。1940年，日军空袭造成重庆大火。祖父通过上海ICI总公司经理联系到了英国利兹大学纺织系主任巴克教授。当时巴克教授已退休，正在上海交通大学筹建纺织系。1904年正式成立的利兹大学是英国最大的理工大学，纺织系尤其是毛纺教学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我父亲得到教授的欣赏，被推荐去利兹大学留学。于是父亲在1934年去英国留学，就读于利兹大学纺织系和染料化学系。1936年秋，父亲在他海外参加的第一个舞会上，遇见了金发碧眼、娇小玲珑的玛菊瑞(Marjorie)小姐。父亲对她一见钟情，在那天的舞会上一直与她跳舞，散会后还殷勤地开车送她回家。其实，我外婆家离舞厅非常近，走走十分钟就到了。以后，父亲又对母亲紧追不放。我母亲玛菊瑞•斯考特(Marjorie Scott)是英国北方约克郡人，跟母亲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住在利兹市。她在父母离异后离开学校，在Burton雨衣厂当会计。当时在英国没有多少中国人，利兹大学只有两个中国留学生。我外婆是一个很开通、很善良的人，说高士愚一个人远在异国一定很寂寞，便鼓励我母亲跟我父亲做朋友，一起出去跳舞游玩。我父亲很英俊，风度翩翩，一番诚意终于赢得了我母亲的芳心。父亲在四年内学完了六年的课程，作为优秀生毕业。在毕业典礼仪式以后，有个毕生联欢表演会。父亲是京剧票友，他和另一位中国票友表演«王宝钏»。父亲借用一位英国女同学梅波(Mable)的长裙和一件宽大的上衣作为戏服，腰里缠上彩带垂吊，头上插花戴饰，扮演青衣王宝钏。在20世纪30年代，留英的戏剧家熊式一翻译改编了中国传统戏剧《王宝钏》，轰动了英国。我父亲大概还是最早在英国演唱介绍中国国粹京戏的人。毕业以后，父亲于1938年9月3日在利兹圣约翰教堂迎娶了母亲。当日，《约克郡晚报》还特意派记者来，以“一个中国学生的浪漫史”为标题对婚礼作了报道。那时，对英国人来讲，去中国就像去月球，是一件非常遥远神秘的事。当时也正是南京大屠杀后，抗战最艰难困苦危险的时候，但母亲毫不迟疑地跟随父亲奔赴战火纷飞的中国。这是一段漫长而充满艰辛和危险的旅程。我父母先坐船到法国马赛，继而乘上盎特莱蓬(Andre le Bon)法国邮船，在海上颠簸近一个月后，抵达越南海防。在海防，他们转乘火车到河内，在河内住一宿，再到边境城镇老街住一夜，然后乘火车去昆明。赴昆明的火车只有一节车厢，样子就像是用绳子捆绑起来的铁皮箱，开起来时摇摇晃晃的，发出叽叽嘎嘎的声响，仿佛随时都会散架。蹒跚而行的火车外面一边是陡壁，一边是深渊，两个火车头一拉一推，噗哧噗哧艰难地行走了一整天。在我父母抵达昆明的第二天，这条铁路就被日本飞机炸毁了。我父母在昆明等了几天后，便乘坐邮件飞机来到了父亲的家乡重庆。在重庆，他们举行了中式婚礼，英国新娘规规矩矩地向公婆行了中国式的磕头礼。父亲照重庆语音给母亲译了她的姓Scott，给她取了个寓意美丽善良的中文名字一一高施嘉德。父亲在1939年4月带母亲一起去乐山(当时叫嘉定)。他在乐山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任教。校长刘式庵是安徽人，留英的老前辈，夫人也是英国人。1940年2月17日，我的大姐醇英在重庆南岸加拿大教会医院出世，她的样子完全是个洋娃娃，可爱极了，全医院的人都跑来看她，看我母亲。其中有一位中文名叫汪小玲的德国犹太人，她嫁给了一个中国人，逃离了法西斯德国，跟中国人并肩参加抗日战争，是个随军护士，受了伤也住在医院。母亲生醇英时痛得尖声大叫，汪小玲闻声马上来看这位难产的英国少妇。从此她们就成了好朋友。乐山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家居。当时，日军疯狂轰炸乐山，我父母经常去吃的美味红油抄手的乡村小饭铺也惨遭夷平。我父亲在重庆开办了理治纺织染厂。1940年他向刘校长请辞获准后就偕同妻女搬回重庆。1940年6月，父母带着才三个多月的小宝宝坐水上飞机回到重庆。半途上遇到日本轰炸机，就在他们乘坐的飞机上盘旋。飞机紧急迫降落在一条小河中，大家都上岸躲在庄稼田里。日本轰炸机造完孽飞离后，尽管当地农民在战火中自己都缺食少吃，却都拿了饭食点心茶水来送给避难乘客解饥止渴。我母亲说，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重庆自1938年2月起遭受日军残酷大轰炸。日机疯狂投掷燃烧弹和炸弹，人口稠密的重庆市区陷入烈焰浓烟之中，到处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祖父出资创建了重庆救火会，在日寇炸弹烧城时灭火拯救居民。他也为家族、店员修筑了防空洞，并采用防空工程处建议，挖通到有八个洞口的东水门市民公共防空隧道，与其相接。1941年9月初的一天，日军狂轰滥炸，抛下的硫磺燃烧弹在东水门公共防空隧道的洞口引起大火，炸毁了洞口。人们在烟雾弥漫之中无法出隧道，生命危急，非常恐慌。我父亲立即打开了通往高家防空洞的木栅门，维持秩序，让受困市民一个一个从我家美趣时商行的洞口疏散出去，走到街上。救人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约有两千多男女老幼得救。第二天许多人都来高家磕头感谢救命之恩，而我父亲说这完全是应该的，不必谢。在轰炸中，高家住宅曾三次被炸弹击中。其中一次炸弹掉在高家防空洞洞口附近，把母亲的左耳震聋了。1942年秋天，祖父去世。临终前，母亲一直握着他的手，直到他呼吸停止。祖父的葬礼也许是当时重庆最大的葬礼。出殡那天，送葬队伍浩浩荡荡的有两千多人，开路的就是救火队的20匹大马。我母亲也跟所有的中国家属一样披麻戴孝，手中还拿着一根哭丧棒。由于她是逝者的大儿媳妇，高家众多的女眷就由她这位金发碧眼高鼻的英国大嫂带领牵灵。这在当时成为一大“奇观”。 

1945~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此，本报通过走访当年浴血抗战的国军老兵、先烈后代，再现当年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日历史。特推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林雨水和他的太太站在以他太太英文名字Rita命名的飞机前合影。 (照片由林雨水大女儿林慰慈提供)文/林慰慈、吴文超家住法国大巴黎地区Choisy le Roi市的林慰慈女士，1989年留学法国。她的父亲是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林雨水，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林慰慈女士。请她为本报读者讲述他父亲林雨水回国抗战的故事。(接上期)  当年的林雨水（右二）与飞虎队的战友美国飞行员合照。 (照片由林雨水大女儿林慰慈提供)年老的林雨水（右）攀上当年的战机。 (照片由林雨水大女儿林慰慈提供)另外一次让父亲最难忘的空战，发生在洞庭湖上空。早上机群出发，后来父亲发现飞机润滑油管被击穿漏油，随时有可能爆炸的危险。但凭借着经验，父亲知道敌机己处于弹尽粮绝的穷途末路了。于是他坚决不返航，继续咬住敌机不放，穷追不舍，直到日机为天皇捐躯，撞向树林，猛烈爆炸。这些都由飞机上的自动摄影机拍下来了。而我父亲的飞机发动机，温度己升至摄氏205度，马上会因高温而爆炸。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最需要冷静和果断。为了保存自己和飞机。他减速滑翔。当他越过白马山后，看到了一片草地，但他不知是否是敌占区。他远远的降落在草地旁，发动机也不停。还好他发现了一个站岗的国军士兵。原来那是离芷江机场一百公里的溆湘机场。机场的地勤机械员，马上协助更换润滑油管，补充燃料。这时天已朦胧。父亲谢过他们，驾驶原机飞回芷江机场。经过一番航空管理识别后，安全回到地面。有趣的是，当他回到宿舍，他的床己被挪走，私人物品也不见了。因为战友们见他没有按时归队，以为他阵亡了。战时物资供应紧张，有人“碧血长空”了，战友们就会把他的日用品全部分光以做纪念。2007年9月21日，林雨水先生又回到了芷江，抬起头看了看芷江的天空，行了一个潇洒的美式军礼，自豪地说：“当年我就是驻守在芷江的中国空军中美混合团五大队的飞行员，我为芷江感到骄傲和自豪！” (照片由林雨水大女儿林慰慈提供)2005年9月7日，林雨水、吴其轺、彭嘉衡、李继贤在湖南芷江的受降血字牌坊前欢呼“我们胜利啦！”。 (照片由林雨水大女儿林慰慈提供)那一天的战斗从早上七点打到中午十一点，返航的机群中，就只少了我父亲的座机。大家都以为他报销了。而且这一消息还传的很远，后来我父亲去印度加尔各答接收新飞机，准备飞回芷江。在酒店里，遇到昆明空军军官学校第十三期同期的学员谢派芬，他一见我父亲的面就大叫：“见鬼了！见鬼了！”当时他脖子上还挂了一条我父亲的颈链，真是有趣！我父亲，在一次激烈空战中，当时是“日本人追美国人，我追日本人，我又被日本人追的情况下”。在千钓一发的时候，勇敢救出了美国主机飞行员。他在空战中，连续救出二位美国飞行员，荣获美国空军最高荣誉勋章——空军十字勋章一枚。我父亲因作战英勇，共授14枚各种勋章。包括中美空军勋章及美国空军最高荣誉空军十字勋章。文革结束后，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经核实，特派现役空军中将前去香港美国领事馆举行补发仪式，场面隆重庄严。所有美国空军颁发的勋章全部补发。父亲还非常引以自豪的是：他在1945年8月21日至8月23日，他参加了湖南芷江县日军投降仪式。然后又有幸在1945年9月9曰，因为执行芷江至南京的飞行任务，正赶上国民政府首都南京9月9日的日军受降仪式，当时中国少将以上，美国空军飞行员上尉以上才可旁观。我父亲在受降大厅二楼见证了这一光荣时刻，成为非常稀少的见证者。抗战胜利后，“飞虎队”即将解散。眼见祖国的天空，乌云密布，内战就要开打了。我爸爸觉得，他从海外回国是来参加抗日的，不是来参加党派之争，不能中国人打中国人。所以他决定为自己的空军生涯划上句号，于是坚决申请退伍。国民党政府优待华侨，特例批准。这一点即使文革受到残酷政治迫害时，也无人敢攻击他。抗战胜利后，我爸爸在南京经他的战友和我妈妈的同学介绍，认识了当时在南京的美国教会大学——金陵女子大学英语系念书的学生——我妈妈，他们于1947年结婚。当时我爸爸26岁，在福建老家己是大龄青年了。我妈22岁，还是一个美丽的大学生。从此开始了他们俩，一辈子同甘共苦的生活。说到婚事，我的外公，当时是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即后来的南京鸡呜寺外国语学校）的校长，当初竭力反对。因飞行员是危险职业，我父亲又是华侨，外公怕他把我妈带回到菲律宾去。他就想让我妈嫁一个当官的。可是我妈妈还是勇敢地跟着我爸爸走了。现在看来，我的父母都是很简单的人，爱情至上。本来他们俩人准备结婚后，一起回菲律宾去生活，于是就先回到福建泉州乡下。可是当他们俩护照批下来时，我已经在上海出生，跟他们一起到了福建。他们舍不得把我留在福建 乡下。我妈也很不习惯那边的生活，所以一家人回到了上海。在上海，我父亲到中外员工同工同酬的“中央航空公司”任民航正驾驶机长。当时因为飞行正驾驶很少，技术要求高，故而工资极高，生活非常优越。当时的工资，2000美金/月，以当时的物价，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在香港买一层唐楼或一部劳斯莱斯加长汽车。97年香港回归前，大批港人申请移民。美国领事馆官员和我吃饭时，悄悄问我：“是否要为你父母办移民美国的手续，只要一朝身为美国军人，美国政府就会负责照顾退休生活。”法国驻香港领事馆也询问是否要办理移民法国的手续。当时我已入法国籍了。父亲一律表示感谢，但留恋故土的他婉言拒绝了，选择留在香港继续过着简单而清贫的生活。父亲生前赢得许多人尊重，在香港有很多的fans。97年我父母搬家时，美国领事馆的空军武官，穿着牛仔裤，一双大球鞋，上上下下，来来往往，亲自动手，开车帮他们搬家，忙了一星期。我爸爸后来很高兴的告诉我：搬家没花钱，都是美国人来帮的忙。他是一个可爱的老顽童，不贪财，一辈子正直地活在自己的信仰里。2012年2月15日中午，他在香港因免疫力下降，安静的、无疾而终。享年91岁。香港最大的华侨社团组织“侨友社”雪中送炭，联合香港34个侨团，出钱出力，协助我们隆重悼念爱国华侨、抗战老兵去世。父亲去世时，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联络官员亲来吊唁。我爸爸安息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抗战七十周年的纪念日快到了。让我们牢记先辈们出生入死，英勇杀敌的事迹。永远发扬爱国主义的精神，强国强民，保卫世界和平！绝不允许任何人胆敢来侵犯我们。（全文完）

家住法国大巴黎地区Choisy le Roi市的林慰慈女士，1989年留学法国。她的父亲是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林雨水，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林慰慈女士。请她为本报读者讲述他父亲林雨水回国抗战的故事。 1945~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此，本报通过走访当年浴血抗战的国军老兵、先烈后代，再现当年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日历史。特推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 文/林慰慈、吴文超 （接上期）“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它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丽江白沙机场，进入中国的昆明和重庆。航线全长500英里，海拔地势平均在4500-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由于航线飞越被视为空中禁区的喜马拉雅山脉，因受山峰高度和当时螺旋桨飞机性能限制，飞机只能紧贴山峰飞行，因而飞行轨迹高低起伏状似驼峰，故此得名，英文为“The Hump”。 飞越驼峰，对于飞行人员而言是近乎自杀式的航程。航线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频繁遭遇强气流，强风，结冰，而设备又老化。有时，在驼峰偶尔还会遭到日军战斗机在干旱（冬）季的袭击，驼峰航线被称为“死亡航线”。根据战后统计，驼峰航线为战时的中国运送了数十万吨计的援华物资。美国空军则损失了460多架飞机，阵亡及失踪的美国飞行员及机组人员1500多人。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政府和人民不仅仅援助中国大量的抗战物资，也用鲜血和生命帮助了我们。 前前后后总共拥有100架运输机的中国航空公司，也先后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员168人，损失率超过50%！父亲的同学，马来西亚华侨杨鼎玲就是牺牲人员之一。 但是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政府对此史事几乎完全没有宣传报道。而大批为国捐躯的中国飞行员除了死无丧身之地，还要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作为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和走狗来批判斗争。 实在让人想不通，难道保家卫国打击日本侵略者还有罪吗！ 林雨水当飞行员时的照片（林雨水大女儿林慰慈提供） 这次申请回国参战，对父亲来说是一次艰难的行动。因为他是第一次飞越驼峰，没有航线图，没有经验。全凭个人的技术和感觉。又由于航线沿途，气流不稳定，大大增加了飞机撞山的危险。有时飞机就贴着山顶飞过，有时穿越在山峰之间。遇到意外时，又难以找到迫降的平地。飞行员既使跳伞，也会落入荒无人烟的雪山绝难生还。日军的飞机也时常出动拦截，对飞行员造成巨大的威胁。但是父亲还是凭着高超的技术，驾驶战斗机协助运输机飞回到昆明。 父亲送飞机到芷江时，上级把他留下来参加由陈纳德将军指挥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家喻户晓的“飞虎队”，1943年后，被编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我父亲加入第五混合大队：大队长为美国人约翰•丹宁（John A.Duning)，我父亲在第二十七中队任上尉小分队长。后来又调至第十七中队，中队长向世瑞（广东人，台湾空军将军，己逝）任作战小分队队长，作战参谋为威廉•包纳赫（Willian Bonnux)。 中美混合大队第十七中队中共有300多战斗员，由中美各一半组成。他们在战场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关系很好。战后“美国飞虎队联谊会”一直在开展活动，很多美国老兵与他们的家属们多次来华，旧地重游。台湾也早就有“飞虎队研究学会”做了很多采访编辑活动。老兵们个个以身为“飞虎队”队员而骄傲。近年因老兵陆续离世，活动几乎没有了。但老兵们的后代，在海峡两岸都有组织。爱国主义的精神要永远发扬光大！现在国内中国当局只宣传“飞虎队”的美国飞行员，这实在是对占一半人数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不公！中国空军飞行员个个都是好样的，战场上英勇杀敌，没有一个被俘虏的。战时蒋介石、宋美龄对中国空军爱护有加，特别另眼相看。这真是一个由铮铮男子组成的好汉的队伍。他们配合国军陆军，保卫了大后方。随着战情发展，“飞虎队”又在湖南芷江建立了新的空军基地。是抗日时期中国最大、最前线的空军基地。当时前线战事激烈，中美飞行员和飞机损失惨重。一开始，父亲的任务是将美国援华的新飞机，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航线送到云南昆明，有时也送到湖南芷江。后来则直接加入作战部队，在空中和敌人“拼刺刀”。 芷江机场是战时匆匆建立的简易机场，隔河就有日本阵地。跑道简陋，由于跑道高低不平，还发生过两起P-40飞机因机身颠簸，二百五十磅的炮弹自行爆炸，机毁人亡的悲惨事故。当时芷江的生活条件很差。飞行员要随时待命升空作战！因为日本人常来偷袭。从照片来看，飞行员们穿的也不很整齐，战时的生活真艰苦。 父亲驾驶飞机升空作战89次，空中击落日机6架，地面击毁5架敌机，歼敌200余人。这些战功己全部记入美国空军档案馆，永垂青史。他自己也有许多英勇战斗的故事。一次，他们奉命袭击江西九江日军机场，当飞机抵达九江上空，他发现停机坪上，有许多排列极为整齐的日本轰炸机，还有不少日本兵和卡车在那里，他便选择了庞然大物轰炸机，作为首要的攻击目标。事不宜迟，他果断地俯冲下去，向着目标用机枪扫射，击中了两架飞机。随即做了“避险动作”，接着又击中了两架飞机。每次俯冲时，为了避免被敌人的高射炮、机关枪击中，他都会采取上下不规则、忽左忽右的飞行，这种飞行，在战斗术语中称作“避险动作”（evasive action）。当飞机腾回上空，他听到了霹雳啦啦的响声，他知道座驾被敌人的密集炮火击中了。可是他还是沉着冷静地把飞机飞回基地。后来检查机身，发现了七八个弹孔。真是十分的危险。这一战，他击毁四架飞机。中、美军方各颁发一枚“空军勋章”。 有一次，在1944年8月21日上午。在洞庭湖一万多英尺高空，父亲的机群遭遇到日本战斗机的攻击。日本飞机正在向美国五大队队长旦宁少校（GOL.John A DUNNING）攻击，他的飞机被击中，但仍能向下俯冲，正好父亲在日本飞机后面右侧，日本飞机也还在攻击他。父亲看旦宁飞机处于危险处境，他顾不上自己的安危，第一个反应是先救旦宁，他对准日本飞机开枪，把飞机击落。旦宁安全飞回芷江，而他的飞机也被日本战斗机打穿了几个洞。其实，飞机僚机掩护主机就是把敌人的攻击目标飞引自己，牺牲自己，掩护别人，风险很大。 父亲一直对这次的救助津津乐道：“日本人的飞机追美国人的飞机，我的飞机追日本人的飞机，我后面是日本人追我的飞机。我前面的日本飞机划S形飞行；我在后面也划S形追击。我是西点军校航校的教官，我在美国教的就是S形追击时，打‘提前量’射击前面的敌机。‘嘟、嘟、嘟，’我的机枪在内半径提前射击，敌机飞到那里，刚好中弹！”。但父亲也很佩服日本驾驶员的技术精湛，他们只是不走运，碰到更勇敢，飞行技术更高的父亲。 父亲另一次救护美国飞行员，是在长沙上空。他发现在他左边上空两架日本飞机正在攻击美国少校威廉氏（COL.WILLIAM BONNEAUX）,而他的飞机也受后面日本飞机的攻击，但他想到是去解救威廉氏，便去追击威廉氏后面的敌机，把日机击落。威廉氏飞机受创，但安全飞回。他的飞机虽有几个弹洞也飞回芷江。 前后救了两位美国战友，父亲得到美方的肯定和赞扬，美国空军部颁发给他两枚空军勋章（AIR MEDAL WITH CLOSTER）及空战卓越成绩单，颁发一枚十字勋章（D.F.C），全名是DISTINGUISH FLYING CROSS，很少人可以获得此类勋章。 父亲还因掩护主机，猛烈反击，救出中队长向世瑞，而获得又一枚空军勋章。       ...

1945~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此，本报通过走访当年浴血抗战的国军老兵、先烈后代，再现当年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日历史。特推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林雨水当时驾驶飞机的照片（林雨水大女儿林慰慈提供）文/吴文超家住法国大巴黎地区Choisy le Roi 市的林慰慈女士，1989年留学法国。她的父亲是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林雨水，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林慰慈女士。请她为本报读者讲述他父亲林雨水回国抗战的故事。飞虎队当时的战斗机。（以上照片由林雨水大女儿林慰慈提供）停在停机坪上的战斗机。（以上照片由林雨水大女儿林慰慈提供）林雨水年少时的照片。（以上照片由林雨水大女儿林慰慈提供）林雨水当上飞机驾驶员时的照片。（以上照片由林雨水大女儿林慰慈提供）我父亲林雨水又名林炳煌，他于1921年12月出生在福建西北深山中一个客家人的家庭。由于山区贫穷，生活艰难，在他一岁半的时候，家里把他卖给了一户姓林的菲律宾华侨。养母多年没有生育孩子，特来家乡南安县林坂村买男孩子回去“催生”。这种陋习一直延至今日。他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养父到菲律宾去了，在菲律宾计顺省，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岛上生活。养父在岛上有点影响力，他经商多年，家境富裕。爸爸去了新家后，不久，多年不孕的养母一口气养了6个孩子，有男有女。连同小妾所出，真正是六男六女一个兴旺的大家庭。养父母故此十分喜爱我爸爸，认为他给家里带来好运。父亲从小胆大调皮，但聪明伶俐。由于家里没人可以管教他，小岛上又没有华文学校，为了让他学习中文，就早早把他送到马尼拉中华学校去学习。他天资聪明，虽然学习的时间很短，却学会了翻查字典。以后一生自学中文不缀。但讲话及用词用句仍是闽式普通话。父亲从小喜欢航空，天天做梦，想开飞机上天翱翔。于是家里就又把他送去了马尼拉一家名为Valeriano Aviation School的航空学校，学习修理飞机和飞行。养父还为助他实现梦想，真的为他买了一架小型飞机，让他可以在岛子上环岛飞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岛上驾机飞行，也成为当地一景。后来，父亲又转到马尼拉远东航空学校。爸爸一辈子心灵手巧，会用工具，动手修理。也是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兴趣和爱好。抗日爆发以后，中华大地沦陷，生灵涂炭，就要国破家亡了。父亲就和两位同学商量回国抗日。当时，菲律宾已经戒严，当局担心战火烧到菲律宾来，严禁中国华侨回国抗日。为了回到中国去参加抗日战争，他们三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就偷偷混在渔船里。父亲担心带行李和金钱太多会被发现，就只穿了一条裤衩上船，蒙混过关。事后养母发现雨水不见了，伤心不己。她一辈子都很爱这个养子。而同我爸爸一起逃回祖国的一位同乡同学，竞然在九十年代末，重逢在香港。两人是真正悲喜交加，犹如重生。那位老伯去年我去香港探母时仍健在。他在抗战胜利后在清华大学毕业，我在香港与他见面聊天，他告诉我好多当年的趣闻。不知今年再去，故人仍安在否？曲指算来也是耄耋之人，都过九十岁了。他们几个青年华侨几经辗转，才从菲律宾坐船到了香港，又转道经越南海防市一路到大后方昆明。好不容易到了昆明，希望报考中华民国昆明中央空军学校。千辛万苦找到昆明航校时，父亲他们三人身上的钱己全部花完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入校还要参加文化考试。考试时，由于父亲不会中文，考场上别人在试卷上不停地答题，他只能伤心地坐着，听着，看着。他的心里充满了沮丧，他想：＂完了！还是回到菲律宾去吧！不会中文，谁要呢？＂后来，他就把仅仅会的几个中国字写满他的试卷：“我是爱国华侨。”谁知道，正准备打道回府的父亲竟然在录取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想是因为他当时己在菲律宾的航空学校学习，己有了一定的航空知识，身体素质又好。终于在1938年底从3000多报名者中被录取在130人之中。父亲在昆明等地空军学校上课特别用功。他们的这批学生，大部份都是祖籍广东、福建的华侨子弟，家境富裕，且都受过很好教育，懂英文，而教官都用英语授课。上课之余，父亲除了在课堂上用心听讲之外，更在学习中文上，下了很多功夫。为了努力学习，他在自己的胳臂上刺上“上”字，表示要天天向上。后来他去美国西点军校航校学习时，学校不允许学员在身上刺字。他才到医务室生生把“上”字给去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父亲终于能讲一口人家听的明白的普通话。同学们也不再叫他“外国人”了。想当年这些富家子弟，为抵抗外敌侵略，为保家卫国，不惜抛家舍业，不怕累，不怕死，勇敢争上杀敌战场的爱国主义精神，今天也是需要发扬光大的。海外华侨对中国的抗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由于日本空军的不断轰炸，父亲所在的昆明国军中央航空学校几经转移。先在昆明，学校和宿舍被日本人炸光。学校就搬到四川宜宾，没有两天，日本飞机又来了。昆明航校，最终搬迁到云南驿机场训练。可是，日本飞机又侦察到，跟踪而至。他们炸毁了所有的训练飞机。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已经消耗殆尽，毫无空战的能力。在国内实在无法继续训练了，美国人就将他们12期学员全部接收，全体共八十多人送到美国西南部一空军基地凤凰城，接受初、中、高级的三个阶段的严格训练。当时的训练十分严格，每阶段60小时，每15小时一次测验，不合格马上淘汰。共需经历12次测评。因为当时飞机的装备还很落后，飞行事故也多，有些学员还未出征，便已在训练中丧失了生命。完成第一阶段初、中、高级训练后，父亲又被送到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Randolph Army Air Field）继续深造。这就是美国著名的空军学校，又名美国西点空军学校(West Point The Air)。爸爸在那里继续接受训练教官的课程。包括：空中射击、各种飞行特技、夜间飞行以及各种复杂仪表飞行、穿云下降等等。在那儿的飞行训练毕业后，有关部门又派他到亚利桑那州(Arizona)鹿克高级飞行学校（Luke Field）深造，毕业后就被留校担任教官，负责培训战斗机飞行员。他是鹿克高级飞行学校的第一个中国人教官，也是唯一的中国人教官。父亲于1942年毕业任教官时，年仅21岁！他带教了第14、15期的飞行学员。当时除了中国飞行学员，这二期学员中还有许多英国飞行学员。美国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是帮助培养了许多空军飞行员的。我爸爸带教的学员，其中有一位优秀学员就是著名的抗日英雄周训典。周训典在抗日战争中出生入死，击落日军飞机6架。在对日空战中，他三次遇险，负伤降落在沦陷区，又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脱险归队。周训典没有倒在杀敌的战场上,却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活活打死，还没断气，就被拖到机场跑道旁活埋。我爸爸不止一次为这位空中英雄的命运叹息！若有机会真想再讲讲这位飞虎英雄的故事。他们这些中国飞行员，在美国生活的那几年里，常常聚在一起读报，关注祖国的抗日战争近况与进程，当地的华侨对他们这些华人飞行员非常关心和爱护。每当放假时，便会邀约他们到家里作客，热情款待，他们希望这些飞行员能开着飞机去打日本人，多打下日本人的飞机，为华人争口气。他们去华侨饭店，老板们都不收他们的钱，还怪他们见外。飞行学员们在学校吃的是西餐，而华侨请他们吃的，都是非常可口的地道的家乡菜，在异国他乡，尝到家乡的美味佳肴，都会勾起他们思念苦难中的祖国。在这里，也有华侨要把女儿许配给这些飞行员，他们有很高的薪水，有年轻人的活力，但这些飞行员知道自己的使命是回国抗战，在战场上飞行员的死亡率是很高的，他们谢绝了这份爱意。大部份的飞行员都是抗战胜利后才结婚的。父亲回国的初衷是上战场参战，可工作需要将他留在了美国。1943年，抗战进入胶着状态，飞行员战斗减员严重。他向学校提出回国参战的申请，获得批准。他非常高兴，但附带了一个任务，上面要他驾驭战斗机，协助运输机，穿越喜玛拉雅山，以突破日军的封锁线，飞行冲破人们称的“驼峰航线”,运输美国援华物资到昆明，这确是一项极为艰巨和危险的光荣任务。而他早已立志，要参加抗日战争，把日本侵略者打回东洋去！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便毫不犹豫承担此项任务，立即起程回国。（未完待续） 

1945~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此，本报通过走访当年浴血抗战的国军老兵、先烈后代，再现当年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日历史。特推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当时的青年远征军部分士兵退伍后转到长春青年中学继续读书。文/吴文超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曾有12万中国知识青年在国家存亡关头挺身而出，响应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踊跃报名，投笔从戎，组成中国青年远征军，对日作战。家住巴黎93区Aubervilliers市的旅法华人高怀德先生曾经就是这只青年军里的一员。最近，我们有幸对他做了采访。高怀德今年86岁，曾在台湾军队担任少校，四十多岁赴法求学，先后获得哲学博士和文学博士。对我们的到来，他热情万分，侃侃而谈。一、报名参军高怀德（左）当时从军纪念照我叫高怀德，1929年5月6日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皇甫乡高家湾，我出生时胸前有一块印记，我的母亲对此又惊又喜，认为这是胸有大印，所以我另一名字也叫怀印。我家在当地是大家庭，父亲兄弟五人，父亲排行老五。母亲也出身富裕家庭。但这一年陕西大旱，种下的庄稼几乎颗粒不收，高家弟兄便分了家，家产多半分给老大，父亲和一个兄弟住在一起，后搬到西安城，在那里开了一个裁剪铺，勉强糊口。我上面还有个哥哥，我快三岁的时候，母亲又怀了妹妹，不幸难产身亡。那时我不懂事，母亲埋葬时都不知道哭，还是父亲在后面打了我一下，我才哇哇大哭起来。母亲去世后，由伯母照看我。1936年，我在当地君士小学读书，那时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就设在附近，我经常偷偷去看军人出操，从小就对军人生活产生向往。但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爆发，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苦，有时连饭都吃不上，虽然我喜欢读书，但家里已没钱供给，不得不辍学到城里讨活。我在舅舅（伯母的弟弟）王文鹏的帮助下，在西安城贸易行找了一个学手艺的活，说是跟老板学算盘，将来好算账，可是做了一年，我连算盘珠都没摸过，只是做学徒。我一气之下炒了老板，又在城北的一个警察分局找了一份杂工。那时的生活越来越苦，有时两、三天都没吃的，只能饿肚子。分局里的厨师是个好人，他和太太、孩子都住在后面的窑洞里，他常偷偷地将馒头留下来给我吃。我在那里一面打杂一面自学文化。分局局长人特别坏，他不时找我的麻烦，还让我给他擦皮鞋。有时嫌我擦的不好，张口就骂：“你连鞋都不会擦，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事我一直记得，就在我气愤难奈的时候，西安城出现了招收青年军的广告和标语。我们陕西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社会风气，可那时正是国难当头。那时日本人的飞机时常到我们陕西来轰炸，经常见到被炸弹炸的尸首不全的人，我曾就读过的学校也被扔下过炸弹，所幸无人伤亡。国仇家恨加上对军人生活的向往，让我义无反顾的去报名参加青年军。我当时只有15岁，年龄太小，我虚报了一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体检，合格后我正式入伍。由于我报名晚，虽然我住在西安，却要到远离西安的兴平县集中待发，我们的营地驻扎在兴平飞鸿小学内，待了20多天。这时哥哥找到了我，说伯母听说我要当兵哭的死去活来，让我回去。但我有自己的主意，决定的事绝不悔改。20天后，我们乘飞机到了云南曲靖。二、曲靖集训 高怀德和当时战友的退伍纪念照到曲靖后，我被编为207师621团一营三连迫击炮班。属于步兵。连长杨昌显，是北方人。连里面，除了连长，还有政治指导员，教育班长，多是中央军校第十六、十七期的，他们都是大学生，年龄都不大，都有两把刷子。教育班长开始是上面派的，后来我们自己推选。我们207师是青年军独立师，下设619团、620团、621团，两个炮兵营。第一任师长是方先觉，后改为罗友伦。在曲靖，有619、621两个团驻扎在曲靖大营内，620团驻扎在曲靖的山上，我们去的话要走七、八个小时的路程。我们207师有部分人经过考核陆陆续续空运到印度（其中我的同学就在印度学会开车，我们撤离云南时就由他驾驶）。我们的训练都很艰苦，学员们大多都亲眼目睹过日本人的野蛮统治和烧杀抢掠的暴行，对敌寇有着满腔的怒火，所以训练特别认真，大家都急切地要求学好作战本领。开始伙食还可以，有米有蔬菜。可是有的时候伙食很差，糙米里都带着沙砾，没法下咽，但没人抱怨。有两件事对我印象最深刻。我们训练时有夜行训练，我在训练时却看不到同学，有时走着走着就掉到洞里，找医生检查了一下，说我有夜盲症。同学们听说吃猪肝能改善视力，大家就凑钱给我买猪肝吃，让我感到了学员们的团结。二是政府对我们参军的有部分经济津贴，基本上都是寄给亲属。我当时是从兴平出发的，他们没有将钱寄到我西安家里，而是寄到了我的营队，结果我的补贴被营里管收发的文书贪污，最后他跑掉了。管收发的基本都是营长的亲信，我也没有追究，谁知还有一个学员也有这个情况，他去找营长，营长给他垫上了津贴，将事压了下来，同学告诉我时，我有些怪他没有叫上我一起去。我们在营房里睡的是上下铺，每周都有一天休息，休息时，我们就去昆明、曲靖当地玩，我们还学会了几句云南话，有时也和当地居民交谈一下。1945年3—4月间，蒋介石来营地视察，他发表了一些你们是子弟兵一类的话鼓励，希望学员们能忠诚于他。著名剧作家田汉与四维儿童剧校的小演员们也经常来营地演出，他们的编制也在207师。正当我们训练结束，随时准备出发打日本人的时候，传来了日本人投降的消息。我们欣喜若狂，学员们相拥而泣，我们619团和621团走出营房，紧急行军至曲靖山上，同620团会师，共同庆祝抗战胜利，我们唱啊跳啊，闹腾了一夜才返回营地。日本人投降不久，我们奉命随部队去东北。我们先是乘车，车队从云南曲靖出发，田汉的四维儿童剧校是第一辆车，我们的车是第二辆，由云南经贵州到长沙。路上，田汉的第一部车翻到了沟里，所幸无人伤亡，我们的车也抛锚，只好等后面的车辆。到达长沙，我们以火车与民船水陆并进，运到汉口，由汉口乘轮船到达南京，我们本来要去中山陵瞻仰一下国父中山先生遗容，时间来不及，我们又坐船到达上海，在上海坐船开往秦皇岛，转乘北宁路火车，出了天下第一关山海关，进入东北。三、在东北在东北，我们的目标是俄国人。有的同学被调去处理一些日军投降后的善后工作。一次在火车上，我们遇到一位同学捧着一块刻有张伯年名字的石碑，张伯年是我们的同学，好哥们，他会日语，日本人投降后，他被调去受理日本人的遣送和日侨处理问题，他有时会为同学们拿回几包糖精让我们冲甜水喝，没想到他竟去世了，我们临时在葫芦岛下车，去他的墓地祭奠了一番。在东北，我们辗转沈阳、锦州、内蒙卡尔辛屯，我在一次送情报时乘坐的牛车翻了，腿部受伤，被送进医院，在那里，遇到了我的女同学，她在做护士，我这才知道青年军里也有女兵，同学相遇，虽男女有别，在战场相遇也惊喜万分，伤好后，我回到部队。不久，我们奉命为友军解围，同林彪的部队打了一仗，那一仗打的特别惨烈，连长杨昌显死了，排长也死了，班里还有两个亲弟兄林谦南、林如南都死掉了。打完这一仗，我们就按当时入伍时的时间规定退役了，我转到长春青年中学继续读书。青年中学的学生都是青年军退伍的，学校完全军事化，随时要求我们听调遣、上战场。后来，内战开始，东北局势紧张，国民政府把我们青年中学的学生转移到了嘉兴。在嘉兴，青年中学后来变为了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陆军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大陆战事吃紧，我们随部队退到了台湾。四、台湾生活在台湾，207师的编号继续存在，我们继续留在207师，我进入政工干部训练班，成为第十七期学员。后来，孙立人成立干训班，我去培训了三个月，孙立人很喜欢我们，常和我们聊天。孙立人出事后，我们这批人员也受排挤，我们又进入军官学校培训班，校长是方先觉和罗友伦，后来方先觉和蒋不和，出走香港，他的书法好，我们好多同学去信跟他要字，他有求必应。后来，我们被派到金门，开始了和大陆的隔岸炮战。在金门，我通过考试，被派送到美国培训，回来后，我厌倦了军旅生涯，以少校职衔退役，选择了来法国留学并拿到哲学和文学双博士。青年远征军简介中国青年远征军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末期所建立的一支政治性很强的军队。早在1943年，在大规模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之前，为了补充驻印军的特种兵（如汽车团、炮兵团等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兵种），曾由个别新兵补训处招收一些知识青年，成立了几个团。1944年，侵华日军为了打通内陆交通线在中国战场发起了最后的战略进攻。日寇由湖南长驱直入，“陪都重庆，面临威胁，政府打算必要时，迁都西康。”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发表即席演讲，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1944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发表《告知识青年书》。随后，国民党中央决定广泛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征集知识青年十万人，编组远征军。在校的积极青年和国民党及政府官员子女积极响应，一时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知识青年报名参军热潮。1945年1月1日，应征入伍的青年远征军共12万人，正式在各基地接受训练。青年军先后参加了缅北大反攻、如密支那、八莫、南坎、腊戌诸战役，对打通中印公路发挥了积极作用。寻人启事高曼丽女士，父亲为抗战时期芷江机场空军第九总站站长高正明中将，本报想联系采访，有知其联系方式者请与本报联系。电话：01 45 86 01 35。

1945~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此，本报通过走访当年浴血抗战的国军老兵、先烈后代，再现当年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日历史。特推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1944年在云南驿美国援华空军14航空队当护士的黄欢笑（网络图片）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美国罗斯福政府同意，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军官、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陈纳德，回美国征召美国预备役军官和从陆海军航空队退役的人员来中国支持中国抗战，于1941年8月1日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美国志愿航空队英勇善战，战绩卓著，被中国人民称为“飞虎队”。1942年上半年日军攻占缅甸，切断了中国最后一条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中美双方经共同努力，历尽艰险，开辟了由印度阿萨姆邦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到中国云南昆明、四川重庆等地的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驼峰航线”的开辟，对支持中国抗战、保证美国驻华航空部队“飞虎队”等的作战物资供应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硝烟弥漫，战火连天。一个澳门女青年、香港女护士离乡背井，去了彩云之南，在人类遭受危难的岁月，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法西斯战争的炮火烽烟中，与二三十个美国大兵休戚与共，并肩战斗在美国飞虎队的“驼峰航线”上，这位中国女护士，名叫黄欢笑，被人们誉为“驼峰天使”。日前，我们采访了在法国的高爱敏女士和高昆敏先生，黄欢笑正是他们的母亲。 黄欢笑和当时的美国援华空军（网络图片）高先生和高女士拿出了一摞有关他们母亲的照片，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母亲的一生。少女之梦1912年冬，农历11月24日，广东省新会县城外的三丫营黄霖家诞生了一个女孩，因出生后一睁眼就会笑，父亲就给她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黄欢笑。“我想是希望我有一个欢笑的人生，快快乐乐的人生”黄欢笑后来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她的父母没有想到的是，黄欢笑用她一生的爱心，把爱留在了人间。她四岁时随父母来到澳门定居，十四岁时，黄欢笑读完四年初小，面对一个人生重大选择：按当时习俗，读了四年小学的黄欢笑应该待在家里准备出嫁，可十四岁的黄欢笑看到许多女孩早早嫁人的悲剧，她不愿出嫁。黄欢笑看到坐在澳门八角亭邮政局里工作的葡萄牙女职员羡慕死了，她也想当个女职员，领薪水回报父母。但她大哥告诉她，要当个女职员就得有高等专科学校的文凭，而要上高等专科学校就得有高中文凭。这六、七年读下来，可就是老姑娘了。但是她下定决心读书，进到澳门圣罗撒女子中学学习。读了三年高中，黄欢笑毕业了。当黄欢笑从澳门圣罗撒女子中学毕业后，她心想可以报考香港的高级专业学校了。然而，她高兴得太早了。过了几天坏消息传来了：当年的澳门没有高考的条件，只有到香港去参加考试。更糟的是，在香港参加考试得有高中毕业的文凭，而那时的圣罗撒女子中学是没有文凭的。一下子，黄欢笑的心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全凉了。怎么办呢？后来，黄欢笑对父亲和大哥说：“爸爸，大哥，我还要读书，我要到香港读书！”1934年，黄欢笑迈进了香港比利罗时高中学校就读。1936年黄欢笑终于考进了香港玛丽医院护士学校，成为一个护士，雪白的护士服，雪白的护士头巾，这是黄欢笑梦寐以求的理想。一个美好的人生前途展现在黄欢笑的面前，然而，她没有想到，战争，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战争粉碎了她的梦，而且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命运.……走进战争的女人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下令进攻香港九龙，当时黄欢笑正在九龙医院实习，她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兽性。她所在的医院里布满了日本鬼子烧杀的病人和被强奸的妇女，黄欢笑每次为那些惨遭日本兵强奸的妇女做护理时，心都在流血。援华抗日的飞虎队老兵和黄欢笑多年后再次重逢。（网络图片）援华抗日的飞虎队老兵和黄欢笑多年后再次重逢。（网络图片）日本侵略军占领九龙后，把九龙医院里的外国医护人员赶进集中营，把黄欢笑等港澳医护人员赶出医院。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生活来源，黄欢笑与五哥冒着危险从深水埗乘小木船偷渡到香港。但回到香港也没有出路，整个香港充满硝烟和恐怖，到处都是断壁残垣。毁于炮火的高楼，病饿交迫、奄奄待毙的难民比比皆是，商店关门，学校停课，满街又都是横行霸道的日本兵。这时玛丽医院的同学传来一个消息，内地美军医院需要会讲英文的护士，在宋庆龄组织的“中国同盟救护”的号召下，玛丽医院的很多护士都被护送到内地去。可惜黄欢笑错过了时机，已没有人可以为她联系飞机和接头的人了。她决心想办法一个人去，她打算先从香港坐船到澳门，然后再从澳门到内地。在开往澳门的轮船码头上，日本兵从她身上搜出了护士服，舞着刺刀在她脸上晃来晃去厉声警告她，不许她离开香港。回去后，她把有可能暴露身份的证件都放在玛丽医院，化装成良家妇女，侥幸的躲过日本人的检查。终于到了童年时代的故乡——澳门。1942年秋天，黄欢笑在父亲的护送下，乘船从澳门先到梧州，又混在难民里到了广西柳州，一路几经辛苦，年底终于到了重庆。到达当天，黄欢笑在美军总部找到了香港玛丽医院的同学LUSI黄，她告诉黄欢笑，现在最需要人的是昆明美军医院。那时，昆明正是东南亚的最前线，黄欢笑没与家人商量，第三天就乘搭美军军机到达了昆明美军飞虎队医院（昆明95美军医院）。医院的条件非常简陋，只有几间平房作为抢救室和病房，医务人员则大多住在简易帐篷里。1943年，一班美军护士来了，中国护士们被调到桂林美军医院。衡阳失守，医院里的护士们有的被分到成都，有的分到重庆，只有黄欢笑一个人被分到美驻华十四空军云南驿战地医院，靠驼峰航线最前线的医院。当时在云南驿医院里有二三十位医护人员，全部都是美国军人，而且全都是男性。在她来到这医院之前，医院曾有过一两位女护士，但因为环境太艰苦，后来都走了，当黄欢笑来到后，这里有了一个中国人，而且是一位中国女护士。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黄欢笑与受伤的美国飞行员、医院里的美国军人、护理人员结下了深厚感情。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飞行员们（网络图片）驼峰天使二战期间，在与日本法西斯空军的搏斗中，3300多名中美勇士牺牲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其中超过2/3是美国军人，500多架美国飞机不幸失事，1500多名中美空中勇士魂撒蓝天。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前沿，每天都有战斗机、运输机飞行员负伤，当飞虎队员血肉模糊、缺胳膊断腿的从前线抬到医院时，他们通常问的问题是“我还能飞吗？”为他们擦洗伤口的黄欢笑听了就忍不住落泪。有一位受伤的战士被锯掉了一条腿，他才仅仅21岁。每一次为他打针，黄欢笑就忍不住伤心。这个美军小战士反过来安慰她，说自己的腿没有白白失去，他击落了3架日本飞机，等战争结束，他会回到美国做一个残疾小提琴手。伤势稍有好转，他就拿出从美国带来的小提琴拉给善良的像天使一样的姐姐听，听着听着黄欢笑抱着这个小战士痛哭不止。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黄欢笑的美丽、善良、刻苦耐劳给伤员们以及美国同事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是“驼峰天使”。在美军医院的几年中，是黄欢笑一生中觉得最快乐最值得回忆的一段历史。她每天救护那些前线的受伤英雄，看着这群勇士康复重新奔赴战场。美军的官兵都非常有礼貌，有感情，1944年黄欢笑的母亲在澳门病故，医院立即派出飞机护送黄欢笑到重庆与九弟见面，以慰失母之哀节（当时不能回香港），黄欢笑一直心里感激这些有同情心的美国人。黄欢笑也经历了爱情。一位美国军人潘尼离开中国后，一次次写信给黄欢笑，可惜战争使他的这些满怀深情的信件和照片没能及时送到黄欢笑手中。仅有的几封信一直在海外黄欢笑的大哥处保留了50多年，直到2001年大哥在加拿大去世，才从加拿大辗转送回到香港，最后才交到黄欢笑的手中。1943年云南寻甸14航空队的医护人员（网络图片）黄欢笑和玛丽医院的同学都是30左右未婚，在战争年代因为生活条件使许多护士都是单身。善心的院长（MAJORBUSH）布什先生牵线，将一位叫高生道的年轻人介绍给黄欢笑。高生道一九三七年到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工作。一九三九年接受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派遣从上海到香港护送一批医疗器材到内地参加抗战，一九四一年到保山参加抗战，先是在盟军设在云南驿的美军空军医院担任X电疗主任，后又到联勤总部38军军医院任副院长。千里姻缘一线牵，就这样，两位年轻人相识了。1945年8月，抗战胜利，黄欢笑随美军撤至汉口，她在汉口市医院工作一段时间，后从汉口经南京到达上海。在上海美军医院又工作到1946年底，从上海终于乘船返回香港与亲人团聚。在与家人商量后，黄欢笑决定再回云南昆明，与在抗战时期相识相爱的人结为终身伴侣。高生道与黄欢笑共患难了59年。2007年6月5日，黄欢笑老人安详地在家中离世，走完了自己平凡又传奇的一生，享年95岁。后记被人们称呼为“女神之家”的墓园座落在风景秀丽的西山滇池之畔，昆明金宝山园林公墓公园。因黄欢笑在云南昆明有着很高知明度，因而在此墓地独享至尊待遇，他们兄妹投资兴建此“女神之家”占地几百平米，已是昆明一景。高昆敏介绍，他的哥哥高德敏一直在整理母亲的资料，高德敏在母亲生前花了4年的时间为母亲写了一本《飞虎月亮花》，后来又用4年时间拍摄了专题片。最近得到消息，由改编自高德敏同名传记小说的中美合拍电影《飞虎月亮花》已举行了签约启动仪式，由好莱坞大牌制作人编剧执导，我们期待这部中美巨制早日完成拍摄，在全世界公映。 

1945~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此，本报通过走访当年浴血抗战的国军老兵、先烈后代，再现当年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日历史。特推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钱直向（1912-2006）和他的日记摘录文/吴文超钱直向，又名志襄，别号子翔，笔名拙翁，1912年5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徐水县元头村。钱直向于1936年赴法留学，半工半读就读于格城大学，主攻文学，兼读政治经济学。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文学硕士学位。钱直向少有大志，学业有成，本在异国可以施展抱负，但当时侵华日军节节进逼，南京失守，武汉告急，祖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素有爱国之志的钱直向怎能为了个人前途，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他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情，毅然于1938年回国，当时家乡已经沦陷，他便到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武汉，请缨报国，积极参加了神圣的抗日救亡工作。他由于办事干练，卓有成效，得到外交部的赏识，半年后，授以二秘衔，派往巴黎，担任李石曾领导的中国驻欧洲代表团机要秘书，除直接致力争取友邦援助中国抗日工作外，还间接协助日内瓦中国图书馆、里昂中法大学和巴黎华侨协社工作。欧战开始，法国沦亡，中法交通阻隔，联系中断，钱直向无法回国，开始了华侨生活。1940年6月，德法停战后，法国成立维希政府，其政治、经济、外交都失去自主权，全受德国控制，国民党总裁代表在法国已无法工作，再留下去就毫无意义了。宋子文部长多次来电催请李石曾代表去美国。1941年春，李石曾决定离开，那时中国政府和西班牙弗朗哥政府还未复交，外交护照不适用，李石曾就在马赛领事馆换成银行家身份普通护照取道西班牙、葡萄牙去新大陆。在法国的代表团工作看起来已经结束，实则由钱直向留守，继续工作，因许多文件不能携带，但又要检查一遍，时间来不及，钱直向就带几个箱子上车送李石曾，以便在车上看。李石曾和钱直向相处多年，在战乱之际分手，让钱直向独自留在危险之地，很是担忧，他给钱直向留下四句赠言：“休养锻炼、艰苦卓绝、胆大心细、形圆智方”，以鼓励和安慰。钱直向本应该在“中立区”下车，俩人光顾说话，火车直接开到了西班牙边界。这里一个车站两国用，一边是法国税关，一边是西班牙的，李石曾护照有两国签证，顺利通过，钱直向带着箱子要折回，引起税警注意和怀疑，要来检查钱直向的行李，钱直向急了，箱子里的文件大都是反对德日意“轴心国”的资料，同时，还有法国激进党秘书长陶乃雍托钱直向带给伦敦戴高乐将军的密函，密函一直放在钱直向的鞋垫里，万一被发现，便有生命之危。钱直向急中生智，他灵机一动，他的护照没换，仍是中国代表团成员的红皮外交护照，他现在仍是在法国境内，他拿着护照据理力争，身为外交人员不得检查。僵持许久，直到中午下班，税警去吃饭，留下一个带枪警察看管钱直向，不让他离开站台。钱直向看到边境车站，到处都是铁栅栏围着，车站上有辆空车，钱直向就要求到空车上休息。法国警察正和西班牙同行在私下交换物品，正嫌钱直向碍眼，就答应了他上车。钱直向上车后先将给戴高乐将军的密函掏出来撕碎，欲丢进厕所，但碎纸会漏到地轨，他发现车顶上有个调气筒，车行时可以往里灌风，就将碎片塞到调气筒里，重要的证据处理掉，箱子里的文件都是有关德日意政治的，和军事没多大关系，大不了被抓坐牢，不会有杀头之祸。钱直向有了底气，精神不觉一震，下午人来上班时，警察不禁要开箱检查，还要搜身。钱直向坚决不从，大声抗争，经过很长时间辩解，对方只好给维希政府打电话咨询处理意见，也不得要领。最后，抗争终见成效，来了一位高级官员，很有礼貌地和钱直向接谈，说是在边境上，战争期间工作人员不得不执行任务，一切都是误会，请原谅。并说战时下午已无火车开行，为避免在小城镇过夜，他们可以开车将他送到目的地。钱直向见好就收，表示要去马赛，对方果然照办。一场虚惊，化险为夷。第二天，钱直向去马赛领事馆等侯陈忠钧领事，恰巧李石曾从里斯本打来电话问询钱直向的事，他认为钱直向被海关扣留了。在边境检查时就想留下来陪着，被钱直向用中国话劝走，直到钱直向亲自接听电话，才放下心来。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社会党、激进党等众多政党组织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进行地下抵抗德国法西斯活动，当时经费非常紧张，为坚持长期抗战，法国人民阵线决定将一部分捐赠的经费转移到瑞士银行暂存，以备后用。经办人激进党秘书长找到李石曾和钱直向两位同情人商量，决定派钱直向负责移送，今后如需支取这笔存款，必须有他们三人中的两人签字才有效。钱直向把金条和美金装入皮箱，乘火车出发。下车后，钱直向发现站台有德军把守，正在逐个搜查旅客行李，他想这笔经费一旦被搜出，不仅仅是自己危险，而且重要的是法国人民阵线财政将遭受损失，怎么办？前进危险，后退无路。在这紧要关头，钱直向仍然保持头脑清醒，转念一想：我有外交护照，外交人员的行李是免检的，我应该镇静自若地闯过去。钱直向随即主动掏出护照递给德军。德军一看来人派头不凡，又是外交护照，马上放行了，钱直向于是顺利地将这笔经费存进了瑞士银行。经过一段时间，法国人民阵线需要动用这笔经费，激进党秘书长来找钱直向，希望钱直向签名，由他去瑞士取出这笔款项。为了防止边境上的德军找麻烦，钱直向在白纸上签好名字，由这位激进党秘书长带到瑞士后再签上自己的名字，取出了这笔款项，以付抗德法国人民阵线之急用。抗德战争结束后，法国下议院议长艾里欧、殖民部长穆岱和上议院秘书长陶乃雍三人提议，要给予钱直向奖章。钱直向认为，抗德期间，为反法西斯做些工作，也是一个侨民份内的事，乃婉言谢绝。1942年春天一个早晨，一位外籍女生跑来告诉钱直向，她的中国男友被德国占领军抓去了，叫他和他的中国朋友赶紧逃跑，不多会儿，几位中国同学也来谈此事，全都惊惶不定，钱直向想：德军真要拘捕中国学生，逃到哪里也躲不过，与其乱跑胡躲，不如索性去德军司令部问个明白，他们为什么拘捕中国学生？有个同学不赞成，他提出自己要逃到乡下去，并警告钱直向不要乱出主意。一位同学被他的勇气打动，愿意陪他一起去司令部，钱直向提醒他想清楚，这如同入“虎穴”，别人躲都来不及，我们是主动送上门去。通常，占领军常以军法处理事，十人进去，九人难得生还。他见同学没有退缩，于是俩人就冒冒失失去“探险”，以往宁愿绕路也要避开德军军部门口的中国青年，这次竟昂然而入，被守卫兵喝住，经说明来意，才叫到挂号处，声明：“要求见司令打听为何拘捕中国学生。”填好表格，留下身份证，被要求第二天来听信，战争期间无身份证携带，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可事到如今，欲罢不能，只能硬着头皮照办，在回家路上都捏一把汗，忐忑不安。好容易熬到第二天，俩人巴不迭地跑去问消息，勤务兵带着不屑传达的神气说：“两个学生就要见我们的司令？”没想到，司令没有拒绝，答应接见。这位司令，五十岁上下，身体颀长，他态度和蔼，以礼相待，他问明理由，钱直向告诉他，“中国已无外交人员驻法，我们是以同胞关系，来了解拘押中国学生原因的。”司令不说别的，先问俩人属于南京政府还是重庆政府。这时的汪精卫已在南京成立了伪政府，且和德国建有邦交。钱直向万没想到他会有如此一问，吃了一惊。说属重庆，为敌国人民，有可能被投入集中营。若说属南京，则可以“友邦国民”相待，两者差别极大，稍有不慎会有不测的后果。可是国家的尊严，民族的立场高于一切，即使有大难于当前，也不能出卖人格。于是，钱直向答道；“我出国时只有国民政府，数年来连家信都没有，更不知有第二个政府。”司令粲然一笑，说是滑头的回答，但不再追究。他把卷宗打开，拿出被捕同学的案卷，只见信封上写着“伦敦戴高乐将军总部收”发信人赫然写着被捕同学的名字和住址。就这一点，就可罗列同学一条大罪。钱直向急忙向司令辩说；“我同学再鲁莽，也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地闯祸，肯定是他人冒用他的名字写的，请司令让他当面写，定准不是他的笔体。”司令说，他无权处理，需柏林派人来审讯。他最后说他曾在中国德国军事顾问团呆过，对中国有感情，决不亏待中国人。钱直向要求探监、送食品，送书籍都予批准。后来，这位同学因没有确凿证据定罪被释放。消息传出，钱直向的勇气和正直在巴黎一时被传为佳话。1943年，德军占领法国后扶植了贝当傀儡政府，原法国下议院议长、著名的抗德战士艾里欧被德军软禁在维希，失去自由，一般人都不敢去探望他。一天，钱直向和另一位中国留学生刘先纬到了维希，冒着被德军抓住杀头的危险，进入艾里欧被德军软禁的住处，去探望这位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的抗德战士。在十分寂寞、苦闷中度日的艾里欧，看到两位中国青年来看望他，既惊讶又高兴，双方倾谈了一个多小时。钱直向和刘先纬临走时，艾里欧亲笔写了一封给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托他们想办法转交。门外有德军暗探在盯梢，如何能把信安全带出去，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一旦被发现，非但完不成艾里欧的委托，同时还有杀身之祸。商量再三，他们把手提包的夹衬用小刀割开，将信放入夹衬里，再缝好。出来后大大方方地拎着手提包，结果德国看守人员看了一下就把他们放行了。为了完成艾里欧的委托，他俩立即做了分工，刘先纬到了美国与美国有关当局取得联系。钱直向则和法国当时的反德武装反映情况，最后，美法反德同盟军做了研究，决定武装救出被囚禁的艾里欧。拯救计划、武装人员的联系线路都做了周密的安排，但是，距拯救行动还差两个月时间，抗德同盟国已开始反击，此计划遂被临时取消。艾里欧被德军押往德国，抗德胜利后，艾里欧回到法国，在法国新政府里重新当选为下议院议长。后来，在艾里欧庆祝八十寿辰时，钱直向也被邀参加了盛会。在法国政界、军界、商界著名人士云集的祝寿大典上，艾里欧一眼就看到了钱直向，他拉着钱直向的手，大声地将他介绍给在场的各位贵宾说：“我被贝当政府软禁时，只有中国人来看我，就是这位在座的钱先生。”整个大厅报以热烈的掌声。 

文 / 曹馨广州是个古老的城市，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又名“羊城”，在这座千年古都的中心腹地“越秀”，有一座祭拜“五羊五仙”的祖庙，名为“五仙观”，纪念五位造福的仙人。五仙观最初的建祠可追溯到西汉，宋代已有五仙祠最早的石刻记载，到明清两代，五仙观景致均入选为羊城八景，明代称“穗石洞天”、清代称为“五仙霞洞”、在唐代广州已有“羊城”的别称，这别称是来自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很久以前，广州发生过一次大饥荒，田地荒芜，农业失收，百姓饥荒。可是做官的老爷却像强盗一样，照旧向老百姓要粮食。那时候，城里的山脚下住着父子二人，因为交不出粮食，父亲被抓走了，官老爷让儿子三天之内把粮食交齐，不然就要他父亲的命。这少年十分孝顺，但是却想不出办法去救父亲出来，他急得大哭不止。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他的哭声惊动了天上的五位仙人。一天，南海的天空出现五朵祥云，上有五位仙人，身穿红橙黄绿紫五色彩衣，分别骑着五只仙羊，仙羊口衔一棵一茎六穗的稻子，徐徐降落在这座城市。仙人把稻穗赠给少年，让他赶快把谷粒种进土里，第二天天亮时，就能收获很多的稻谷。少年按照仙人的吩咐种下了谷粒，第二天果然收获了几大筐的稻谷。少年把稻谷如数交给了官府。官老爷觉得很奇怪，就追问这稻谷的来历。少年在他威逼之下，只好据实以告。差役们急忙赶去寻找时，只见五位仙人已腾空而去，五只仙羊也化为石羊留在山坡上，永久地保佑着广州人民，从此以后广州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成为岭南富庶之地。

文 / 怀恪　羊，儒雅温和，温柔多情，自古便是先民朝夕相处的伙伴，深受人们喜爱。《说文解字羊部》：“羊，祥也。”就是说“羊”有吉祥之意。《春秋繁露》中说：“羔饮之其母必跪，类知礼者。”意思是说：小羊在母羊身边吃奶时是跪着的，表示对母亲的养育之恩的无比感谢，因此人们都称羊是懂得礼义之物。从此，人们把羊作为子女孝顺父母的标志，并引申到十二生肖之中。古人把羊视为吉祥物，有三层含义：一、羊是“王”的象征，羊中有王。二、羊在六畜中是最讲礼义的。汉代大儒家董仲舒的观点是羊有好义、死义、知礼等品格。三、羊是美味的代表。古人以“羊”字引申为“美”字，人们视羊为一种美味。以“鱼”和“羊”结合成“鲜”字，鱼乃海味，羊乃山珍，反映人们自古以来口福不浅。羊又可代表美丽。汉字中的“美”字，即由“羊”和“大”两字组合而成。羊大为美，乃古人审美观念的生动体现。长期以来，羊成为人们最喜爱的家畜，因此，人们也常常借助于羊而形容不同的词，这些词语可以说是各异其趣：在《辞源》中羊的注解通阳。三阳开泰含意：冬去春来、阴消阳长，万物新生之始。民间常用的三阳开泰是一种祝福词，表示大地回春，万象更新的意义。也是兴旺发达，诸事顺遂的称颂。因此，旧时常用三阳开泰作黄历新年的祝愿之词。而“羊”与“阳”同音，久而久之便演化为“三羊开泰”的吉祥之说。 

图 / 网路图片文 / 凯文 在中国古代“羊”和“祥”二字是相通的，“吉羊”即“吉祥”，“大吉祥”字样常铸刻于器物上，以求诸事如意，从商代的“三羊铜罍”，汉代的“羊型铜灯”、唐代的“三彩陶羊”，到现今的书画、剪纸等各种民间工艺品中，羊的各种活灵活现，清楚、分明的形象随处可见。郎世宁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及中国宫廷画家，写实画风纪录了清朝初期的中国宫廷人物与景色。上面郎世宁的《开泰图》，取“三阳”的谐音，写生绵羊三只。画面左侧绘有秀石、竹子、梅花。秀石突兀耸立，颇具气势；竹子挺拔，竹叶翠绿清秀；梅花虬枝盘曲，花朵簇簇，疏密有致地点缀其上，一派生机景象。三只羊、一只母羊、两只小羊。母羊站立，一只小羊前腿跪地，向上仰头，正在吸吮母羊的乳汁；母羊一动不动，惟恐惊扰小羊吃奶。另一只小羊则在一旁专心的吃草。母羊与吃奶的小羊的毛色均为褐白相间，而吃草的小羊则为黑白相间毛色。这样的匠心处理，母羊的慈爱、小羊的可爱，刻画得栩栩如生。整幅画面注重光线明暗和物象立体感的表现，生动活泼。画家苏汉臣，北宋末南宋初画家，杭州人，专长于人物画，尤善描绘儿童生活，画风细腻，布局周密。他所画的《开泰图》，图画各色大小造型不一、矫健欢腾的羊群为底衬，中一富贵童子骑大羊于画面正中。羊并不是骑行的走兽，但图中的白羊却配有如神骏宝象般的鞍辔，尤有宫廷贵气。略后有长松梅花做背景，点有一双喜鹊，意取“喜上眉梢”。画面充盈着祥和、饱满、富丽、生发的意气，表述着新春伊始、万物复苏、蒸蒸日上的喜庆之象。《四羊图》是南宋画家陈居中创作的一幅极为生动的动物画。采用南宋院体山水的边角式布局法。画面以斜对角式区分，左下部分为全部景物，右上部分则全部留白，将所要表现的物体加以集中，使狭小的尺幅产生一定的空间感，虚实对比更加鲜明，以此增强画面的吸引力。在很小的尺幅上，画家选取了一个日常的景象，在村郊野外的小土坡上，牧羊人正在小憩，两只白色的小山羊打闹嬉戏，一只似是占到了便宜，惹得另一只发火地低头撞来，另一只毛色略重的老羊似欲走来制止，又一只则立于土坡之上，沉静地俯视着下面所发生的一切。画家将动物之间的情爱描写得十分真实，又富有人世的生活意趣。在置景上力求简单明快，土坡只以墨笔勾出轮廓，略加擦染，几株小草与荆棘也安排得很疏阔，画面左上角画一株老干，侧生一棵新枝。画家亦注重细节的刻画，如立于树干上的两只小山雀，俯首观看，形态生动。全图无论是写物、写景，皆突出了一个“动”字，生活气息极为浓厚。图中山羊的形态描绘准确，体现了画家深厚的写生功底，如小山羊跳跃、抵撞的姿态，老山羊前蹄收缩、双耳上竖的细部动作，甚至翻转的双角，均表现得一丝不苟，体现了宋代院体绘画精工细致、刻划入微的风格特征。全图毫无板滞之气，画家抓住表现对象的主要特征，舍弃琐碎的细节，运用不多的笔墨和写意的手法追求完整而透彻的艺术效果。乾隆帝所作《三阳开泰图》即是一幅仿古而来的花鸟画作。乾隆帝在画题立意上仿照明宣宗之作、造型画法上则参考郎世宁之作。乾隆帝新年得遇“岁朝春”是仿画的契机，前一年遭受“畿南秋沴”则是仿画的动因。面对时常漫漶的河患，乾隆帝除去自省吾身，还通过于特定时间仿画特定题材的画作，表达对好天气的祈愿。新年的风调雨顺也使得《三阳开泰图》显示出持续的影响力。

文/ 张羽良    图/ Thinkstock每年夏天吹袭东北亚的台风，大多生成在太平洋上的关岛和帛琉之间；到了此地的冬季，强烈而寒冷的大陆冷气团正是从贝加尔湖附近区域产生。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的贝加尔湖(Lake Baikal)，是许多古代游牧民族的原乡，也是当年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流放至北海牧羊的历史戏台。湖的成因与地理概述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泊，大约2500万年前，这地区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一大片土地深深地塌陷下去，周围数百条大小河流奔流而来，形成了今日的贝加尔湖。据科学家研究指出，贝加尔湖之所以能维持那么久的寿命，是因湖泊长期处于零下低温状态，故不易氧化缩小。贝加尔湖呈新月形，长636公里，宽24－79公里，面积31,494平方公里，几乎和台湾一样大，是亚洲第一大淡水湖，也是世界第七大湖泊。沿岸地震频繁，温泉四布，有多达336条河注入，其中仅有一条安加拉河为流向北极海的外流河，湖中有22岛，最大的奥尔洪岛长达71公里。它也是世界最深的湖泊，最深处为1940米，平均深度740米，因深度深，其体积达23600立方公里，是世界上容积最大的淡水湖，占全球淡水总量的五分之一，仅次于里海（78200立方公里），倘若全世界的淡水都消失的话，贝加尔湖的湖水量足够支撑地球生物饮用42年。这里生长着众多的水族生物，科学家发现湖中生物达1800多种，其中有三分之二为贝加尔湖特有生物，各种水族动物之奇特罕见，堪称世界所有湖泊之冠，所以又被称为“生物博物馆”。贝加尔湖虽为淡水湖，从地质学的角度也证明她从未与海相通，但这湖中却生存着只有海中才有的海螺、海鱼、龙虾和海豹，原因至今未解。圣石传说视贝加尔湖为众神之地的布里特族人，流传了不少神话传说，尤以安加拉圣石传说最家喻户晓。在贝加尔湖流入安加拉河的出口处有一块巨石横在中流，当地人称之为“圣石”。据说很久以前，湖边居住着一位名叫贝加尔的勇士，膝下有一个名叫安加拉的女儿，美貌动人；贝加尔对女儿非常疼爱，又管束极严，不准她步出家门一步。一日，远方飞来的海鸥向安加拉传送信息，使她得知一位名叫叶尼塞的青年如何勤奋勇敢，爱慕之情油然而生；贝加尔得知后，断然不允，欲将女儿许配给附近一个小伙子，安加拉苦求无望，于是悄悄出走，贝加尔沉睡猛醒，追之不上，随手捡起一块石头向女儿逃走的方向掷去，可是女儿已走得很远，如愿地投入叶尼塞的怀抱。 

文/ 美慧 中国历史向来看重人的道德气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苏武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用自己的一生作教材，教会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什么叫尽忠报国，在出使西域被扣的十九年中，他手中的汉朝节杖从没屈服过，从业绩的角度看，苏武比不上张骞、班超，但在人格修养上，苏武的爱国情操已深深留在后人的心目中。浩浩荡荡 出使匈奴自从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远征匈奴，取得重大胜利，把匈奴残军赶到漠北以后，匈奴的元气大伤，有好几年的时间再也不曾侵犯汉朝边境。接下来，匈奴陆续派使者来访问汉朝，汉朝为了表示礼尚往来，也派使者回访匈奴。但是，匈奴单于其实并不想真心和汉朝保持友好，居然不止一次无故扣留汉朝的使者，不放他们回来。汉朝当然很生气，以牙还牙，也开始扣留匈奴派来的使者。等到这样仍然不能消气的时候，汉武帝决定还是要诉诸武力。西元前一百年，汉武帝下了一道诏书，历数匈奴的不是，准备再次讨伐匈奴。就在这个时候，匈奴及时派来使者，表示刚刚即位的单于想要和汉朝和好；为了表现诚意，还把以前扣留的汉朝使者也一并送回。这么一来，汉武帝经过考虑，决定还是以和为贵，暂停作战计划，并试着和匈奴重修旧好。于是，汉武帝派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忠肝义胆 宁死不屈苏武手中持着长长的“汉节”，那是邦国之间互相往来的信物，他带领着由一百多人组成的和平使团，随着一声威武的号令，庄严而肃穆地启程。但不幸的是，由于苏武手下的一个副职参与谋划的突发事变败露，使得苏武受到了牵连。匈奴单于逼苏武投降。苏武说：“如果卑躬屈节，有辱使命，即使活着，又有何面目再回到大汉！”说完，拔刀刺入自己的身体。经过抢救，苏武慢慢苏醒过来。单于很钦佩苏武的气节，早晚都派人问候。苏武逐渐痊愈，单于派人来逼降。举剑威胁苏武，苏武纹丝不动；用功名富贵诱惑苏武，苏武闭口不答；让归降匈奴、背叛汉朝的卫律好言劝降，苏武破口大骂。单于见苏武如此忠心，更想让他归顺，就把他囚禁在一个大地窖中，断绝他的饮食，企图逼其就范。当时正下大雪，苏武躺在地上，吞咽雪片和衣服上的毡毛，几天后竟然未死。匈奴人以为有神灵庇护，便将苏武放逐到北海荒无人烟的地方，让他放牧一群公羊，并对苏武说：“等到公羊能产出羊奶，你就可以回国了。”随同苏武出使的常惠等使团中不肯投降的官员，也被分别扣留在其它地方。苏武被放逐到北海边，没有吃的，就挖鼠洞里的草籽吃。他手持汉朝的符节，时刻不离，随身携带，以致节杖上的毛缨全脱落了。过了很长时间，单于又派归降的李陵来到北海边，摆筵劝降。李陵与苏武是旧交。李陵说：“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白白受苦，你的信义节操，又有谁看到呢！你的两个兄弟，先前已都因罪自杀；你母亲也已不幸去世；你的夫人年轻，听说已经改嫁别人了；只剩下两个妹妹、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如今又过了十几年，是否还在人世，还不知道。人生如朝露，你又何必长久的如此自苦！我刚投降匈奴时，精神恍惚，像要发疯，恨自己辜负汉朝，还连累老母被拘禁牢狱。你不愿归降匈奴的心情，怎么会超过我！况且皇上年事已高，法令变化无常，大臣无罪而被抄杀满门的达数十家，安危不可知，你还要为谁这样做呢！”苏武说：“为臣的侍奉君王，就如同儿子侍奉父亲。儿子为父亲而死，没有遗憾。你一定要我投降，就让我死在你的面前！”李陵见苏武一片至诚，长叹道：“唉！你真是义士！我与卫律的罪过上通于天！”遂赐给苏武牛羊数十头。后来，苏武得知汉武帝去世的消息后，一连数月，每天早晚面对南方嚎啕痛哭，甚至吐血。爱国情操 流传千古等到匈奴的新单于即位，要求与汉朝和亲。汉使来到匈奴，要求放苏武等人回国，匈奴假称苏武已死。后来汉使又来到匈奴，苏武以前的手下常惠暗中面见汉使，教使者对单于说：“汉天子在上林苑射猎，射下一只大雁，雁脚上系着一块写字的绸缎，上面说苏武等人在某湖泽之地。”使者大喜，按常惠之言责问单于。单于环视左右侍从，大吃一惊，向汉使道歉说：“苏武确实还活着。”这才将苏武等不肯投降的汉臣放回。苏武一行来到长安后，汉昭帝诏令苏武用牛、羊、猪各一头，以最隆重的仪式祭拜汉武帝的陵庙，封苏武为典属国，品秩为中二千石，并赏赐苏武钱二百万、公田二顷、住宅一所。苏武被扣留匈奴共十九年，去时正当壮年，归来时头发、胡须全都白了。后来，汉宣帝为表彰辅佐大臣的功劳，便命人在麒麟阁上，为他们绘制画像，描绘容貌，注明官爵、姓名，共十一人，其中就有苏武。由于苏武的气节和高尚的爱国情操，使他永远的留在世人的心目中。

1945~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此，本报通过走访当年浴血抗战的国军老兵、先烈后代，再现当年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日历史。特推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 李石曾 (网络图片)文/吴文超 李石曾又名李煜瀛，笔名石僧、真民，河北省高阳县人。其父李鸿藻在清同治年间曾任军机大臣，李石曾是李鸿藻的第三子，1902年，李石曾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国。在巴黎，李石曾入蒙达顿农校学习，毕业后又入巴斯德学院及巴黎大学学生物。1909年，李石曾在巴黎西郊创办“巴黎中国豆腐工厂”，以机器新法制豆腐。他在自己家乡招募的工人成为第一批华工，并在工厂开办夜校让工人得以学习法文和一般科学知识。李石曾在巴黎西郊创办的“巴黎中国豆腐工厂”(网络图片)1917年李石曾应蔡元培之邀回国担任北大生物系教授。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他和蔡元培等人在北京建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1917年，他在高阳县布里村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留法工艺学校”。由于赴法学生与日俱增，心系勤工俭学事业的李石曾再度到法国，亲自为学生们安排工作、学习和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经济萧条，大批工人失业，许多中国留学生也无工可做，陷入困境。李石曾利用自己和法国官方及教育界人士的关系，多方奔走，解决了部分学生的工作。1920年，李石曾在北京创办中法大学。同年，他得到孙中山和广州政府的经济支持，在法国建立里昂中法大学。北平中法大学 (网络图片)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旧址正门。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由中法双方合作建立，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入法接受高等教育，直至1946年停止招生。 (网络图片)“9.18”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当时驻国际联盟首席代表颜惠庆将中日问题提交国联大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但是很多国家不了解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暴行。当时的中华民国，根本没有海外通讯社。侨居法国的李石曾立即自行筹资，在法国巴黎商业中心一号大厦楼上建起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海外通讯社，简称“世界电讯社”。法文名称为“AgenceChikiai”。他不惜重金，聘用了两名同情中国抗战的法籍高级记者，协助工作，并在最短的时间里，与法国电讯社“哈瓦斯”签订了交换电讯稿的协议，又与国际联盟新闻处交换有关反法西斯的消息和新闻。这个通讯社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能够直接与国际社会交流信息的传媒机构。它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站在国际反法西斯的高度，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及时地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呼吁道义、伸张正义，成功而有效地向全世界传达了中国抗战的声音。卢沟桥事变后，他在巴黎代表吴敬恒会长出席世界文化合作年会暨国际座谈会，负责倡设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奔走各国，分设各地分会，其宗旨是联合国际力量，阻止日本法西斯的横暴肆虐。他在布鲁塞尔强烈地主张抗战，并公开表示中国必胜的信心。他奔走各国，不断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呼吁国际舆论谴责日本军国主义。李石曾先生不仅仅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声援和道义支持，而且，成功地争取了西方反法西斯势力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援助。1937年10月，日本封锁了中国的海岸线，切断了联系中国与欧美各国的货运渠道。一切来自国外的民用物资和军事物资均无法及时运抵国内，使中国在物质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直接给中国的抗战造成严重困难。他当即在法国购买军火，秘密运到越南附近的海域，再从越南运到我国的云南，支持抗战。当时中华民国政府也希望在法国控制的印度支那开辟新的物资运输通道并指派驻法大使顾维钧先生向法国谋求支持。但是，交涉未果。李石曾先生从二十岁就去法国留学，在法国也可谓一风云人物。他不仅讲一口地道的法语，他和当地上层社会和政府官员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不少人是他的挚友，甚至是莫逆之交。莫泰•勃鲁姆就是其中一位。面对严峻的形势，他临危受命，亲临法国，以私人身份与法国高级领导人莫泰•勃鲁姆等人多次接触，争取他在法国内阁会议上支持中国。当时，日本的战争叫嚣甚嚣尘上，谁支持中国就对谁宣战。法国很多内阁成员不赞成因为中国而引火烧身。莫泰•勃鲁姆在会上要求法国支持中国，如果不支持，他将提出辞职。莫泰在内阁议会的地位举足轻重，内阁议会不让他辞职。因此，最终促使法国同意援华抗战物资通过印支这条渠道运抵中国。当时，如果没有李石曾先生与法国政府要员的极好的私人关系，能够争取到法国高层的理解和支持，想做到这点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李石曾先生是当时能说服法国做到这点的唯一的中国人。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很多国外的援华物资就是通过这唯一的通道运往了中国。后来，李石曾先生还与莫泰等法国官员商谈，计划在越南设立飞机装配厂，以便更有效地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援。他们商定所有的武器援助只是用于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不是用于内战。随着日本军队的南进，形势越来越严峻，日本占领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和乡村。这种形势不仅仅威胁着中国的生死存亡，同时对欧洲的反法西斯力量也是一种很大的压力。于是，李石曾先生又和法国的官员商量，希望中法两国进行合作，抵制日本在东南亚势力的扩张。他们考虑到法国经济比较发达，他们可以出钱，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可以出人。最后他们商定选派上万名精干的印支青壮年志愿者到法国进行现代军事训练，然后再派往亚洲战场，展开对日作战，在东南亚牵制日军的力量，支援中国抗战。遗憾的是，在这计划进行的过程中，法国本土已经被法西斯占领，法国必须全力以赴直接面对法西斯侵略者，已经没有条件再来完成这个计划了，所以最终未能完成。1940年3月29日，汪精卫投降日本，在南京成立伪政权。他和他的羽翼积极谋求国际社会的承认。法国首当其冲。日本也用极大的政治攻势动员法国，企图促使法国率先承认汪伪政权。6月，法国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封闭了滇越铁路，切断了中越运输线。1941年7月1日，德国和意大利宣布承认汪伪政权。法国政府承认汪伪政权已如箭在弦。其它国家亦在观望法国政府的态度。中华民族的命运又一次面临严峻挑战。民国政府派驻法大使顾维钧多方奔走，力求阻止法国对日伪政权的承认。竭尽全力之后，毫无结果。顾维钧先生急电重庆告急。当时的民国政府也认为形势危急。于是，急电李石曾先生请其回国面商应对办法。先生当即搭机抵达重庆，住嘉陵宾馆，和蒋介石、吴静恒、以及当时的外交部长郭泰祺商量办法，并表示义不容辞，即日专程登机奔赴法国，拜访了当时担任法国国会议长的赫里欧先生，深入坦诚地对他阐明这件事的严重性，以及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影响。同时，李先生从国际反法西斯的高度，申明承认汪伪政权对法国本身的危害，以及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影响。赫里欧对他的观点深信不疑。于是，赫里欧当即约同陶乃容（DORIAU）一起去见当时的法国总理、国防部长兼管外交的达鲁弟（DETALIER）。最终，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达鲁弟总理改变法国的立场，拒绝承认汪伪政权，从根本上扭转了局势。因而又给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势力以沉重一击，在国际舆论上阻止了日本侵略中国合法化的进程。李石曾先生于1941年年底在重庆举行的一次晚宴上，再三强调自己的信心“中国人决不会投降”。当时在场的有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洲、比利时等国的大使、公使和领事。他希望通过他们，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传达给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人民。在这个宴会的次日，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他离开重庆飞往美国。在乘美国航班飞往旧金山的途中，经过檀香山，遭遇日本空袭美国军事基地珍珠港的事件。那是美国和日本尚未宣战前的最后一班飞机。这一天，他接受了英文版《自由世界》记者的采访。记者采访后发表了《风云剧变之日飞渡太平洋》一文，全文刊载了李先生的讲话。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他不断强调，侵略者必败，正义必胜的信念。他当时就表示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中国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而且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他说：“照我个人的信念，胜利是一定的。”他谈到“由欧洲经美国回国时，沿途上凡是听到不好的消息，我的欧洲朋友们便以为中国一定完了。但现在，我相信他们已经真正认识中国人决不会投降。”他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的战争联系起来，希望美国人民、英国人民以及世界上反法西斯的力量联合起来，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他在日本刚刚空袭美国军事基地珍珠港后抵达美国。他说：“到美国后，看见美国人士受这次刺激后的勇气顿增，看见他们具有伟大的决心，参战不全为自身着想，恰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的，是为人类自由的前途而战。这和我知道的英国和其它欧洲沦陷区人民抗战情绪之热烈完全一样，使我觉得我们一定可以将集权势力打倒。”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高度评价李石曾先生，说他“在对法国当局打交道上是有极独特地位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他是中法间最密切的联系人，许多法国显要人物对他的话都听得进。”李石曾先生不仅仅为中国的抗日积极奔走，在法国的大部分领土沦陷后，李先生与其他国际反侵略人士曾经在里昂做地下工作。他创办刊物，发表演说，宣传正义，反对侵略，并不辞劳苦，多次奔波于亚洲、欧洲、美洲的很多国家之间，联合欧美各国反法西斯人士致力于反法西斯的斗争，在这期间，他多次主持 “世界社团”大会，进行民间社团的沟通和交流，为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1944年，为了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贡献，国民政府授予他“一等卿云勋章”。

【作者按】柬埔寨一直被称为鱼米之乡，是许多往南洋求生的中国南方人爱选择居住的地方，所以华侨特别多。高棉人本是纯朴民族，和中 国人一向和平相处，你营我商，你不争我不斗，各有各的专长，各有各的行业。来自不同地域的华侨们都设有自己的学校，让孩子们受到良好教育，人们都能安居乐 业，所以谁都爱上了这安静的小国土，都愿意扎根于此。谁料好景不长：由于种种政治因素，这美丽的家园，终于因为共产党的几个野心家，变成了露天大坟场。（接上期）文/谢锡祺1975年4月17日，柬共红色高棉军队进入金边后，原本当地的居民被赶出金边。（AFP/Getty Images）从越南办证件来法国的经过首先必须要有柬埔寨的身份证才能申请，我和大多数难民都没有证件，迫不得已伪造证件去申请。我花钱找人伪造了逸宝的出生纸张，驾驶证（我连驾驶都不会）以及过边境许可。在生哥的住处非常难申请。突 然有一天，慧英吃了越南不卫生的食物，中毒、肚泻、呕吐、发烧，情况非常严重。在越南得了此病很危险，我马上将她送到特别的医院，在医院里得此病的人很 多，我亲眼看到了有三四个治不好被抬了出来。还好慧英脱离了危险，然后转到潮州医院留院两天。回家还要工作，厨房工作太劳累，加上在生哥家里她和舅母有矛 盾，看来也是不能呆太久了。于是我自己只好赌一把到西贡租屋了，邻居碰巧是慧英的小姨丈，但我没法向他们讨回他们所欠的美金，看着人家用我的美金来过活真 的是有苦难言，而这时我也从尼姑庵里领回了逸镮，并办理了证件在移民局登记。一直等了很久，还是没消息！我申请入法境比一大堆人都早，但 是这一批人都已经登上机了，我感到非常心烦。差不多一年多的等待，突然有一天移民局传讯过来说我们可以入境了，慧英笑容满面，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高兴 不起来。晚上告诉慧英必须要带上结婚的家庭照片在身上，这照片是爸爸生前寄给生哥，生哥转交给我做纪念的。当时慧英很不高兴，批评我乌鸦 嘴。早晨一家人就坐在移民局一官员面前，年轻官员首先拿出了我驾驶证，放到桌上，问这一张是否是真证，我也承认是假的。马上这官员便吼叫着：“你这一个大 胆包天的家伙，竟敢欺骗越南政府！”随后又拿出了第二张入境证，我便答到这一张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辨言说因当时入境我一家人都病了，给一个越南人10越 盾为我办得的。第三张是逸宝的出生纸张，不知什么原因我夫妇俩一同发出声音回答说这一张是真的！这年轻官员就用英文向我喊：“get out！”然后指向该局的一个角落拿出一张纸要我写下这一切的经过，我回答到：“越文我不会写。”他说到：“随你的便，懂什么文化，写！”然后他转向慧 英，对她说到：“太太我知道你确实是一个柬埔寨人，这先生给你多少钱，你告诉我你便很快可以离开越南了。”在角落的我大声喊他来看我们的结婚照片，此官员 便闭了嘴，但警告我永远也别想离开越南！经过这场争执，我心里很不高兴！人义、锡茂寄来的钱还能撑多久呢？过了一段时间，我只好找后门了。我找到 柬埔寨华人阿荣，问他有没有别的法子，阿荣只隔了一天便回复我，说酬劳是三两黄金，保证三个月一定能被批准出境。真是险恶！但我仍准备接受他提出的条件。 还未到三个月，有一天我去移民局，看到布告榜，在被批准的名单中竟看到我的名字，我慌忙回家告知慧英并马上到那个越南当局的纳税处办理证明，终于办好了。 ...

（接上期）文/润珍商鞅变法时徙木立信。（网络图片）秦穆公认为，晋国百姓是无辜的，还是应该给予粮食援助。然而，到了第二年，秦国也发生饥荒，向晋惠公请求粮援，晋惠公却趁机率军攻打秦国。不得已，秦穆公哀兵出征，击败并俘获了晋惠公，但最终还是释放了他。秦穆公的一再以德报怨，足以证明秦国曾经颇有仁义古风。而称秦国为“虎狼之国”，其实都是商鞅变法以后的事情。商鞅变法虽然容易在短期内奏效，但国家政令的贯彻实行，仅仰仗予富予贫、予贵予贱以及施用严刑峻法的权力，人民的守法就只能是出于恐惧和贪欲，就会“免而无耻”，趋向功利。而连坐制度开了株连的先河，人民由宽容忍让而变得互相监督，因恐惧连坐而互相揭发，也极大败坏了淳朴的与人为善的民风。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即使仓廪实，也难祥和快乐。赵良论商鞅必亡直到今天，商鞅的连坐制度还延续在这个国度阴魂不散。所以就难怪，商鞅能被一些人看作了不起的改革家了。是商鞅真的见解高明，跨越古今吗？其实，真正高明的人自然能看出霸道的危害。与商鞅同时期的大臣赵良就预见到商鞅的下场。商鞅在秦国任宰相十年，权焰熏天，志得意满时，赵良却跟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你治理国家却对百姓漠不关心，光顾着大建豪华的宫殿城阙。这些工程算不上政绩。”“你利用法律手段割掉太子老师公子虔的鼻子，对平民百姓你随意用严刑酷法予以残害。这不是执法，只会积累怨恨酿成大祸。”“传统道德对百姓的感化比官府的恐吓命令更能深入人心，下民效仿上官的清廉正直比遵循上官的三令五申更为迅速。现在你排斥传统道德，用权力来强行灌输所谓的先进文化，这谈不上教化百姓。”“你出行的时候，后面随从几十辆车子，车子上载满全副武装的士兵，有身材魁梧的大力士陪着你坐车做贴身保镖，车子旁边还有手持矛戟的徒步卫士飞奔护送。这几样东西只要少了一样，你就坚不出门。”“‘仰仗道德的人走向昌盛，仰仗暴力的人走向灭亡’你现在处境危险的就像早上的露珠受阳光照耀一样，还想延年益寿吗？”“你为何不放弃权力，归还十五座封邑，到乡下去浇灌菜园，劝说秦王多做好事：提拔被埋没的贤能、赡养老人、抚恤孤儿、尊敬长辈、礼遇功臣、尊崇有德之士。这样可以使你稍微安全一点。”商鞅哪里听得进这些盛世危言，依旧我行我素。商鞅死于自定的法律后来，秦孝公过世，太子即位，太子老师公子虔告发商鞅意欲谋反，秦惠王下令派人逮捕商鞅。商鞅本是魏国人，就潜逃到边境，天黑了想在旅馆里住下。旅馆老板拒绝他说：“对不起，商鞅定下了法律，入住客人没有身份证明，要连旅馆老板一起治罪。”商鞅不敢住店，连夜逃到魏国。然而魏国因为他曾经背信弃义，又是秦国的通缉要犯，拒绝接纳他。商鞅逃回自己的封邑，纠集一帮人马进攻秦惠王。秦惠王调动大兵讨伐，将商鞅兵击破。商鞅又向东逃亡，路上被擒获杀死。秦王下令将商鞅尸体车裂，商鞅家族灭族。       （全文完） 

商鞅变法（网络图片）文/润珍商鞅，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通过变法将秦国短时间内改造成富裕强大之国，但严刑峻法无法让国家长治久安，等秦孝公死后，商鞅则被车裂灭族，却没有人同情（“秦人不怜”）他。秦国变法乃杀鸡取卵之举孔子与商鞅不同，孔子推行自己的仁道，即使不被重视也不改原则。所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而商鞅是极端功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公元前361年，商鞅入秦，仅仅29岁，而发布“求贤令”的秦孝公才22岁，刚刚登基为王。据《史记》记载，商鞅第一次去见秦孝公，他试探性地从三皇五帝讲起，还没说完，秦孝公已经打起了瞌睡。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监：“你推荐的什么朋友，就知道夸夸其谈。”商鞅反而高兴了：“原来秦公的志向不在帝道。”第二次见面，他又从王道仁义讲起，秦孝公还是觉得不着边际，哈欠连天。商鞅更高兴了：“秦公志不在王道。”有了前两次的试探，商鞅第三次去见秦孝公，就说起了“霸道”的方法；秦孝公很感兴趣，激动地握住商鞅的手：“请先生教我。”商鞅能一再受到秦孝公召见，走的是秦孝公宠幸的阉臣景监的后门。后来，景监问商鞅是怎样打动秦孝公的。商鞅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这一次讲可以速效的“强国之术”，很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了。商鞅知道即使秦国变法强大，后世必然不复殷周的文明成就，因为先贤重视道德教化，而商鞅崇尚暴力威化，辣手治国。这也是迎合秦孝公的心，是杀鸡取卵之举。立法轻罪重刑 人民胆战心惊商鞅为人刻薄少恩。变法初期，给新法提意见的人很多，商鞅竟借口太子触犯新法，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处以刖刑（砍脚），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刻字涂墨），于是“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新法推行十年后，成效非常好，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人，又改口说变法的好话，等于是向商鞅认错，商鞅却趁机大做文章，将这些“乱化之民”全部发配远方，从此秦“民莫敢议令”。几年以后，商鞅又以公子虔触犯新法为由，将他处以劓刑（割掉鼻子）。刻薄少恩的品性，如果仅仅表现在一般执政者身上，为害不会久远，人去政息而已。但作为主持秦国变法的人物，商鞅的刻薄少恩，已非常深刻地体现于他所制定的法令中。商鞅唯利是图 无情无义出于极端的功利主义，商鞅可以出卖信义，无所不用其极。按照商鞅在秦国实行的变法，奖励军功是非常主要的内容；爵位、田宅的封赏，主要是根据军功授予的。于是，商鞅说动秦孝公，让他亲自带兵去攻打魏国。而为了确保在战争中取胜，商鞅竟利用自己与魏国将军公子卬（古同：仰）的友谊，欺骗公子卬。商鞅说他不忍心与朋友相见于战场，希望双方讲和，高兴地饮酒罢兵，使秦魏两国得以相安。公子卬前往商鞅军中签署和约，却就此成了商鞅的俘虏，所率领的军队也在全无防备之中被秦军偷袭全歼。经此一战，魏国空虚，不堪再战，只好把整个河西的土地都割让给了秦国。靠着这样得来的战功，商鞅连升四级，一举获得了最高爵位（彻侯），并得到商、于之地的十五个邑的封赏，从此号称“商君”。秦国由仁义之邦变成恐惧之邦商鞅通过奖励军功，建立一个以军功等级制为基础的社会，并将鼓励战争杀戮彻底制度化，推崇暴力，“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将整个国家改造成一部战争机器。后来有人以秦国“与戎狄同俗”，谓秦人有“虎狼之心”，来说明秦人从来都具有嗜杀的本性，事实却与此相反。《左传》上说，秦穆公在位时，有一年，晋国发生大饥荒，晋惠公向秦国请求粮食支持。对于晋惠公，秦国是不喜欢的。当年，晋惠公在秦国的支持下继任晋国国君，却立即与秦国翻脸，自食其将晋国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的诺言。（未完待续）

【作者按】柬埔寨一直被称为鱼米之乡，是许多往南洋求生的中国南方人爱选择居住的地方，所以华侨特别多。高棉人本是纯朴民族，和中国人一向和平相处，你营我商，你不争我不斗，各有各的专长，各有各的行业。来自不同地域的华侨们都设有自己的学校，让孩子们受到良好教育，人们都能安居乐业，所以谁都爱上了这安静的小国土，都愿意扎根于此。谁料好景不长：由于种种政治因素，这美丽的家园，终于因为共产党的几个野心家，变成了露天大坟场。文/谢锡祺（接上期）经过两天的休息，刮了一身痧，我打算乘车到堤岸（Cholon，胡志明市的一个地区名称）投靠表哥去，因为越南刚解放，当地政府计划把城民赶到乡间（经济区）耕作，于是一切的交通都被越军封锁。其实越南共产党也打算跟柬共的政策一样，但看到柬埔寨的这场空前的大灾难，堤岸的市民很团结，并扬言如果越共敢出此下策，他们就会将整个西堤都烧尽！（越南人和当地的华人都很聪明，因此也吓倒了越共！）为了能通过这一关，我用爸爸给我留下的珍贵纪念品（Rolex）作为代价行贿越南守军，这样我很顺利地到了堤岸。1975年4月17日，柬共进入金边后，当地的居民被赶到街道上。（AFP/Getty Images）首先我找到光为表哥，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为顾客理发，他看见我时，惊愕的说到：“你来做什么？”我感到他这样的回话真是太无情了！（他也应该想到自己的弟弟光池在金边不幸病逝于中华医院，我爸爸是他那时唯一的亲人，就代他尽亲情，亲手料理光池的后事，现在他这样问我，真是一个混蛋！）我愤怒的回答他：“希望你带我去见润生哥哥！”。等了一会儿我便上路到Cholon六省路润生哥家去，但润生哥不在家，只见到舅母，她老人叹气说到：“你从老虎口里逃出，又进了狼口。”直到傍晚润生哥才回到家，他二话都不说，马上将我全家送进崇正医院接受治疗！到了医院，医生为我们检查，最后建议我全家人必须要吃多肉，补充身体。润生哥的事都是爸爸在世时告知我的，说如果有什么事我可以找这位表哥，他是个可靠的亲人。当年我生母对润生哥也特别的宠爱，这样的幸运也是因为“父母所造之德”，我得到了回报，感谢上主！两天后我便返回润生哥家里，我被安置在家中，在织胶带机上开始工作。起先润堂弟指导我学习技术操作，慧英被安排为一大家子做饭，洗衣服。每到傍晚就有一大盒的衣服要洗，体弱的慧英是决不能担任的，我就代她工作。每到晚上停机后，我便代替她来完成此艰辛的工作。润生哥真是一个知情达理的人，看到这情况，便叫润堂、润鸿两个表弟一块帮忙！我们每天辛勤工作也得到表哥的豪情豪义，给我们酬劳。我不得不说声，感谢润生哥这伟大的亲情。不幸的是慧英的性格，时常小题大做，毒打小小的逸镮，我时不时为此跟她发生口角。最后润生哥和嫂子发觉了，生嫂建议把逸镮送到尼姑庵寄养，此情况比起受母亲的毒打和人间地狱（柬埔寨），还算是幸运了！过了三个月，越南政局恢复开放，便由生头表弟（润生哥的二弟）载我到西贡街市旁边的一个卖水摊位，后来结识了两位越南姑娘，要了我曾经在新加坡工作过的船只的停泊地址，帮我向船长要了一张服务证书，并告诉船长柬埔寨所发生的事情。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了证书还有五十美金，我感到非常欣慰！这些日子里，我时常骑车到华人难民的集中街道（TANDA）喝杯冰茶聊天，和他们无所不谈，谈的最多的就是柬匪恶人的罪行！在说话时，大家都建议把这惨无人道的罪恶投诉到联合国，但大家都没能力交邮费，我自告奋勇出这笔邮费（2000越盾），大家随后都签上名。我最亲的朋友朱仔（后来到了加拿大，也不幸很年轻就逝世了，真是太惋惜了！）也是这么认为的。这期间，我无意中碰到了一个熟人，此人是我读书时朋友的亲叔叔，悉知这位朋友在朗诺政府时到了法国，我也趁机委托此人在寄信时加了我一张纸条给此友，希望能找到锡茂。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大约十二日或者十三日的时候吧，金边被轰炸，弟弟离开了柬埔寨。说起来我也感到难过，因为还有弟妇楚儿及一个侄女逸贵和一个侄儿召满尚在金边，那边是苦海。我弟弟得到爸爸的学友黄显理的帮忙，在迫击炮轰炸波士东机场时，冒着危险跑上了美军机，我没有弟弟的地址，但是凭此短条竟找到了锡茂，也许是天主显灵吧。同时我也写了一封法文信寄到老挝的文化（部）借以转交给慧逸（慧英的妹妹）的妹夫（BernardLOUBO），一封给了慧英的小弟，也被收到了，真是天大的奇迹，谁说天主不存在？真的不可思议！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忽听到舅母从楼下喊我，我便下楼，有一位男士找我说是锡茂从法国发来电报，他受人之托，交给我一块金条！我感到非常惊愕，也感到很高兴。此事后，我将这金条交给慧英看，我便问道：“你当时反对我用五千柬币给锡茂他孩子出世救急，逼得我不得不偷老板的财务变卖拿到了五千柬币偷偷交给锡茂，现在你感到如何？”此事之后，我恼火爱妻的自私以及不理解我的亲情，对她很失望！而慧英也只好低头不语了。不久之后就接到人义弟的通知，也等到了可以去法国的生活的保证书及入法境通知书！我的心这回才算是安宁，我的预感真是太奇妙了。说到人义弟，他是个善心人。我回想起自己曾经的种种，小时候摆老大的架子，打过他。记得有一回，爸爸他老人家留下几百美金，这是全家老小的救命钱，交代大家都不能动。我跟锡茂都不敢动，但人义弟却轻易地借给了一个船员去做走私活动，我得知他的此举动后便重手打了他。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行为也太冲动了，为什么我不冷静下来好好想想。当时他还不成熟，对这个社会还没有全面的认识，还好这些美金最后被追讨回来了。直到柬埔寨局势紧张时，他也去了泰国，寄住在水林堂兄家里。到一九七五年，柬共屠杀居民，全世界都知道了，他才有机会从泰国来到法国。这一切的巧合，我觉得也是父亲在天之灵的照顾！（未完待续） 

文/凤凰可以肯定地说，女人在周恩来的政治生活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周恩来利用女人的本事，和政治统战的手段，是毛、周文革权斗，周一直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邓颖超（左）与孙维世（网络图片）从《叫父亲太沉重》谈起司马璐在《早年周恩来身边的女人初考》一文中披露，艾蓓写的《叫父亲太沉重》一书，基本背景是事实，问题是，她没有勇气用第一人称，而是故弄玄虚，用迂回曲折的小说笔法来表达，以至很多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开放杂志》主编金钟披露，新近出版的《司徒华回忆录》，提到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港支联曾协助一名“毛泽东情妇”移民美国。她就是毛身边仅次于张玉凤、孟锦云的女人陈惠敏（陈露文）。毛认陈惠敏为女儿和情人。当问到《叫父亲太沉重》，周恩来有没有婚外情时，陈露文毫不犹豫地说：周有情人，是一位将军的妻子，比陈大十岁，是海政的舞蹈演员。周常打电话找她，在她们那圈子里人皆知道。她说：“艾蓓完全是周恩来的女儿！”艾的养父是个副部长（即中央社会调查部副部长罗青长），生母在北京，当然不会公开。王一知 张文秋中共初期一位著名美女王一知，也曾经是周恩来的密友。王一知原是中共成立时东京小组施存统（复亮）的夫人，后来与张太雷同居，张死于广州暴动，王一知长期受周恩来的特别照顾，当年张国尽夫人杨子烈亲自见到邓颖超打过周的耳光，王一知也受过侮辱。共党地下工作者深谙“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个中三昧，谍报人员潜伏敌后都是以夫妻档为掩护。周恩来在上海时，还有一位神秘女友叫张文秋，又名张一萍，她是专职性“住家主妇”的女同志，像周恩来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当年在上海的住家绝不止一处，张文秋就是周的其中一个住家主妇，后来张文秋被共产国际情报组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看中，周恩来派张文秋做了佐尔格的妻子，佐尔格又把张文秋让给另一个德籍助手（中文名吴照高）做临时夫人。延安时代，周恩来、邓颖超把张文秋介绍给毛泽东。张文秋很得到毛的喜爱，她又把自己同母异父的两个女儿刘松林、邵华嫁给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他们既是亲家，又是周恩来、张文秋、毛泽东三人之间的纽带，主要串连者是邓颖超，政治意涵耐人寻味。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也是个谜，毛泽东、江青的结婚，现在中共的说法是周恩来介绍的，中共地下工作的负责人王世英、杨帆等当时向党中央提出资料说，江青私生活糜烂，被称为“公共汽车”。中共中央大多数人也反对毛江结婚，但是周恩来说，江青在上海地下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中央最后通过毛江结婚，江青可以做毛夫人，但20年内不可以担任政治职务。5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为中央主席秘书时，周恩来提议加上江青，后来中共中央有过文件，这是江青从毛夫人到合法参政的开始。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江青互相吹捧。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江青可能是周恩来安置在毛泽东身边的西施或貂蝉。至少说明了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是不寻常的。孙维世 黄慕兰周恩来和孙维世，超过养父和养女之间的关系，明知其事，严格保密而又用政治手法处理的是邓颖超，早在1937年，周恩来把孙维世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带回家中时，那种喜悦，邓颖超早已看出周恩来内心藏着一个秘密。1951年，邓颖超主持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其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金山的第二任妻子电影明星王莹，也是和周恩来私人接触最多的。后在周的安排下，与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地下党员）谢和赓结婚赴美留学。在上海地下工作中，还有一个和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女人，是黄慕兰，她当时以交际花的身份活跃社交场所，由于她艳压群芳，裙下有律师、法租界的包打听（暗探）、翻译官等，她在周恩来身边，往往能提供最重要的情报。向忠发在上海叛变，千钧一发之际，是黄慕兰救了周恩来一命。周恩来守口如瓶周恩来身边到底有过多少女人，永远没有人知道，周恩来时时强调保密的重要，在一次会议中说：“保密的事非同小可，回家后，不要一时高兴就说出来”，“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对她就是不说”。邓颖超也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说，他们结婚后，聚少离多，他到哪儿去，“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从没有讲”。周恩来一向“守口如瓶，滴水不漏”，“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是很多的。”周恩来去了哪儿，当时的白区活动，一种是中共的“住机关”，这种住机关有的男女同志，假扮成夫妇，一种是单身女性，专门接待高级领导人的，另一种是妓院，因为妓院可以闭门“密谈”，环境也容易控制。向忠发的小老婆，就是周恩来替他从妓院中选的。早年北京的高层人士都知道，艾蓓是罗青长的女儿，而艾蓓的相貌完全不像罗青长，却像周恩来。罗青长是长期担任周恩来的情报保卫工作的，他与周恩来的关系和汪东兴与毛泽东的关系差不多。周恩来临终时，把罗青长叫到身边，连说了四个“托”字，“托”什么呢？他没有来得及说，托党和国家大事，罗青长还不够条件，周恩来的家事有邓颖超，也不用“托”给罗青长。周恩来“托”罗青长的事是照顾艾蓓。第一位女人张若名根据现有资料，法国的中法文化交流中心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论文辑录”，出版的“导言”中说：“张若名是中国第一位留学法国而取得博士学位的女学生”，是20世纪“20年代改造中国的理想主义者”。五四运动前后，周恩来、张若名、邓颖超有过三角恋爱关系。周恩来与张若名相恋于先，然后邓颖超横刀夺爱。中共早期数据中，谈到当年那个风云的时代，周恩来与张若名出双入对的柔情蜜意故事，张若名也长得比邓颖超美丽，当时被称为才女，他们手牵手参加过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0年1月同时被捕，11月双双到法国同居。当周恩来和张若名热恋时，邓颖超不断给周写信。当时国共第一次合作不久。邓颖超在国民党中很活跃。她到广州后，与国民党的上层多有交往，与鲍罗庭夫妇关系密切。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始终是蒋介石的部下，而邓颖超已经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了。当年周恩来在巴黎决定放弃张若名而接受邓颖超，主要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共反右以前，周恩来曾到昆明秘密探访过张若名，1958年张若名在昆明投河自杀。